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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不是空虚的,而是充满了各种训练、实践任务和不同的活动。关注自我不是一种挂名差使。它有着爱惜身体、健康养生法、非过度的身体锻炼,尽可能有节制地满足需要。它包括沉思、阅读和对各种书籍或精彩会谈的注解,还有对业已知道但需要更好消化的各种真理的回忆。对此,马克·奥勒留给出了一位“隐士”的例子:要想恢复说服人不去激怒其他人、不去干扰各种事件和事物的各种普遍原则和理性论据,这需要长期的工作。(45)除此之外,它还包括与知己、朋友、导师或领导的交谈;另外还有通信,人们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境,请对方出主意,或向有此需要的人提出建议——这对于被称作戒律的忠告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因为它把它们现实化了:(46)围绕着自我关注,所有的说话和写作活动都得到了发展,其中自我对自我的工作是和与其他人的交流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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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触及了这一关注自我活动的最重要的要点之一:这一活动不是一种独处的训练,而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这有着多种含义。实际上,这种活动经常表现在各种或多或少被体制化的结构之中;因此,新毕达哥拉斯共同体或者那些伊壁鸠鲁派团体(从费洛德姆那里可以了解一些其实践的情况):它们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等级制,它让最先进的人担当起领导其他人的任务(或者是以个人的方式,或者是以集体的方式)。但是,还存在各种在关注自我中让人可以接受其他人帮助的共同训练:这一任务被界定为“接受其他人的帮助”。(47)埃庇克泰德则从自己的角度,在一个非常近似学校的地方指出:一些人只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另一些人为了准备好日常公民的生活或者一些重要的活动而要存在更长的时间,最后,某些其他人为了成为专业哲学家,必须接受良心指导的规则和实践的训练。(48)我们还在罗马贵族政治时期发现了私人顾问的实践,他给某个家庭或团体充当生活顾问、政治开导者和谈判中可能的中介:“有些富裕的罗马人认为供养一位哲学家是有益的,一些著名的人物不认为这一地位是屈辱的。”他们必须给予“他们的老板和家庭提供道德建议和鼓励,而后者则从他们的赞许中获得力量”。(49)德梅特里乌斯是特拉塞亚·帕埃蒂斯的精神导师,后者要求前者参加到他的自杀活动中,以便让他在这最后关头帮助他实现最美好的生存方式。此外,教授、导师、顾问和知己这些不同的功能并非总是不同的:在自我教化的实践中,各种角色通常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可以轮流由同一个人担任。穆索尼乌斯·鲁弗斯曾是胡贝利乌斯·帕拉乌蒂斯的政治顾问,后者死后,他遭到了流放,其间,他聚集了一批访问者和信徒,开设了一所学校;直至临终之前,他在维斯帕西安统治时期经历了第二次流放,后来又回到了罗马,公开授课,并且成了蒂图斯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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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自我关注不是以学校、指导灵魂的教育和专业人员为惟一的社会支持,它不难在一整套亲戚、友情和义务的习惯关系中找到对它的支持。当有人在自我关注的训练中求助于另一个,估计他有能力给予指导和建议时,这个人就行使一种权力。当人对其他人施以援手时,或者当人感激地接受别人所能给予的教训时,这是人要完成的一种职责。伽利安讨论治愈感情创伤的论著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意思的。他劝告那位想关注自我的人去寻求别人的帮助。不过,他并不推荐才能和知识出众的专家,而是推荐有着好名声的人,人们可以借此机会体会到毫不妥协的真诚。(50)但是,有时候,自我关注和他人的帮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嵌入各种预先存在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和一种更加巨大的热情。因此,自我关注——或者是对其他人应有的自我关心的关注——看来是对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化。当塞涅卡遭流放时,他曾写信安慰母亲,帮助她战胜这种痛苦和以后可能有的更大的不幸。他还曾给塞莱露斯写过一封关于灵魂安宁的长信。后者是受他监护的外省的一位年轻亲戚。此外,塞涅卡和与他年纪相仿的鲁西里乌斯的通信则深化了一种预先存在的关系,这些通信旨在逐渐地把这种精神指导变成一种共同的经验,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在第34封信中,塞涅卡对鲁西里乌斯说:“我向你提出要求,你是我的作品;”随后又立即补充道:“我劝告某位已经迅速离去的人,他劝告我随他而去。”从下封信起,他提到要恢复这种双方永远互相援助的完美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在第109封信中成为了问题:“斗争者的技艺要通过斗争训练来维持;伴奏者激发起音乐家们的互动。同样,哲人也需要在仇恨中保持自己的美德:他自我激励,也接受来自其他哲人的激励。”(51)因此,自我关注是与一种“精神服务”内在相关的,后者使得与其他人的交流和相互负责的体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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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一种在希腊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关注自我是与医学思想和实践紧密相联的。这一古老的关系愈来愈充实,以致普吕塔尔克在《健康戒律》的一开始就指出,哲学与医学接触的是“同一个领域”(mia chora)。(52)它们处理的是共同的观念游戏,其中中心要素是“病理概念”。它既关注激情,也关注身体疾病,既关注身体的骚动,也关注灵魂的不由自主的运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涉及一种在肉体上表现为一种干扰体液或体质平衡的疾病和在灵魂中表现为一种支配灵魂的运动的被动状态。从这一共同概念出发,人们可以划出对身心痛苦有效的分析范围。对此,斯多葛派提出了“疾病分类”的图式,它确定了各种痛苦发展和延缓的增长程度:在此,首先要区分出容易感受到各种痛苦的倾向和容易患上各种可能疾病的倾向;随后是痛苦和困扰,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分别被称为“pathos”和“affectus”;然后,当痛苦植根于身心之中时,疾病(nosema,morbus)就出现了;其中,构成疾病和虚弱状态的“aegrotatio”或“arrhostema”(病痛)更加严重和长久;最后,存在无法治愈的根深蒂固的病痛(kakia aegrotatio inveterata,vitiummalum)。斯多葛派还提出了一套标示不同治愈程度或方式的图式。塞涅卡把部分地或全部地根除自己恶习的病人与那些摆脱了疾病却尚未解除痛苦的病人区分开来;还有一些恢复了健康却因为自己的习惯尚未改变而很脆弱的病人。(53)这些观念和图式必须作为身体医学和灵魂治疗术共同的向导。它们不仅可以让人把这种理论分析应用到肉体病痛和道德混乱上,而且可以让人根据同一方法介入这两者之中,关注、关心它们,最后治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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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套医学隐喻常常被人们用来指关心灵魂所必需的一些手术活动:用解剖刀对准伤口,割开脓肿,切除和掏空一切多余的东西,治疗一番后,开出一些苦涩的、镇静的或强壮的药。(54)根据哲学来改进和完善灵魂,这种教化(paideia)愈来愈染上医学的色彩。自我培养和自我关心都是慎独的行为。埃庇克泰德一再坚持他的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场所,人们可以从中获取有助于职业或名声的知识,将来得到更多的好处。它必须被看成是一个“灵魂门诊所”,“这是一所医学诊所(iatreion),而不是哲学家的学校;离开它时,人不应该感到愉悦,而是感到痛苦”。(55)他对学生们的要求很多:他们要把自己的情况看成是一种病理学状态;他们首先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向有知识的人学习知识的学生;他们要把自己看成是病人,好像一个有肩疾,另一个有脓肿,第三个有瘘病,其他人则有头痛病。他指责他们向他求学的目的不是关注自我(therapeuthesomenoi),而是纠正他们的判断(epanorthosontes)。“您想学习三段论吗?请首先医治您的创伤;中止您的体液的来潮,保持精神宁静。”(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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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像伽利安这样的医生认为他的能力不仅是要治愈各种严重的神志不清(爱的疯狂传统上属于医学的领域),而且要关心各种激情(“没有理性规范的能量”)和错误(“源于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这两者“总体上被称为错误”。(57)为此,他着手治疗一位非常容易发怒的游伴。而且,他还接受了一位熟悉的年轻人前来求教的要求。这位年轻人无法理解哪怕是最小的感情困扰,但是他又不得不认识到自己比老师伽利安受到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更多的困扰,而后者则只受到各种重要事情的困扰。为此,这位年轻人来请他帮忙。(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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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的教化中,医学关注的上升似乎表现为一种对身体既特别又强烈的注意。这种注意非常不同于在通过体操、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来培养自由人的时代里对身体活力的推崇。不过,它也存在悖论,因为,至少从某一方面来说,它被纳入一种道德之中,这种道德认为死亡、疾病或肉体痛苦不是真正的病痛,最好是关心自己的灵魂,而不是全力保养自己的身体。(59)在自我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下:身体与灵魂的病痛可以相互交流,可以交换它们的疾病,其中灵魂的坏习惯可以引起肉体的痛苦,而身体的放荡也会表现和维护灵魂的缺陷。特别要注意的是骚动和困扰的过渡点,并且认识到,若是人不想身体战胜灵魂,那么最好是改进灵魂,若是人希望灵魂完全控制自己,那么最好是调整身体。人们对肉体的病痛、疾病和痛苦的注意正是针对这一接触点,即个体的软肋。当成年人关心自己时,他可关注的身体不再是通过体操来培养的年轻的肉体,而是一个虚弱的、受到微小痛苦威胁和侵蚀的身体,它通过非常强劲的要求对灵魂的威胁不如通过自身的虚弱来得大。塞涅卡的书信为这一对于健康、养生法、疾病和所有身心困扰的关注提供了很好的例证。(60)费罗东和马克·奥勒留之间的通信(61)——当然,更不要说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的《圣言》,它给疾病叙述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向度,给自己的经验则赋予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很好地揭示了关注身体在这些自我实践中的地位,以及这种关注的风格:对过度的担忧、养生法的节制、理解各种困扰、详尽地关注身体功能的紊乱、考虑所有可能干扰身体并通过身体干扰灵魂的要素(季节、气候、营养、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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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重要的也许在于:从医学与道德的这一(理论的和实践的)接近出发,人们被要求认识到自己是病人,或者是受到疾病的威胁。自我的实践隐含着人不仅要意识到自己是不完善的、无知的和需要改进、培养和教育的个体,而且要成为感受到某些病痛并且必须自我关心或者让有能力的其他人来关心自己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发现自己的这一需要,发现自己有必要接受医治和救助。埃庇克泰德指出:“因此,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考虑到我们的主导部分的状态(aisthesis tou idiou hegemonikou pos echei)。在认识到它的虚弱之后,人不再会让它派上更大的用场。但是今天,不能吞下最小一口食物的人却买来专著,着手一口吞下它。于是,他们要么吐出,要么消化不良。随后,腹痛、伤风和发烧就来了,因而他们应该首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能力……”(62)为此,恢复这种与作为病人的自我的关系是更加必要的,因为各种灵魂的疾病——不同于身体的疾病——不是通过我们看到的种种痛苦表现出来的。它们不仅可以长久不为人所知,而且还会蒙蔽感染上它们的人。普吕塔尔克提请人们注意,身体功能的紊乱一般都可能通过脉搏、胆汁、体温和痛苦被人发现,而且,肉体疾病的坏处在于,主体在诸如癫痫、麻木、中风等疾病中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状态,而在各种灵魂疾病中,严重之处在于,它们不为人知,或者,人们甚至可能把它们当作美德(愤怒是勇敢的美德,爱的激情是友谊的美德,嫉妒是竞争的美德,胆怯是谨慎的美德)。然而,医生们所希望的,是“人们不是病人;但是,若是人们真的是病人,那么医生们也希望人们不要忽视这一点”。(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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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这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实践中,认识自我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德尔斐原则常常被提起,但是它在此还不足以认识到苏格拉底的论题具有的注释的和简单的影响。因为,一整套认识自我的技艺是与各种准确的做法、各种特殊的检查方式和各种规范化的修行一起得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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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图式化的方式,不做一种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首先把所谓的“考查的步骤”孤立出来。这些步骤有双重作用,既提高德性修养,又确定人已达到的程度。普吕塔尔克和埃庇克泰德分别强调了它们的进步性。但是,这些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摒弃物质享受,而是最终能够抛弃多余的东西,达到对自我的控制,而不在乎是否有这些考查。人所经历的各种考查不是前后相继的克制阶段,它们是确定和证实人面对一切必需的和关键的东西是否独立的方式。它在特定的时间里同时把一切多余之物和抛弃它们的可能性都展现在事实之中,成为各种基本的需要。在《苏格拉底的神灵》中,普吕塔尔克引述了这类考查,它的意义得到了在对话中阐述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人的证实。即,经过某种激烈的体育运动,人开始感到胃口大开。随后他坐到摆满美味佳肴的饭桌前,但是经过一番沉思,他把这些佳肴都送给了仆人们,而他则满足于享用奴隶们的饭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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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节制训练,但是其意义则各不相同。根据伊壁鸠鲁的传统,这种训练就是要指出人怎样在满足各种最基本的需要时能够找到一种更完全、更纯洁和更稳定的快感,而不是各种执著于一切多余之物的享乐。而考查的目的就是指出克制可能导致痛苦的起点。但是,伊壁鸠鲁的养生法是极其节制的。为了发现他的快感在某些天里减少了多少,他制定了一种递减的比例。(65)而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这是为了准备各种可能的克制,同时发现要最终摒弃习俗、舆论、教育、爱惜名声和喜欢炫耀赋予我们的东西是多么容易。根据这些节制考查,他们要提示我们能够一直支配必不可少的欲望,而且必须防止对各种可能节制的思想的一切担忧。塞涅卡指出,“当天下太平时,士兵仍要操练。面前没有敌人,他也要建立防御工事。他讨厌多余的工作,只要完成必要的工作就行了。你当然不想让这个人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丢掉脑袋,那么请在打仗之前训练他。”(66)塞涅卡还提到了他在另一封信(67)中读过的一种实践:每月都进行一系列以“虚拟的穷困”为目标的简短实习,其间,人要自觉过三或四天的“悲惨的生活”,体会睡破床、穿粗衣、吃最廉价的面包的滋味。这“不是游戏,而是考查”(non lusus,sed experimentum)。人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品尝美味而做一时的节制,而是要明白最坏的厄运也不会去除人的基本需要,人能够一时忍受的东西,那么他将一直都能承受它。(68)人要从最小处着手。这就是塞涅卡在公元62年的农神节之前所写的一封信中所提倡的。那时,罗马“花费庞大”,官方文告已经发出。塞涅卡自问是否应当参加节日活动。对他来说,这是对自制的考验,而不是要弃绝这些活动,并与世俗态度决裂。但是,这种不与世隔绝的做法需要一种更大的道德力量。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与群氓相混同,虽然是做同样的事,但是做法不同”。而这“另一种做法”是人事先通过各种自觉训练、节制实习和对穷困的担忧培养起来的。这些训练使得他们能够像世人一样庆祝节日,但是从不会奢侈浪费(luxuria)。因为有了它们,人就可以在富裕中保持一个干净的灵魂。“当富人知道穷困带来的危险是多么少时,他就会感到更加心平气和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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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这些实践考验中,人们认为接受良心考验是重要的。这种习惯原是毕达哥拉斯教义的一部分,(70)但是它已经传播到非常广泛的地区。看来,早上的检查是为了想一想一天的任务和职责,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晚上的检查则是把白天发生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许多作者都建议采取这种有规则的训练,但是塞涅卡在《论愤怒》中所作的阐述是最详尽的。(71)他讨论的是塞克斯蒂乌斯在这方面的实践。塞克斯蒂乌斯是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他跟从帕庇里乌斯和索蒂翁学习过。塞涅卡认为塞克斯蒂乌斯的实践主要关注的是一天结束后的进步小结。在为晚上就寝进行沉思时,塞克斯蒂乌斯问自己的灵魂:“你已经改正了什么缺点?你已经战胜了什么邪恶?你靠什么才成为最优秀的呢?”塞涅卡也是这样,每天晚上都要进行这种检查。夜幕降临(“从光线消失开始”)和寂静无声(“当他的妻子不再说话了”)是这一检查的外部条件,此外,塞涅卡还考虑到酣睡的准备活动:“有什么比这种检查白天活动的习惯更好呢?有什么睡眠比在这一反省之后入睡更好呢?因为灵魂已经接受了好与坏的点评,人就可以睡上一个安详的(tranquillus)、酣畅的(altus)和无拘无束的(liber)觉。”初看上去,塞涅卡实行的检查像是一个小型的法庭审理活动,像“到庭应审”、“预审品行”和“辩护或传唤”这些说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要素似乎表示一件诉讼案中的法官和被告个体。然而,这整个过程还引起了一种行政干预,它要求考察已完成的活动的各个方面,以便恢复各种行为原则和在将来改进行为方式。至于法官的作用,它是塞涅卡所提到的检察官的活动,或者是一家之主检查自己账目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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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术语都是富有意义的。一天刚过完,塞涅卡就要求“检查”一下(动词“excutere”是指震动、拍打,如同抖落灰尘一般,这个词是用来指可以使人清除账目错误的检查)。他要求“仔细审查”它;对于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他要求“考量它们的各个方面”(remetiri,就是在做完一件事后要看一看它是否符合预先的设想)。在这一考查中,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不是一种被告面对法官的司法关系,而是有着一副审查活动的派头,其中检查员要求评估一份工作和一项已经完成的任务。“监督者”一词(我们应该是“监督者”)正好是用来指这种作用的。而且,这种考查尽管模仿的是司法程序,但是并不针对“违法行为”;它不是要作出一种有罪必罚的判决,或者是作出自我惩罚的决定。塞涅卡在这里所举出的例证,是要考察一些活动,如与那些无法被人说服的无知者进行非常热烈的讨论,或者是通过各种责备,让大家希望促使其进步的朋友感到羞耻。对于这些行为,塞涅卡并不满意,因为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不是一些正当的方法。你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改正他们的缺点,这是好的,但是,毫无分寸的训斥只能带来伤害,而不是改进。说服那些无知之徒也是好的,但是还必须有所选择,选择那些可教的人。因此,考查的目标不是去发现他有罪及其最细微的方式和根源。若是人“毫无隐瞒”,若是人“没有忽视什么”,那么这是为了牢记各种合法的目的以及使人可以选择恰当的方式达到这些目的的各种行为准则。通过考查,以防重犯错误,这不仅是要确定有罪或激发内疚之情,而且还要痛定思痛,增强理智行为所必需的理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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