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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发现，这一套管理人的技术是在18世纪出现在西方社会中的，在17世纪末以前，从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营区、基督教寄宿学校、拥有上百工人的大型工厂。“于是就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督。简言之，出现了一整套‘管理’的技巧，监狱只不过是其表现之一，以及在刑罚领域里的变形。”(98)由于要树立规范，培养规矩，在法文和英文中，师范院校被称为normal（正规）；而英国古制管小学叫standards（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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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些社会的规范中，可以说，我们是在无数这样的微观惩罚中长大的，已经对这一切变得安之若素。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们反而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这些规范的社会。福柯的批判使我们惊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身体、手势、举止和一切行为、想法，看其中有多少被规范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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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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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福柯是这样论述这个转变过程的，他说：“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人们相信权力对身体的作用是沉重的、冗长的、细致的和经常的。因此才会有那些大而可怕的监禁设施，存在于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城市、住所、家庭之中。接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逐渐认识到如此累赘的权力形式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必不可少，在工业社会中，能够拥有权力对身体的松散的控制就足够了。然后又有人发现，对性的控制可以弱化，并呈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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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权力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的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过去权力对肉体的控制、惩罚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酷刑，后来则改变为对肉体的训练和规范的一整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身体虽然不再遭受酷刑的折磨，但却无法摆脱控制。“各种权力关系则直接控制它；它们笼罩它，标明它，训练它，折磨它，迫使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散发符号。”(100)对此，谢里登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借他们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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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意义上，福柯论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通过“灵魂”操纵身体，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是权力的最终目标。他指出：“权力的网络现在穿越了健康和身体。它们过去曾经穿越过灵魂，现在则穿越身体了……”(102)“我想表明，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不需要依赖对主体的自我再现的思考。如果权力掌握了身体，这并不是首先通过在人的意识中扎根来实现的。有一个生物权力或身体权力的网络或流通渠道，它们是性本身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胚床，在这些现象中，我们既认识自己，又迷失自己。”(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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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肉体如同灵魂一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有机体是一种本质上无定形的冲动和活力流。社会彻底改变了肉体，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因此，福柯用“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104)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肉体与历史的关系。肉体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其一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了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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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这样阐述了福柯的观点：“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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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上，从启蒙理性开始，肉体在与精神的对立中受到贬斥，而福柯使我们重新关注肉体，并关注权力在其中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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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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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个人以及关于主体的真理，全都是权力的产物。福柯说：“按照我的看法，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106)因此，福柯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可能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什么样的合理性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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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观点，个人及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制造者与被制造者的关系、生产者与被生产者的关系。个人的主体、身份及特性全都是被权力塑造、制造和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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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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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曾提出过一个权力三角关系：“我试图把权力的机制与两个方面连接起来：一方面是为权力划定范围的权利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权力产生和发送的真理的效应，这种真理的效应反过来又再生产权力。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权力，权利，真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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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真理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超脱，那样纯粹，那样客观中立，它与权力之间有着可疑的关系。福柯提出：真理不存在于权力之外，更不用说是与权力对立了。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真理规范：公认为真的话语类型，用于区分对错的机制。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了“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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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心目中，权力与真理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福柯说：“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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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或者，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对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权利和真理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换句话说，我们受真理支配，因为真理制订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这种话语至少是部分地在权力的效应的基础上裁决、发送和扩展。最后，我们被裁决，被审判，被分类，被注定了要在某种模式中生存和死亡，作为承载权力的特定效应的真实的话语的一种功能。”(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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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真理与权力有着这样的关系，福柯爱把真理叫做“真理的游戏”。他是这样说的：“存在通过它们得以被历史地构建成经验的真理与谬误的游戏。所谓经验就是指某种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被人们思考的东西。”福柯所有的著作都提出同一问题：“当人以为自己发疯时，当他觉得自己生病时，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活着、会说话、会劳动的存在时，当他判定自己有罪，并因此惩罚自己时，他通过什么样的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存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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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福柯对真理与权力问题的总结性观点是：“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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