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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否定了“元叙事”之后，它所留下的空缺应当由什么来替代呢？答案是局部决定论。利奥塔将后现代解释为一种否定了各类元叙事的局部决定论。他说：“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因此，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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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主张用局部叙事取代总体叙事，用小叙事取代大叙事。他指出：“依靠大叙事的做法被排除了，因此我们在寻找后现代科学话语的有效性时不能依靠精神辩证法，甚至也不能依靠人类解放。但我们刚才看到，‘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像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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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部叙事或小叙事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叙事。利奥塔又称之为“元论证”。他说：“人们转向大量而有限的元论证，我们是指那些关于元规定的、在时空中受到限制的论证。这种定向符合社会相互作用的演变，事实上，不论在职业、情感、性爱、文化、家庭、国际交往等方面，还是在政治事务中，临时契约都正在取代永久的制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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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性思维被否定之后，局部性思维使得差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最受重视、最受宠爱的价值。利奥塔是这样说的：“在元叙事之后，合法性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操作标准是技术性的，它不适宜用来判断真理和正义。合法性是否像哈贝马斯设想的那样存在于通过讨论而达成的共识中呢？这种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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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理论背景与利奥塔属于同一类型。他质疑所有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例如，他曾经说过：“自1917年或干脆说自1848年以来，世界上就根本从未出现过一种能够带来希望之光的思想……为此，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并且一开始就要问：从何处出发去批判我们的社会，……所有那些在历史上导致社会主义传统出现的观点都必须加以审察。”(9)福柯有一次在谈到结构主义时还说过：“我觉得结构主义……有助于抛弃关于历史的那种伟大的生物学神话（指把历史看成一种逐步进化的有机过程的观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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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疑宏大叙事的同时，关于话语和批判的局部化，福柯也做过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归结为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批评的局部化。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呈现出迟钝的、淳朴的经验主义色彩；它也不是乏味的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缠着每一种理论方法不放；它也不是自觉自愿的禁欲主义，倾向于导致最糟糕的理论上的贫困。我相信，批评的局部特征表明了一种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既定思想体制的首肯。”(11)批判的局部化会使得它显得琐碎、平庸，丧失了马克思以来的总体批判的宏伟气势，因此福柯将人们对这种局部化批判的否定态度描述为“迟钝”“淳朴”“乏味”“经验主义”“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禁欲主义”“理论上的贫困”。福柯对此类否定态度颇不以为然，认为局部化的批判其实体现了一种自律的精神，它的意义在于制造一种非中心化的理论，它的局部的、具体的、个别的批判是超越于既定思想体制之外的，因此是更正确也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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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批判的局部化趋势时，福柯进一步抨击了“总体性理论”或“总体性思考”的弊病，他说：“伴随着这种不稳定的感觉以及非连续性的、个别的、局部的批评的大量运用，我们又发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即一种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的禁制作用。并不是说从前和现在通用的理论没有为局部的研究提供一贯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就是例证。但是我相信，这些工具在使用的时候，其话语的理论统一性被悬置，或者说至少是被缩减、分割、瓦解、漫画化、戏剧化，你怎么说都行。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了障碍。”(12)按照福柯的想法，总体性的思考不但不能起到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对事物的有效的分析和研究的障碍。这种看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我们所听到的与此截然相反：似乎只有总体性的思考才能算作理论，才有价值；那些局部性的思考一向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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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总体性思考的这种立场，福柯对于所有现存的理论都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他的研究是对历史资料严谨的分析，由这种分析所产生的结论并不是一种关于普遍适用的真理的理论，而是带有尝试性质的假说，是供人们讨论的话题。福柯认为：理论并不拥有与详细分析同等的地位，较之于详细分析，它是次要的和从属的。(13)世界上还没有几位学者敢于将理论的重要性贬低到分析之下，而福柯就敢这么说，也敢这么做。而福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做出的假说和分析往往与人们早已视为公理和常识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也是我特别敬重他的一点。套用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这正是：理论是灰色的，而分析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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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赞成德勒兹提出的目标：“让我们败坏善良意识，让思想在井然有序的相似性表格之外嬉戏。”福柯认为，新哲学将是“笑剧剧场”，“邪恶意志”将会使“流浪的和无政府的差异”摆脱“同一性的统治”和以“善良意志”为标志的范畴思想。换言之，求真求同的哲学将被差异哲学所取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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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正如一位福柯的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福柯把我们从某一真理统治的沉重权力下解放出来。为了反对伟大的真理、伟大的综合、伟大的体系，他对权力—知识的多种机制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分析。”(15)从启蒙理性开始，各种伟大的真理、伟大的综合、伟大的体系层出不穷，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叶达到了巅峰期。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向这些“伟大的”事物提出了挑战，用无数“渺小的”差异取代了这些“伟大的”体系。在这一挑战中，福柯是一员当之无愧的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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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质疑启蒙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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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理论另一个基调是对启蒙理性质疑。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对理性的第一次质疑。他写道：“破天荒第一次，理性的思想不仅在它的本质、基础、力量和权利方面，而且在它的历史和地理，它的最近经历和当前实际，它的时间和地点诸方面，都受到了质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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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道德世界还基本上是平静的，有一种“悲剧的同一性”。但在18世纪，这种同一性几乎无可挽回地被摧毁了，“被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明确划分破坏了。道德世界的危机即由此开始，它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加倍地强化了善恶之间的重大冲突。”非理性被“逐出教门”之后，便沦为“这样一种体验领域——它因过于隐秘而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来叙述，也因在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当今时代这一期间受过太多的责难，而不得享有表达的权利”。(17)癫狂、同性恋及其他种类的所谓“性反常”同不道德行为、同关于精神病的科学认识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人类事实”，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福柯研究癫狂史和性史，就是要发掘这些被“逐出教门”的非理性，还非理性以表达自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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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理性经验的重视是福柯特别重视萨德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萨德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望的野蛮发泄”代表了“一种神秘思维”的复苏，它处于一种新思维方式的入口处。“在他之后，暴力、生与死、欲与性，将在表象的下面延展出一块广袤的阴影，而这阴影，正是我们现在力图用我们的论述、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思想加以阐明的东西。”(18)这一阴影就是非理性，就是酒神的精神，它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理性遮蔽，被日神阿波罗的耀眼光辉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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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萨德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时代转换的标志——在他身上，同时体现着理性时代的终结和当今时代的开端。在萨德之后，“所有作品中任何在现代世界看来具有决定性的东西，都有非理性因素”，在接触这些作品时，“人可以同他内心最深处、最孤独的东西进行交流”，发现“最内在的，同时又是最自由奔放的力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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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德身上，福柯不仅看到了“当今时代”的开端，而且发现了一种怀旧情绪。他认为，萨德的作品是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抗议，是对古代以人为祭品的“牺牲社会”、对“凶暴、独裁、甚至血腥权力”的怀旧情绪的表达，认为这些作品“归根结底是一种‘回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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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德那里，性是世界上最自由奔放、最随心所欲、最不受拘束的力量，“性爱没有任何可以从它自身的性质来加以系统表述的规范或内在规则。”此外，性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性经验的展布让我们接受的浮士德契约的诱惑现在成了如下这种东西：用整个生命来换取性本身，换取性的真相和性的统治权。性值得以死换取它。正是在这一严格的历史意义上，性在今日已被死亡本能所渗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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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中，如果说土（固体的大地）常常同理性联系在一起，那么水一直被当做非理性的象征。福柯的传记作家米勒是这样说的：穿过大海，这个非理性的象征，就是以一些新的方式在体验的混乱状态中航行，就是冒险向捉摸不定的目的地进行一次前途叵测的旅行，就是探讨由萨德首次探测过的那片广袤无垠的阴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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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正是萨德色情狂想的暴烈性证实了一些基本冲动的力量的存在，而这些基本冲动，大多数现代社会都力图斥之为反常。正如福柯在1954年所说，就连现代文化中最文明的人们都“能够而且必须把人变成一种消极体验，让他在仇恨和侵犯的形式中存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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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视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方面，尼采与萨德共同拥有一种重要的直觉：快乐和痛苦是相互渗透的，在狄俄尼索斯式的销魂状态中体验从痛苦到快乐、从恨到爱的转变，乃是智慧的开端。德勒兹说：“我们事实上已知道权力意志就是受苦受难，但权力意志还是未知的喜悦，未知的幸福，未知的上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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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1966年说：“最令我们这些‘冷冰冰的’分类者快乐的作家，便是萨德和尼采，即那些实际上就是在谈论‘人身上的邪恶’的人。难道他们不也是最富于情感的作家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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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尼采和萨德这两位崇尚非理性的作家之外，还有两位非学院派学者对福柯有重大影响，一位是乔治·巴塔耶，另一位是莫里斯·布朗肖。这两人也是特别看重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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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像尼采一样，终其一生对兴奋、幻想、癫狂、陶醉和销魂这样一些狄俄尼索斯时刻，对所有“从恶魔存有的根源处激动我们、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放任自然本性的纵欲时刻，一直高唱着赞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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