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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体说来，问题在于在婚姻关系中快感的享用应该具有什么地位和方式，他们自我约束的戒律所能依据的是什么原则。既然婚姻要求一种同时既是受到高度推崇的个人关系又是发生性关系的惟一场所的夫妻关系，并且允许男人在他的婚姻范围内具有相当的自由，那么这一婚姻结构现在又怎样发挥它的调节原则的作用呢？若是婚姻应该同时既是最强大的个人关系又是合法快感的惟一场所，那么在婚姻中需要什么节制呢？对此，各种各样的解释却相当模糊，很少像归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家政学》第三卷拉丁文本中的阐述那样明确。该书作者要求丈夫亲近他的妻子时要“以诚恳的方式”（cum honestate）、“保持许多节制和尊严”（cum multa modestia et timore），规定他要“用让他举止合乎礼法的良好教养的男人语言”对妻子说话，建议他要“用审慎和优雅的方式”（verecundia et pudore）对待妻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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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婚姻内在的节制得到了公认的婚姻的自然的和理性的两大目的的证实。第一个目的当然是生育。塞涅卡强调指出（但是，我们还看到有些医生也提到这一点），快感的目的在于大自然所安排的生育行为。若是人们被赋予了爱的欲望，那么这不是让他们去享受快乐，而是让他们去繁衍人类（nonvoluptatis cause，sed propagandi generis）。(59)从这一一般原则中，穆索尼乌斯得出结论，性关系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能合法地进行。至于那些只以快感为目的的性关系，“即使发生在婚姻范围内，它们也是不义的和违法的”。(60)新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有这一准则，它似乎是用来证实一些传统的禁忌：包括禁止在月经期间发生性关系（医生们认为，这有着带走精液的危险），禁止在怀孕期间发生性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这时的性交毫无益处，而且是因为它们可能会损害胚胎的发育）。然而，在这些一般的忠告之外，尽管原则相同，但是并没有我们在基督教有关绝育时或更年期后的性关系的合法性与夫妻双方性交之前或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意念的教士守则中所见到的那种质疑。把排除快感作为目的，这在最严格的道德家们那里只是一种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最多只是一种原则立场，而不是一种用来规范行为和明文规定正当行为或不正当行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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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第二个重大的目的——安排一种共同分享的生活——构成了要求节制配偶关系的另一个原则。比起生育的目的，这一原则并不过于要求明确划分正当的方式与不正当的方式。但是，某些作者——首先是普吕塔尔克——在快感关系与配偶关系的连接上发挥了一种更加微妙的和更加复杂的作用。这就是，一方面，把妻子当作一位向她敞开心扉的女伴的责任要求尊重她，不仅尊重她的地位，而且要尊重她的人格尊严。因此，快感养生法必须在此找出一种内在限制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若是婚姻生活必须以建立一个完美的共同体——一种真正的“生存交融”——为目的，那么共同分享的性关系和快感就构成了配偶双方接近的一个要素。建立和强化一种稳固的联系在快感享用中不仅是一种保证，而且是支持快感享用的一个要素。由此出发，对各种性快感的推崇（只要它们是在婚姻关系之内发生的）是与对他们的行为的节制忠告（让他们可以在配偶结合中发挥这一积极的作用）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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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节制和理想强度的这一螺旋形过程清楚地见之于《夫妻戒律》中。它构成了这本书的一条红线。这本书继承了有关不仅在生育活动中而且在诸如接吻和抚摸的简单的快感举止中应该保持的羞耻感和秘诀的某些著名的旧原则；(61)它还通过转换希罗多德的一句名言，提醒大家注意，妻子的羞耻感不应该随着她脱去裙子而消失，(62)黑暗也无法掩饰任何放肆行为。普吕塔尔克援引了一位想通过让菲利浦明白所有的女人在熄灯之后都是用一样的方式来避开他的女人。与此同时，他指出妻子不必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但是，即使有黑夜掩饰，没人能够看见她的肉体，她也应该表现出她的美德来（to sophron autes）。然而，她的美德就是让她只爱丈夫和以他为目的：“她的忠实和她的爱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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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这一有关周到的节制和爱情专一的羞耻感的原则，普吕塔尔克阐述了一些既排除过于苛刻的节制又不要太随便的忠告，它们针对的不仅是男人，也包括女人。毫无疑问，像他引以为榜样的年轻的女人斯巴尔蒂亚特一样，一位好的妻子不应该借钱给她的丈夫，(64)但是，她应该对此表示忧虑。第一种态度有点像奉承者一样厚颜无耻，但是在第二种态度中则有一种不友善的傲慢。(65)这里，这些规定各自开始的方式和交流的符号的准则已经有了非常朦胧的草案，后来基督教的教士守则非常重视它。普吕塔尔克则十分重视那些可能在家庭最初的性关系中破坏以后的良好默契以及由此形成的稳固的关系的危险。他提到了年轻妻子可能感受到邪恶经验的危险。他劝告人们不要就此止步，因为婚姻的好处可能以后才出现，因而不要像那些一旦被蜜蜂咬过后就不再收获蜂蜜的人一样。(66)但是，他还担心在结婚伊始就体验到一种太强烈的肉体快感，一旦这种快感不再出现，爱情就有消失的危险。最好是，爱情从夫妻双方的性格和他们精神的契合上获得生命力。(67)而且，在整个婚姻生活过程中，在发挥夫妻性关系中一切有利于夫妻爱情的东西方面不要迟疑。对于这种感情复活的作用——《爱情对话》中一位对话者明确地提到这一点，(68)《夫妻戒律》给出了两个例证：一是要避免可能发生在卧室中的各种争吵，因为“床上所发生的争执和指责是难以在其他地方加以平息的”。(69)二是当人们习惯于同床共眠时，不要因为争吵就分开来就寝。相反，这正是引入阿芙罗狄特的时刻，“她是对付这类坏事的最好的医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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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题在普吕塔尔克那里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它见之于《爱情对话》之中，其中他利用了女人之爱与男童之爱之间的本质差异，对于前者来说，快感和一种精神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是相融的，对于后者来说，肉体快感（人们认为它不是相互的）无法作为爱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这一论题同样出现在《七位贤人的会饮》中。其中，性快感与其他两种肉体快感的关系是成问题的，这两种相关的快感是陶醉和音乐。对话者姆内斯费勒指出，在所有艺术或实践中，作品不是在于使用各种工具或材料，而是在于人们想做的事情。建筑师的“任务”（ergon）不在于他所搅拌的砂浆，而是他要建造的教堂。缪斯们在弹奏里拉或吹奏长笛时，目的只在于“道德教化和缓和激情”。(71)狄奥尼索斯的使命不只是畅饮令人陶醉的酒，同样，阿芙罗狄特的任务（ergon Aphrodites）也不是在于肉体的简单交合（sunousia，meixis），它在于爱情（philophrosune）、需要（pothos）、关系（homila）和性交（sunetheia）之中。在夫妻生活中，性关系应该作为形成和发展对称的和可逆的爱情关系的工具。普吕塔尔克指出：“阿芙罗狄特是在男女之间建立默契和爱情的艺术家（homophrosunes kai philias demiourgos），因为通过他们的身体和快感的影响，它同时把各种灵魂联系建立起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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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忠告可能看来相当陈旧。它们在一个漫长历史的起始阶段就出现了，这一历史就是在一般的节制劝告和通过性快感来交流感情的复杂教化的双重性之下明文规范夫妻之间道德关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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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占性的”原则涉及的不是婚外性关系。“非享乐性”的要求是：夫妻之间的性交不服从一种快感的结构。生育的目的化是指，夫妻是以生育为目的的。这就是罗马帝国早期的某些道德家发展出来的夫妻生存伦理的三大基本特征，后来又得到了晚期斯多葛学派的大力阐发。但是这些并不是夫妻生存伦理本身的特征：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给他的理想国公民们制定的准则中找出一些相似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在随后教会关于基督教和睦家庭的要求中找出这些相似的要求。这三个原则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作为一种对斯多葛学派的节制性的革新和一种适合于这个时代道德的规划，它们在数世纪之中不断地标示出人们让性节制在婚姻中起着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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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三种原则的恒常性不应让人相信一种纯粹的和简单的同一性。罗马帝国时代的一种多少带有斯多葛学派色彩的伦理不满足于在从柏拉图主义的乌托邦到基督教的过渡中传递旨在生育和厌恶快感的“独占”婚姻的规范。它给这种规范带来了某些特殊的变化，恢复了自我的教化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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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柏拉图那里，把一切性快感都纳入婚姻结构之中的要求，其正当性的根据在于向城邦提供它得以延续和保存自己力量的儿童的必要性。基督教的情况则相反，性关系必须与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根据在于，前者本身就带有原罪、堕落和恶的标志，只有后者可以赋予它以合法性，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合法性来追问它是否完全判定性关系无罪。然而，在穆索尼乌斯、塞涅卡、普吕塔尔克或希耶罗克勒那里，即使有利益考虑，即使对性快感的亢奋非常反感，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强调婚姻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标的第一性而建立起婚姻与性快感之间关系的，也不是通过假设一种内在于快感的原罪把两者联结起来的，而是通过一种自然、理性和本质的不同归属来把两者联结起来的。鉴于这些不同的立场和学说，我们认为，人们根据这种伦理形式为婚姻要求的性独占不是出于婚姻“外在的”有用性或快感“内在的”否定性，而是出于一种协调某些关系的企图：两位性伴侣的交配、夫妻的双边关系、家庭的社会作用及其与自我关系的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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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触及了另一种重要的差异。对于柏拉图的辩护士、伊索克拉底的首领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来说，在婚姻范围内享用快感的要求还是一种控制自我的方式，一种通过自己的地位或在城邦中应该行使的权威对自我的必要控制。根据基督教的教士守则，完善的夫妻忠诚的原则对于那些一心想获得拯救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条件的义务。相反，在斯多葛主义提出的伦理中，为了满足自我关系的自身要求，为了不伤害人的本性和本质，为了崇尚作为理性的自我，人们最好在婚姻内享用性快感，让性快感符合婚姻的目的。无疑，这一对男人来说旨在排除婚外性关系和只允许出于特定目的的婚外性关系的原则，成了对夫妻关系和性实践进行“司法审判”的基点之一。与女人的性活动一样，已婚男人的性活动至少在原则上有着遭到法律惩罚的危险；在婚姻中，可以或禁止做什么、想要什么或思考什么，都有着精确的规定。但是这种司法审判——随后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与基督教的教士守则及其结构联结在一起。然而，甚至是在有关夫妻生活最详细的文本中，如在普吕塔尔克的文本中，这不是一种用来划分允许的和禁止的快感的条例，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关系风格；婚姻的道德和对夫妻生活的建议同时既是有普遍价值的原则，也是针对那些想有一种崇高的和美好的生存的人的准则。这是只有某些人才实行的一种生存美学的非法律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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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的配偶化的目的是把合法性只限定在婚姻之中，从结果来看，它有着明显的限制（至少对男人来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它是对已婚女人的要求）。而且，把对这些快感的享用和享乐的目的性区分开来的要求旨在从内部贬低性活动本身。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些限制和贬低还伴随着另一个步骤：强化婚姻内部的性关系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因为配偶之间的性关系不再简单地是权力的结果和表现，它们在爱情、倾慕和互惠的关系网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果作为目的的快感必须被清除，那么至少在这一伦理的某些最巧妙的解释中，它应该被当作夫妻之间情感表示的要素（既是工具，又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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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对夫妻关系中性快感的价值的强化的意义上，以及根据人们赋予它在夫妻交流中的作用，大家开始带着愈来愈怀疑的目光质疑男童之爱曾经有过的各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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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泰斯勒费：《希腊化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著述导论》和《希腊化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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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梅斯林：《公元1世纪罗马人的各种来源》，第143—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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