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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肉体如同灵魂一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有机体是一种本质上无定形的冲动和活力流。社会彻底改变了肉体，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因此，福柯用“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104)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肉体与历史的关系。肉体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其一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了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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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这样阐述了福柯的观点：“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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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上，从启蒙理性开始，肉体在与精神的对立中受到贬斥，而福柯使我们重新关注肉体，并关注权力在其中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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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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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个人以及关于主体的真理，全都是权力的产物。福柯说：“按照我的看法，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106)因此，福柯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可能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什么样的合理性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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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观点，个人及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制造者与被制造者的关系、生产者与被生产者的关系。个人的主体、身份及特性全都是被权力塑造、制造和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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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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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曾提出过一个权力三角关系：“我试图把权力的机制与两个方面连接起来：一方面是为权力划定范围的权利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权力产生和发送的真理的效应，这种真理的效应反过来又再生产权力。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权力，权利，真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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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真理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超脱，那样纯粹，那样客观中立，它与权力之间有着可疑的关系。福柯提出：真理不存在于权力之外，更不用说是与权力对立了。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真理规范：公认为真的话语类型，用于区分对错的机制。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了“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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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心目中，权力与真理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福柯说：“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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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或者，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对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权利和真理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换句话说，我们受真理支配，因为真理制订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这种话语至少是部分地在权力的效应的基础上裁决、发送和扩展。最后，我们被裁决，被审判，被分类，被注定了要在某种模式中生存和死亡，作为承载权力的特定效应的真实的话语的一种功能。”(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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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真理与权力有着这样的关系，福柯爱把真理叫做“真理的游戏”。他是这样说的：“存在通过它们得以被历史地构建成经验的真理与谬误的游戏。所谓经验就是指某种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被人们思考的东西。”福柯所有的著作都提出同一问题：“当人以为自己发疯时，当他觉得自己生病时，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活着、会说话、会劳动的存在时，当他判定自己有罪，并因此惩罚自己时，他通过什么样的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存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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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福柯对真理与权力问题的总结性观点是：“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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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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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被福柯称为“我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很多、很深。有福柯研究者认为：“自《荒诞与疯狂》后，福柯著作的全部重心都在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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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指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115)德勒兹也说：“认为知识仅出现于力量关系被搁置处，只是一种错误及虚伪。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或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116)按照他们的观点，没有“价值中立”可言。价值中立一度是我们做社会研究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们被教导说，不可以加入个人的好恶，不可以对它做价值判断。但是，后现代理论家和福柯却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超脱于权力之外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某些人的权力意志的产物，它们当然是维护这些人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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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中的真理比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离权力更近，二者的关系更为可疑。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117)按照福柯的观点，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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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因此，很显然，它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118)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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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也说过：“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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