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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忘记，普林尼在他的一些书信中把自己描述成“夫妇个体”，并把这一形象与另一位好丈夫伊斯索马克进行对比。在他写给妻子的著名信件中，他说她不在身边让他伤心落泪。这里所表现的，像在其他书信中一样，不仅仅是男人让妻子欣赏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演说的成功，而是男人对自己妻子的一种强烈的爱情和一种十分强烈的肉欲，以致当她不在身边时，他无法不让自己日夜寻找她。“您无法相信我有多么想念您：首先，是因为我爱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分离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部分的夜里我都会梦见您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在大白天，到了我习惯去看您的时间时，我的双脚会情不自禁地走到您的房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到悲伤和痛苦，好像房门未关，我又回到了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当我走上讲台、被朋友们的案件吸引时，我才能摆脱这种折磨。当我必须在劳动中寻求休息、在烦恼和忧虑中寻求安慰时，您可以想象得出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15)这封信中的一些说法值得注意。一种个人的、具有强烈爱情的和独立的夫妻关系，其独特性与丈夫的地位、权威及其家务责任的独特性一起，在这里都是一清二楚的。爱情在此被小心地与通常的生存共享区别开来，即使这两者以合法的方式都有助于让妻子在身边是令人珍惜的和让妻子不在身边是令人痛苦的。另一方面，普林尼强调了多种传统的爱情记号：出现在夜梦中的各种形象，下意识的来回走动，四处寻找失去的对象。然而，这些属于负面情感的传统描绘的行为在此却得到了正面的呈现。或者，换言之，丈夫的痛苦、左右他的情感波动以及他被自身欲望和忧伤所支配的事实都被当作夫妻爱情的正面的保证。最后，在婚姻生活和公共活动之间，普林尼不是提出一个把家庭管理和对其他人的权威统一起来的共同原则，而是一种替代和补偿的复杂游戏。由于他没有从妻子那里获得幸福，所以他投身到公共事务之中了。但是，为了在这一外在生活的烦恼中摆脱他私生活中的忧伤，他的伤口必须是滴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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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已经摆脱了婚姻功能、丈夫的人为权威和家务的合理管理的束缚，从而表现为具有自身力量、问题、困难、责任、利益和快感的一种特殊关系。我们可以援引普林尼的其他书信和揭示鲁甘或塔西特的一些暗示。我们还可以参考斯塔西这首有关夫妻爱情的诗歌：婚姻状态是两种命运在一种不朽的感情中的融合，其中丈夫接受他的感情束缚。他写道：“维纳斯在我们的花季年龄里，让我们结合；当我们垂垂老矣，维纳斯仍然支撑着我们。我满意和顺从（libens et docilis）你的法则；我不会打断我日益感受到的一种关系……这块土地让我为了你而生（creavit me tibi）：它已经永远地把我的命运与你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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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必要在这些文本中寻找帝国时代的婚姻生活的实际情况。它们表现出的诚恳的样子不足为凭。这都是些声称自觉地应用了一种理想夫妻模式的文本。千万不要把它们当作现实的反映，而应看作是阐述了一种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才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们揭示了婚姻被质疑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它的价值本质上与“家务”（l’oikos）功能无关，但却与两个配偶之间的一种关系方式有关。它们还揭示了，在这种关系中，男人必须不仅从地位、特权和家务作用出发，而且从相对于妻子的“角色”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最后，它们揭示了这一角色不仅是一种培养、教育、指导的管理功能，而且它还被纳入一种相互爱恋和依赖的复杂游戏之中。然而，若是有关良好的婚姻行为的道德反思长期以来真的在对“家务”及其内在必要性的分析中寻求它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这就是要确定人是如何在夫妻关系中被塑造成道德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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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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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治实体的城邦国家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衰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通常从中看出了政治生活（公民活动是公民们真正的职业）普遍倒退的原因，并且认识到传统统治阶级没落的原因。城邦国家衰落的结果在于自我反省的运动，特权集团通过自我反省把这种权威的实际丧失转变成自愿后退，愈来愈抬高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价值。“城邦国家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在世界强权的统治下，人们感到无法控制，也无法改变……混乱主宰着一切……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本质上是各种规避的哲学，而且这种规避的主要手段就是培养自主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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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邦国家自公元前3世纪以降丧失了它们的自主性（不过，城邦还存在），那么把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里可能发生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的本质归结于这一现象，这显然是有争议的。同样，从中寻找解释可能发生在自我的道德反思和实践中的变化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参考19世纪精心刻画的那些恰好开创了怀恋城邦国家的伟大形象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希腊化时代的专制体制和罗马帝国的体制不能简单地根据有关公民生活的衰落和权力被日益遥远的国家机构所控制的否定术语来分析。与此相反，我们最好强调地方的政治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整体结构的建立和强化而被窒息。城邦的生活及其制度规则、目标、斗争并没有随着城邦所在的范围的扩大和专制权力发展的影响而消失。面对一个将会丧失各个基本政治共同体的非常广大的宇宙的担忧，很可能是人们在追述历史时赋予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们的一种情感。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没有必要因为“希腊文明是一个城邦世界”而逃避“没有城邦的伟大帝国的世界”。F.H.桑德巴克在批评认为哲学在城邦体制瓦解之后成了“一个避风港”时，首先提请人们注意，以往“城邦国家从没有提供过安全保证”，不久，“在军事力量转移到伟大的君主政体的手上之后”，(18)城邦国家继续是首要的和规范的社会组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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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中央集权的帝国主义削弱了或取消了政治活动，我们不如应该思考一下一个复杂空间的组织：比起那些小城邦国家来，它更加广大，更少不连贯性，也更少封闭性；比起人们在公元前3世纪的重大危机之后尝试建立的专制的和官僚的帝国来，更加灵活、更有差异，也更少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空间中，权力的中心是多样的，而且，有着许许多多的活动、紧张和冲突，它们有着好多种发展方向，经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达成平衡。事实上，希腊化的君主制远不是要压抑、束缚或从下到上重组地方政权，而是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作为征集定期贡品、征收额外税收和供应军需品的中介。(19)而且，一般来说，罗马帝国主义倾向于这种解决方式，而不是直接进行管理，这也同样是事实。市区化的政策一直是一种相当恒定的路线，其结果就是在帝国这个更大的范围里激发城邦的政治生活。(20)如果迪翁·卡斯乌斯借梅塞尼之口说出的话相对于奥古斯都听取并实行的政策建议来显得不合时宜，那么它代表着公元头两个世纪里帝国统治的某些重大趋向：即寻找“帮手和同盟者”，让掌权的主要公民心平气和，劝说“被统治者注意统治者不是把他们当作奴隶的”，而是与他们分享利益和权力，引导他们认识到“他们只是形成了一个伟大城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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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传统贵族统治的没落、对它们的政治剥夺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反省呢？当然，这种转变有着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消灭对手和没收财产都起了作用。此外，还有各种稳定性的因素：地产在家产中的重要性，(22)或者，还要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这种社会中，财产、影响、声望、权威和权力通常是相关的。但是，对于道德反思的新的着重点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具决定性的现象不是指传统的领导阶级的消逝，而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权力运作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是指招聘，因为这是如何面对既复杂又庞大的行政机构的需要的问题。梅塞尼曾对奥古斯都说过：必须根据适时和适当的规律增加元老和骑士的人数。(23)事实上，这些集团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扩大，但是，即使相对于全部人口来说，它们也只是非常微弱的少数。(24)这些变化还影响到他们应起的作用和在政治游戏中的地位：当然，这是相对于皇帝及其近臣、顾问、钦差大臣们来说的。在等级制的内部，竞争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它的方式与竞技社会里的竞争方式截然不同；而且，职务的任免都直接取决于君主的好恶。这些集团几乎总是处在最高权力（它的各项命令必须得到传达或执行）与个人、集团（必须毕恭毕敬）之间的地位上。这就是罗马行政管理所需要的，即“骑士贵族制”，正如西姆所说的，这种行政方面的贵族制“为管理世界”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必需的代理人的范畴——“军官、财务官员和行省总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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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们想了解这些精英在个人伦理、日常行为的道德、私人生活和快感方面又有了什么兴趣，那么我们不应该说这是堕落的、令人沮丧和不快的。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思考自我与自身地位、作用、活动和职责的正当关系的新方式。古代伦理内含一种约束自我与约束其他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因而必然要求一种与其地位相配的生存美学，但是，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则让对人是什么、他能够做什么和他应该完成什么之间关系的界定变得更加困难了；把自我塑造成自我活动的伦理主体，这也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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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麦克米利安认为罗马社会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生活的公开性和差异的严重“垂直性”（极少数的富人与绝大多数的穷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6)从这两个特征的交叉点上，我们认识到社会地位的差异、它们的等级制、显著的特征、小心而大胆的表现的重要性。(27)我们可以认为，从政治生活的各种新条件改变了地位、职务、权力和职责之间的关系开始，两种对立的现象可能就产生了。因为它们的对立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初期就出现了。一方面，当时强调一切可以让个人通过社会地位来确定身份的东西，以及各种最显著地表现个人的要素；人们力图通过一整套的举止、衣着、住房、慷慨庄重的样子、花钱的方式等标志尽可能地符合自己的地位。对于这些人们借以证实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性的行为，麦克米利安揭示了它们是怎样频繁地出现在罗马贵族制之中，并且达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界定在纯粹的自我关系中的人的态度：这就是把自我塑造和理解为自己活动的主体的方式，不是通过一套标志着约束其他人的权力的符号，而是通过一种尽可能独立于地位及其外在形式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在人对自我的主宰中形成的。对于政治游戏的新形式，对于视自我为从出生到履行职责、权力、义务、使命、权利、特权、服从的活动主体的困难，我们可以通过强调一切可以辨识的社会地位的标志，或者通过探寻一种对于自我的充分关系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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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态度通常被看成和描写成彼此之间严格对立的两极。因此，塞涅卡指出：“我们要探寻某种无法阻挡的、愈来愈外在化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这是灵魂，我指的是一种正直的、善良的和伟大的灵魂。要界定它，我们必须说：正是一位神成了要死的肉体的主人。这种灵魂可以降生在一位罗马骑士的肉体中，就像降生在一位自由民和一个奴隶的肉体里一样。那么，什么是罗马骑士呢？什么又是自由民和奴隶呢？这些名称都来自于尊严和不义。人们可以从最卑贱的家庭上升到天庭。因此，要站直了！”(28)这也是埃庇克泰德要求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把它与一位虚构的或实际的对话者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对比：“你自己的事情就是生活在大理石的宫殿里，监督奴隶和役从为你服务，身穿花哨的服装，养大批猎狗、琴师和戏子。难道我是随便和你讨论这一切吗？难道你也是一时兴起注意起各种判断的吗？注意起你自己的理性的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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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复归自我的论题或应该关注自我的论题在希腊化—罗马的思想中的重要性解释成在公民活动和政治责任之间的抉择。确实，某些哲学思潮提出了摆脱公共事务及其引发的麻烦和激情的建议。但是，主要的分界线不是在于这种要么参与、要么禁绝的选择。自我的教化也不是在与积极生活的对抗中提出自己的价值和实践的。相反，它更多地是要界定自我关系的原则，这种原则可以确定一种政治活动、一种行政活动和一种履行职责的活动是否可能、是否必要或是否被接受的形式和条件。在希腊化—罗马的世界里所发生的重要的政治转变都可能引出某些反省的行为；但是，它们特别是以一种更加一般和更加本质的方式引发了对政治活动的质疑。我们可以简要地规定这种质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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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对化。在新的政治游戏中，行使权力从两个方面被相对化了。一方面，即使以出身定职务，人也不会通过认同自己的地位来认为接受这些职务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或者，不管怎样，如果有许多理由和最好的理由来促进公共的政治生活，那么只有出于个人自愿行为方面的原因和结果的方式才是好的。普吕塔尔克给年轻的梅尼马克的论文就带有这种观点：他谴责把政治当作一种偶然的活动的态度。但是，他拒绝把它看成是地位的某种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他说，不应该因为人无事可做和有利的环境，就把政治活动视为一种人所热衷的闲暇活动（schole），而一旦困难临近，人就会毫不怜惜地放弃它。(30)政治就是“一种生活”和一种“实践”（bios kai praxis）。(31)但是，人只能通过自由的和自愿的选择才能从事这种实践。普吕塔尔克在此使用了斯多葛派的专门术语——proairesis（慎重的选择）。这种选择应该建立在判断和理性（krisis kai logos）之上：(32)这是坚定地面对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惟一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就是一种“生活”，包含着个人的持久承诺；但是其基础、自我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把个人塑造成政治活动者的东西不是——或者不只是——他的地位，而是在由他的出身和地位所规定的一般范围内的个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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