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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是如此为巴塔耶的观点定位的：“色欲越界是一种含有极限意义的行为”，它猛烈地冲决了习俗加在性行为上的种种限制，并使那种曾被萨德极其生动想像过的“非自然化的”性欲活跃起来。福柯指出：“在色欲越界中毫无消极的东西”，通过让自己痛苦的冲动在一种残酷的色情剧中自由驰骋，一个人可能会“第一次认识自己”。这些行为方式，“能把罪行变成喜悦、把痛苦变成快乐、把折磨变成销魂，以及（这最不可思议）把死的愿望变成压倒一切且不可言状的爱的情感……并体验一种神秘的狂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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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提出了“异质成分”这一概念，他指的是一切抗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常规生活方式的社会集团，包括离经叛道的艺术家，也包括被规范社会所排斥的各种边缘人，如社会贱民、妓女、流氓无产者、疯人、造反者、革命者等等。他曾鼓吹“激烈的流血革命”，摧毁“同质社会”，解放人被异化的原始天性。他“力图冲破现代性的牢狱，冲破在世界历史范围凯歌高奏的西方理性主义的封闭宇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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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特别推崇的另一位学者布朗肖是阐释和推动了法国的新小说运动的人。布朗肖认为：“现在世人崇尚的是目的、分寸、严肃、秩序，是科学、技术、国家，是价值的意义和可靠性，是真与善的理想。艺术则‘适得其反’：无目的、无分寸、轻浮、无知、邪恶、荒谬，这广大的领域都属于艺术。”他认为，真正动人的艺术作品不仅在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出自于谵妄、梦幻和激情。(29)正如福柯所说：“自萨德与戈雅之后，非理性一直是现代世界艺术作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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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福柯坠入情网的音乐家巴拉盖在1952年宣称：“就其美学必要性而言，创造性总是不可理解的。”(31)福柯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着充沛的创造性的人，他的创造性没有表现在美学和艺术方面，而是表现在历史、哲学方面，但是，各个领域中的创造性肯定是相通的。这也应当说是福柯迷恋于非理性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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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的拘谨和严苛之外，我们至少应当为想像和幻想留下一些空间。福柯极力主张，幻想“应当摆脱我们强加于它们的各种约束，摆脱真与假、存有与非存有的两难处境，……它们必须有权跳它们自己的舞蹈”。(32)几百年来，在日神阿波罗所放射的垄断的理性光辉之下，幻想和非理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它们被剥夺了表达的权利。在摆脱了束缚之后，它们的舞蹈想必是美丽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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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喜欢贝克特的戏剧，他的《等待戈多》的演出是当时巴黎知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人们是把这个戏剧当做海德格尔哲学的戏剧解说来看的，“这出类似一种哲学寓言的戏剧，因其令人着迷地暗示着深奥而重要的、正等待着破解的神秘事物，吸引了巴黎的观众。”(33)这个戏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引起过同样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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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格里耶的解读，所谓等待戈多就是在等待上帝；就是在等待一种关于更美好的社会的世俗理想的实现；就是等待死亡；就是在追寻自我。福柯在临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作为学生，眼前曾有过一道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构成的地平线，这道地平线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我而言，是贝克特《等待戈多》的首次演出使我实现了突破——那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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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所谓的突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从理性领域向非理性领域的突破，是从所谓正常领域向反常领域的突破，是从符合规范的领域向违反或超越规范的领域的突破。福柯的同学、科学史专家康吉兰在1943年指出：“正是变态（不合规范的）引起人们对常态（合规范的）的理论兴趣。规范只有透过犯规才能得到名副其实的承认。功能只有透过故障才能得到显示。生命只有透过不适应、失败和痛苦才能上升到意识和生命科学。”(35)福柯在这一问题上与康吉兰怀有同感，因此他一直十分注重被认为“变态”“失常”“反常”“疯狂”“犯罪”现象的研究。他是这样概括他终身的研究兴趣之所在的：“癫狂、死亡、性、犯罪——这些才是最吸引我注意力的题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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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常与反常、符合规范与违反规范，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定义。福柯说：“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自成系统的划分方式……但它们在划出一个界限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可能发生的越界的空间。……这一空间既不能等同于非法的领域，也不能等同于犯罪的领域；既不能等同于革命的、凶险的领域，也不能等同于反常的领域，甚至不能等同于所有这些异常形式的总体；但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又至少能够标示它的一个方面。”(37)“非法”“犯罪”“革命”“反常”“异常”，这就是福柯最关注的领域，它们是越轨的、犯规的和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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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传记作家谢里登指出：“科学和哲学具有共同的理性渊源，而理性已自封为精神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者，并摈弃了一切形式的非理性。……福柯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超越笛卡尔和17世纪中叶，回到人们在理性和愚蠢的对话里纵情欢娱的时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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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们应当怎样将这种理性同权力的机制、程序、技巧和影响分开？理性通常都是由权力的这些要素所界定着的，而这些要素，我们如今已无法接受了……我们难道不能认定，正是越来越多地侵越着自由的地盘的理性本身的统治，破坏了启蒙或透过运用理性来实现自由的希望？”(39)在这里，福柯断言：启蒙的许诺，即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自由，已经被理性本身的统治所推翻，理性已经逐渐篡夺了自由的位置。换言之，在当今社会，理性已经成了自由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还想追求自由，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就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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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并不是绝对的，它遇到了它的限度，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福柯是这样看待人类内心深处的残酷本性的：他对人内心的非理性成分予以充分的肯定，将残酷的外在化列为最佳方案；残酷的内在化是次佳方案；将完全丧失残酷视为最差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最后的界限设在了法西斯主义那里。他忧心忡忡地说：“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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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理论兴趣的核心就是希望了解和探明每一个人内心对权力和“法西斯主义”的渴求。在这里，他指的不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我们所有人心中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中的法西斯主义”，它深埋在人的“肉体”之中，“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喜爱权力，希求那种现在正统治和压榨着我们的东西。”(41)如果对启蒙理性的批判矫枉过正，就会坠入法西斯主义的陷阱。也许界限应当划在是否伤害他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可以尽情地舞蹈；而如果伤害了他人，那么人就不得不为这种伤害人的行为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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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质疑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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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又译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世界中心的思想体系，它是自启蒙时代以来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又一种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话语霸权，它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福柯认为，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是虚伪的。从尼采开始，随着理性话语霸权地位的动摇，人文主义的话语霸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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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遇到过三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来自哥白尼；第二次打击来自达尔文。马克思的《资本论》、弗洛伊德的《释梦》以及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系谱》构成了第三次“去中心”的打击。他们三人“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去中心作用。这三人都抨击了起源的观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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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人类中心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阵营中，福柯的思想是继上述三次攻击之后的新一轮攻击。他认为，从19世纪以来，始终有一个主题：反对各种“去中心”的努力，维护主体的权威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对孪生子；致力于寻找一种总体历史，使社会的所有差异简化为一种形式；致力于建立一种世界观、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统一的文明。他把自己的著作视为挣脱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后一道枷锁的努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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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而福柯提出了“人之死”。其实提出“人之死”的不是福柯一人。马尔罗在1946年就说过：“世纪末，老尼采曾宣告上帝之死。现在轮到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关于我们自己的情况，问问我们自己，人是否从此已经死亡。”(44)所谓人之死是表述这样一种思想：人不是理性的，不是非历史的，人是非理性的，是在历史中变化不定的。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人的出现与消亡不过像海滩涂鸦，转瞬即逝。福柯说：“犹如在18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上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像画在海边沙滩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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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人之死”的逻辑，人不仅不是宇宙的中心，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关于人的本质的客观真理，一向被当做人的本质的一切特质都是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自然的、文化的以及人际关系的因素。尼采作过这样的假设：每个人都是一张复杂得几乎不能理解的因素网的“必然结果”，那些因素“既包含有自然力，也包含有过去和现存的各种事物的影响”。举例言之，癫狂就是一种虚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实。福柯因此将癫狂与精神病作了区分，他把癫狂称为“这闪耀在精神病周围的抒情的光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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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很关注语言问题，他把人在历史文化中的处境概括为“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是在语言中谈论。”(47)索绪尔有一句名言：“语言符号是随意的。”一个新口号冲击着人们：语言是一种游戏！万无一真，百事可为！在60年代的巴黎，“语言的学习，当时在那里成了一种审美活动，也可以说一种摆脱时代和历史的专横统治的手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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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社会建构论与他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属于同一个思想脉络。他不认为人有什么固有的本质，人的本质完全是后天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其实，马克思也表述过类似的思想，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9)在谈到主体问题时，福柯说过：“主体的问题一直贯穿着性的问题，后者一直在遭遇它，增殖它。……理性化过程构成了一个或多个主体。”(50)“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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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的存在不过是海滩涂鸦，那么一切关于人的所谓真理、规律、原型、本质都是十分可疑的。我们并没有一个目标，并没有一个乌托邦是我们的终点。那么还有什么事是人应当做的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能是趋乐避害。我们追求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反抗一切压迫，抵制对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压迫，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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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自身的命运都是如此，所有那些人类学理想就更是如此。福柯说，关于“人”的标准理想很快就会被“抹去，恰似一张埋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康德的人类学理想（‘少点残酷，少点痛苦，多点善意，多点尊重，多点人性’）被浪涛冲净了，被大海卷走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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