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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要以精确的数学规定来理解这种数量。人们总是停留在粗略估计的水平上：“较大量地”（pleon）、较小量地（elasson）或者尽可能少地（hōs hēkista）享用快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十分精确地注意快感享用的程度是无用的，而是说不可能预先一次性地规定好在身体和它的环境之间引起各种因素——干、热、湿、冷——相互作用的性活动的节奏。如果性行为确实是养生法的对象，并且需要加以“节制”，那么这是因为它们——通过身体的运动和排出精液——产生了各种发热、发冷、发干和发潮的效果。它们降低或提高了保持身体平衡的各种要素的水平；它们也因此改变了这一平衡与这些要素在外部世界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发干或发热可能对湿性和寒性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如果所处的季节和气候本身就炎热和干燥，那么发干或发热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养生法不需要确定性活动的数量和规定它的节奏：它需要在人们只能界定其整体特征的性关系中协调各种质的变化和各种必要的调整。我们可能顺便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伪篇《问题》的作者似乎是惟一从这种体质生理学最著名的原则之一（即女人一般是寒性和湿性的，而男人则是热性和干性的）中得出了性交的活跃期对于男女两性来说是不同的结论：这就是说，女人特别爱在夏天进行性交，而男人则特别喜欢在冬天性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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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养生法质疑性实践，不是把它当作在方式与价值方面各不相同的全部性行为，而是当作一种“活动”，人们应该根据时间标准大致决定是对它放任还是限制。在这一点上，这一养生法接近于后来在基督教教士守则中出现的某些规则。因为后者为了限定性活动，也是从时间方面来规定某些标准的。但是这些标准不仅更加明确，而且使用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它们规定了在哪些时候可以进行性活动，在其他什么时候不可以进行性活动；而且，这种严格的安排是根据各种变量来确定的：包括礼拜年份、月经期、孕期或坐月子时期。(35)与此相反，在各种古代医学养生法中，变化是渐进的；它们不是按照允许和禁止的二元方式来安排性活动的，而是建议不断地在性活动的多与少之间上下浮动。它们并不认为要根据各种时间限定来决定性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实践：相反，性行为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在个人与世界、体质与气候、各种身体因素与各种季节因素之间的交点上，它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有害的后果，因此，它应该服从一种多少有点限制性的管理。这是一种需要反思和审慎的实践。因此，问题不是去为所有人确定统一的享用性快感的“工作日”，而是很好地测算出进行性交活动的各种恰当的时机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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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冒险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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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性活动”（aphrodisia）的养生法以及节制性活动的必要性，并不假定性行为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不是原则上要被否定的对象。它们的问题在于享用方面，在于如何根据身体的状态和外部环境来调节享用。然而，人们之所以必须求助于一种细心的养生法，并且警惕地关注性实践，是有两组原因的，其中表现出某种对性活动的后果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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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组原因与性行为对个人身体的影响有关。毫无疑问，人们承认性活动对于一些体质是有利的：对于那些受黏液过多折磨的人就是如此，因为性活动可以把那些变质后会产生这种黏液的体液排出体外，而且，对于那些因消化不良而使身体日趋衰竭、腹部又冷又干的人来说，也是如此；(36)相反，对于其他一些体内和头脑里充满体液的人来说，性活动产生的后果倒是有害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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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在原则上是中立的，而且前后不一致，但是性活动还是经常遭到怀疑的对象。第欧根尼·拉尔修转述了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冬季要多性交，夏天则不宜；而且春秋季的性活动要非常节制，因为它在整个季节里对健康都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在这句格言中，季节养生法的普遍规则是与一种不断减少性活动的要求、一种认为性活动具有内在危害性的观点直接相关的。而且，第欧根尼还引用了毕达哥拉斯对询问什么时间做爱更好些的人的回答：“当你想淘空身体的时候。”(38)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根本不是惟一表示类似怀疑的人；在一些医学或卫生学的著作中，还提到“尽可能少”的规则和“较少损害”的要求：迪奥克勒的《养生法》提出要确立快感享用引起“最少危害”（hēkista enochlei）的各种条件；(39)而且，亚里士多德的伪篇《问题》把性行为的后果比作拔起一棵植物总会伤害到它的根部，(40)建议人们只在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才发生性关系。通过这种规定什么时候享用性快感是有益的、什么时候是有害的养生法，我们看到一种严格管理性活动的总倾向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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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性活动的怀疑还表现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即许多最重要的器官都受到性活动的影响，而且可能因为性放纵而受到磨损。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脑是第一个受到性行为影响的器官，因为它是全身中“最冷的部分”。精液的排泄在让身体摆脱了一种“纯粹和自然的热量”之后，产生了一种发冷的一般效果。(41)迪奥克勒把膀胱、肾脏、肺、眼睛和脊髓排在特别容易受到快感放纵影响的器官之列。(42)根据《问题》一书的观点，眼睛和腰部特别容易受到损害，可能是因为它们在性行为中的消耗要比其他器官大，也可能是因为过多的热量会使它们产生液化现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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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器官之间的多重关系说明了性活动如果不遵循必要的节欲准则就会引起各种不同的病理后果。我们应该注意到，人们没有经常提到完全禁欲可能引起的心烦意乱——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44)因性活动安排不当而产生的各种疾病通常都是纵欲之病。这就是希波克拉底在《论疾病》中界定的著名的“背部肺结核”，而且，对其病因的描述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中比比皆是。这种疾病“特别爱侵袭年轻的新郎”和“热衷性交的人”（philolagnoi）。它起源于骨髓（我们将会看到，骨髓被认为是身体中储藏精液的部位）；它让人感到整条脊柱都麻痹了；人在入睡时，精液会不知不觉地流入小便和大便中；于是，病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一旦病人疼痛时伴有呼吸困难和头痛，那么他可能要死了。一种有关软性食物和排泄的养生法能够治愈这种疾病。但是必须是在整整一年的戒除饮酒、锻炼和“性活动”之后。(45)同样，《流行病学》也提到一些因快感放纵而引起重病的病人：亚布代尔的一个居民因为性交和饮酒而发起烧来，开始时伴有恶心、心痛、口渴、黑尿和舌干；高烧经过多次减退和复发，(46)直到第24天，才告痊愈。与此相反，一个来自美里贝的年轻人在长期的狂饮和性放纵之后，一开始感到肠道和呼吸道不舒服，然后一连病了24天，最后在完全昏迷中死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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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经常指责运动员的养生法太过分了，但是它却被引用为性节制能够产生好效果的例证。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谈到一位奥林匹克的优胜者塔伦特的伊索斯时，提到过这种养生法：他雄心勃勃，“拥有技艺、力量和节制”，为了投身训练，“他绝不接触一个妇女，也不碰一个男孩”。据说克里申、亚斯蒂卢斯和迪奥庞普也是这样。(48)毫无疑问，关于这种实践的原则，有好多种不同的论点：如在比赛和战斗中，正式的禁欲是成功的条件之一；还有，如果运动员希望能够确保对于其他人的优势，那么他应该在道德上战胜自己；最后，如果运动员要想保存性行为所浪费的体力，那么他同样必须管理好他的身体。虽然女人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按时进行必要的排泄活动，需要发生性关系，但是男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保留他们所有的精液。他们的严格节欲不会危害到自己，而会让他们的力量整个地保存在自身中，积累它、集中它，最后让它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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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种对养生法的担忧中，存在着一种悖论，即人们既要公平地安排性活动（它本身不能被视为一种邪恶），又要限制它（性活动“愈少”总比性活动“愈多”好）。如果身体激发起了一种能够生育的生命物质是自然现象，那么把这种生命物质排出体外的性行为既在原则上符合自然的要求，又会产生危险的后果。整个身体，无论是它的最重要的器官，还是最脆弱的器官，都有着为这种自然所要求的消耗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危险。而且，保留这种想流出体外的物质可能是一种赋予身体以最大能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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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后代的关心也促使人们应该对性快感的享用保持警惕。因为如果认为大自然为了确保个人能够繁衍后代和人类得以生存下去而已经安排好了两性的结合，如果认为它为了这一原因把性关系与如此强烈的快感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后代是脆弱的，至少在他的质量或价值上是如此。对于个体来说，盲目地享用他的快感是危险的。但是，如果他盲目地和不择手段地生儿育女，那么他的家庭将来就有危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严肃地强调过为了这一与父母和整个城邦都有利害关系的目的而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当新婚夫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下是传统认为的第一次性行为的全部价值和危险：在结婚当天和夜里，必须避免在这方面犯任何错误，“因为开端是一个神，如果每个崇拜它的人都向他顶礼膜拜，那么他会拯救万物”。但是，在整个婚姻生活中，人每天还要小心谨慎：因为没有人知道神会“在哪个夜里或白天”来助人生育；而且，人要“在一年和整个一生”中，特别是在易于生育的年龄上，“小心不要去做引起疾病的事，也不要做放荡和不义之事，因为这会渗透到和印在孩子的灵魂与肉体之中”；人很可能“生养出不幸的后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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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怀疑的各种危险以及为此而提出的各种预防措施针对的是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是父母的年龄，人们认为男人能够生育出最好的后代的年龄相对较晚：柏拉图认为是从30到35岁，而他认为少女能够结婚的年龄在16到20岁之间。(50)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年龄差距也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这对于养育健壮的后代是必要的。他测算出，有了这种年龄差距，夫妻双方将会一起进入生育力下降和可能不再生育的阶段。此外，在这个时期里受孕的孩子，其优势在于，一旦他们的父母进入老年，他们恰好到了接父母班的年龄。“这就是为什么最好把女孩的婚龄确定在18岁，把男人的婚龄确定在37岁或再小一点；男女就是要在这个时期结婚，此时，他们的身体最强壮。”(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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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问题有关父母的“养生法”：当然要避免纵欲，小心不要在喝醉的时候受孕，而且，还要实行一种一般的和持久的养生法。色诺芬赞扬过利库尔戈为了确保后代的健康而制定法律和采取各种措施让父母强壮起来：将要做母亲的女孩不应该喝酒，如果要喝，那么也只喝掺了水的酒；她们所吃的面包和肉食要适量；她们应该像男人那样进行各种身体锻炼；利库尔戈甚至“像他在男人之间所做的那样，在女人之间组织各种赛跑和力量比赛，他相信如果男女双方身体强壮，那么他们的后代就会更强壮”。(52)亚里士多德则不喜欢一种过于强制的运动员养生法；他偏爱适合于公民并确保他的公民活动（euexia politikē）所必需的健康的养生法：“锻炼身体应该达到疲劳的程度，但是这些锻炼不是剧烈的，也不能只像运动员那样，而是适宜于自由男人的活动。”他希望女人要有一种带给她们相同体质的养生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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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每年或每个季节中什么时候最有益于得到一个好的后代，人们认为这取决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柏拉图认为，那些女检察官们应该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预防措施，而且在需要和允许夫妻生育的10年时间里监督他们是否保持了良好的品行。(54)亚里士多德则一笔带过，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医生和博物学家们能够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夫妻应该对这些忠告了然于胸，“因为关于什么时候身体适宜于生育，医生们会提供充分的说明”（根据一般的习惯，冬天适宜于生育）；至于“自然科学家们”，他们“认为北风比南风更适宜于生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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