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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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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医学反思与哲学反思不仅是因为害怕消耗过度，才把性活动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在于生育的原则，因此它们认为生育的目的就是掩饰生命个体的消失，从总体上赋予人类个人无法得到的永恒性。如果动物们是通过性交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如果这种关系给他们带来了后代，那么正如《法律篇》所说的，人类是与无止境的时间进程相伴而行的。这就是它避免死亡的方式：通过“传宗接代”，人类始终存在，它“通过繁衍而融入永恒之中”。(82)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来说，性行为就处在一种注定要死亡的个人生命（而且，性行为让个人生命失去了它最珍贵的那部分力量）与一种具体表现为人类持续存在的不朽性之间的交叉点上。在这两种生命之间，为了让它们相互融合，为了前者以自身的方式融入后者之中，性关系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成了确保个人生出“后代”（apoblastēma）的一种“人为的方法”（mēchan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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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这种既是人为的又是自然的联系，是通过一切注定要死亡的生物都有的让自己永续存在和不朽的欲望来维持的。(83)在《会饮篇》中，第奥提姆指出这种欲望存在于动物身上，它们感受到了生育的渴望，“为这些爱欲而苦恼”，进而“为了拯救自己的后代，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84)人类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欲望，没有人希望死后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无姓”的亡灵。(85)为此，《法律篇》指出，人应该结婚，并且在最好的条件下为自己留下后代。但是，这种欲望在那些喜爱男童的人身上激发的热情不是把精液射入男童的身体之中，而是在男童的灵魂中产生出美本身。(86)在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作品中，如《论灵魂》一书，还是以有点“柏拉图化”的方式、根据一种分享永恒的欲望来解释性活动与死亡、不朽的关系的。(87)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如《论繁衍与腐败》(88)或《动物的繁衍》，则是以各种生物在自然中区分和分布的方式、根据所有有关生命、非生命和优生者的本体论原则来进行反思的。为了根据终极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存在动物的生育和两性不同的生活，《动物的繁衍》第二卷援引了一些规定各种生物与生命本身之间多重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某些事物是永恒的和神圣的，而另一些则可有可无；美的和神圣的东西总是较好的，而且非永恒的东西可以是较好的东西，也可以是较坏的东西。存在比不存在好，活着比死去好，有生命的比没生命的好。而且它提到，那些处于变化之中的生命只能在它的能力范围内才是永恒的，由此得出结论，即存在着动物的繁衍，而且动物们像个人一样不具有永恒性，但是它们作为物种是可以永恒的：“在数量上”，动物“不可能是永恒的，因为各种生命都是特殊的；而且，如果动物是这样的话，它将是永恒的。但是，它只能作为一个物种是永恒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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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性活动被纳入了生与死、时间、变化与永恒性的广阔视域之中。因为个体难免一死，而且他为了以某种方式来避免死亡，所以性活动是必要的。当然，这些哲学思考不是直接出现在有关快感享用和快感养生法的反思中。但是，我们可能注意到了柏拉图在他所提出的有关婚姻的“有说服力的”法律中涉及这一问题时的严肃态度。这一法律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城邦中的生育原则”：“人们要在30至35岁之间结婚，这是考虑到人类天生就分享了一部分的不朽性，而且所有的人天生就有追求不朽的欲望，这表现在他们的一切关系中。因为不想在死后默默无闻和无名无姓，就是出于这一欲望。然而，人类与全部时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合性，它伴随并将一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由此，人类是通过传宗接代而成为不朽的，而且，由于人类始终不变的统一性，它通过生育融入永恒之中。”(90)《法律篇》的对话者们深知这些长期的思考不符合立法者们的习惯。但是，那个雅典人指出在医学上也是如此；当医学诊治明智的自由人时，它不会满足于陈述一些戒律；它应该作出解释、说明理由，说服病人恰当地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来解释个人与人类、时间与永恒、生与死，可以说就是让公民们“以同情的态度、并因同情而顺从地”接受那些应该调节他们的性活动和婚姻的规范，以及让他们过上有节制的生活的理性养生法。(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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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医学与哲学探讨的是人们为了恰当地关心自己的身体而必须进行的“性活动”（aphrodisia）及其用法。这一质疑不是要在这些活动及其形式与可能的变化中区分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与什么是有害的或“不正常的”。但是，它把它们都视为性活动的表现，以便确定允许个人根据各种处境来保证性活动的有益的强度与恰当的安排的各种原则。不过，一种相同的家政管理所带有的各种限制性的倾向表明了对这种性活动的担忧。这是对纵欲可能造成后果的担忧，尤其是对根据单独规定整个性活动的男性“阵发性”射精图式来理解的性行为的担忧。于是，我们发现，性行为及其节欲方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对身体的各种消极影响，而且在于它本身及其本性：不由自主的激烈性、体力消耗、与个人将来的死亡相关的生育活动。性行为令人担忧的原因不在于它属于恶的一部分，而在于它困扰与威胁到个人与自身的关系和把他塑造成道德主体的活动。如果它不是有节制的，安排也不恰当，那么它就会释放出各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削弱人的精力，导致人在没有留下任何体面的后代的情况下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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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指出，这三大担忧的主题不是古代文化特有的：我们经常在其他地方发现这种担忧，它把性行为等同于“男性的”射精方式，认为性行为是与激烈的冲动、体力消耗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高立克收集到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文献似乎表明了这一主题的存在：对无法抑制的、代价高昂的性行为的恐惧、对它有害于身体与健康的后果的担心、对男女性对抗关系的表现、对通过有节制的性活动获得优秀子孙的关注。(92)但是，中国古代的“房事”论著对这一担忧的回答方式是与古希腊截然不同的。对性行为的剧烈冲动的担心和对失去自身精液的恐惧要求人们使用一些保留精液的方法；与女人的性交是一种接触女人的生命源泉的方式，而且在吸收她的生命源泉之后，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从中受益。因此，安排得当的性活动不仅排除了一切危险，而且可以获得增强生命力和恢复青春的效果。这种想法与做法针对的是性行为本身、它的展开过程、维持它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快感。取消或无限延迟性行为的终点会让它达到快感的最高潮，获得最强烈的生命力效果。这种“性爱技巧”带有各种特别突出的伦理目标，它试图尽可能地强化一种有所控制的、深思熟虑的、多种多样的和延续不断的性活动的积极效果，其中，完成性行为、使身体衰老与带来死亡的时间被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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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的肉体理论中，我们也会轻易地找到一些十分相近的担忧主题：性行为不由自主的激烈冲动、它与罪恶的亲缘关系、它在生与死的相互作用中的地位。但是，在无法抑制的性欲力量和性行为中，圣·奥古斯丁却发现了原罪的主要污点之一（这一不由自主的运动在人体中产生了人对上帝的反叛）。后来，教士守则根据一套准确的时刻表和一种详细的性行为形态学，制订了性行为应当遵循的各种管理规则。最后，有关婚姻的教义赋予生育目的双重作用，一是确保上帝的子民得以生存或繁衍，二是让个人有可能在性活动中不至于让自己的灵魂陷入永恒的死亡之中。为此，人们对性行为及其时机与意图进行了法律的和道德的规范，使得这一带有负面价值的性活动合法化，而且，还把它纳入教会体制与婚姻体制的双重秩序之中。这就是说，只有在举行宗教仪式与合法生育的时间里，所进行的性活动才能免于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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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那里，这些担忧的主题（性行为的激烈性、体力消耗与死亡）是以一种反思的形式出现的，它的目的不是对性行为进行规范，也不是建立一种性爱技巧，而是建立一种生活的技术。这种技术不要求人们消除性行为的自然本性，也不想夸大它们的快感效果，而是试图尽量按照自然的要求安排性活动。这种技术所要加工的，不是性爱技巧所关注的性行为的展开过程，也不是基督教所看重的性行为的体制合法性的条件，而是“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自我与性活动的关系，以及恰当地支配、限制与安排性活动的能力。在这一技术中，重要的是使自己成为支配自己行为的主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自己像医生治疗病人、舵手行船于礁石之间或政治家领导城邦一样，(93)成为灵活地、审慎地引导自我的人，能够恰当地把握分寸和时机的人。因此，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希腊人一再强调快感养生法的必要性，而对性放纵可能带来的麻烦却没有作详细的探讨，而且，对于什么是应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情，也很少给出明确的解释。这是因为性快感是所有快感中最激烈的，因为性行为是比大多数的肉体活动更加珍贵，因为它处于生与死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它构成了一个优先考虑公民的伦理塑造的领域：这一公民必须有能力控制自身爆发出来的各种力量和自由分布的精力，使得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件在自己短暂一生之后仍然继续存在的作品。快感的肉体养生法及其节制是整个自我艺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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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波克拉底：《古代医学》，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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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柏拉图：《理想国》，Ⅲ，405e—4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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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实上，柏拉图的描写与《伊利亚特》（Ⅺ，624和833）一书中的描写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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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柏拉图；《理想国》，Ⅲ，4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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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养生法对治疗疾病的必要性，还可参见柏拉图的《蒂迈欧篇》，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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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Ⅵ，6，1，。关于古代对这本书的不同解释，参见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集》（科特雷译），第4卷，pp.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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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柏拉图的伪篇：《情敌》，13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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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R.诺里：《对希波克拉底〈养生法〉的注释》，载希波克拉底的《养生法》（法国大学丛书），p.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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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针对身体的疾病，制定了一些康复的曲调。他的歌声使得病人们恢复了健康。其他则使得病人忘掉了病痛，平息了怒火，驱除了迷乱的欲望。现在他的饮食法如下：中饭吃蜂蜜，晚饭吃饼干和蔬菜，偶尔也吃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保持同样的状态，就像是一条直线一样，不会时而健康，时而生病；也不会时而发胖，时而消瘦；而且，他的灵魂总是通过他的目光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参见波尔菲利的《毕达哥拉斯的生平》，34）毕达哥拉斯好像还对运动员的养生法提过一些建议。（同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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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色诺芬：《回忆录》，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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