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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权力关系如何产生了这类话语？话语怎样被权力关系所利用？行使这些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反抗，而且用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总体构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真理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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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不认为各种人的科学会从监狱里产生。但是，如果它们在知识型中已能形成并产生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么这乃是由于它们被一种新颖别致的权力模式传播开去的缘故：某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某种使得芸芸众生驯化而有用的方式；这种政策需要包含于权力关系之中的知识的明确关系；它要求屈从地位和客观表现交叉重叠的技术；它引入了个人化的新程序。监狱网络构成了权力—知识的一副盔甲，而这又历史地构成了人的科学。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诸如此类）是这种分析笼罩和这种统治—监视的对象—结果。”(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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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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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性的关系是《性史》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写道：“性成为国家与个人中间的一个问题，一个公开的问题；在它之上结成了话语、专门知识、分析与禁令纵横交错的网。”(122)他认为，“任何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都不能脱离性态”(123)，性是所有的权力都不能忽略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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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124)权力对性的管制是从禁止乱伦开始的。因为人类发现，近亲繁殖会导致人种的退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禁止乱伦是文化的序幕，而从禁止乱伦起，性欲就再也无法摆脱权力的笼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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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中，权力对性的控制是微妙的，但是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权力对性的控制则采用了一种更为赤裸裸的方式。福柯这样讲到前苏联社会中的性：“在苏联，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非政治化的倾向，政治机器对个人的控制开始放松，你们也提到了这种解冻的迹象。但是，新的监查形式也在出现。一党专制的纯粹的政治语境将由其他层面的权威来接替。……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一种将个人的行为‘正常化’的需要，需要把个人的行为通过权威管制起来，但不再是提高行政当局或是克格勃的警察机构，而是通过更加精致得多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的性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觉得它们一点也不自相矛盾，在结构上是可以共存的。”(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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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性摆脱权力的控制就是要在性上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是性方面的“越轨”和“犯规”。福柯在1975年讲到如何逃避规训社会对肉体的管制：“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性生活，一种让肉体透过偶然的相遇和极大的快感沉浸于爆炸性漫射状态的性生活。”(127)无训诫的性活动既应包括所有已存在的欲望的实现，还应当包括对既存欲望的改变。既然肉体是被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人就完全有能力改变它。真正的自由人是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欲望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肉体和欲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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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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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的“越轨”和“犯规”方面，福柯有一个最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性不应当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这一观点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历史的启发。福柯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希望当代与性有关的法律制度能够得到打破和放松。这种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因为1810年的刑法中有关性的内容非常之少，似乎性与法律无关；到了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在贝当时期或者米约修正案（1960年）中，有关性的立法才越来越具有压制性。”(128)在另一处，福柯这样讲到性立法的历史：“直到1960年，法律一直朝压制的方向发展。1810年的法典没有提到性犯罪：这是欧洲唯一一部不对同性恋进行惩罚的法典。”再早些时对性是有严厉法律的，如对同性恋有过两例死刑判决，对通奸也有严厉的法律。“所有18世纪末的改革者都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即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在1787到1788年，革命的法律废除了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我确信，拿破仑社会尽管在某些方面非常死板，其实却是一个相当宽容的社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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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越来越多地涉入性的领域，社会观念中增加了一种关于“危险的个人”的范畴：“在过去，法律禁止一些行为，这些行为种类繁多，以致人们从来就搞不清楚那都是些什么，但是法律一直关注着这些行为。某些形式的行为受到惩处。现在，我们要界定的，法律、法官和医生要关心的，是危险的个人。我们将拥有一个危险的社会，一方面有人处在危险中，另一方面存在着危险的人。性不再是一种被戒律束缚的行为，而是一个到处游荡的威胁，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这个幽灵活动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成人和儿童之间，还可能在成人们中间。性将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构成威胁，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之间，在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对这片阴影，这个幽灵，这种威胁，当局通过一般的立法以及一系列特殊的干预来加强控制，这些特殊的干预可以是法律机构在医学机构的支持下做出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对性的新的监禁体制，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那种罪名已经消失了，它仅仅以‘危险’的形式出现，一种普遍的危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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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性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从原则上可以说，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任何一种立法的制约。“我们必须同时思考没有法律的性和没有国王的权力。”(131)福柯指出：“我想挑明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服从任何形式的立法。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存在着问题。一个是强奸，一个是儿童。”(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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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呢？对于强奸问题，福柯是这样想的：“我们总是能够炮制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大意为：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惩罚强奸，我们只是在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阴茎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强奸）不是性，而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身体暴力，但却不需要把性的问题考虑在内。”(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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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儿童的性行为，福柯提出了如下建议：“能够建议有这样的法律吗：一个人能够与一个同意的孩子、一个不拒绝自己的孩子发生任何一种关系——而这将与法律无关？……我忍不住要说：如果孩子并不拒绝，就没有理由惩罚任何行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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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律可以完全没有性犯罪的内容？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能够提出“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的原则，而当今世界所有的社会全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性犯罪，立法加以惩罚？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国家和司法对性的干涉越多，个人的自由就越少；而国家对性的干涉越少，则个人自由越多。这就是福柯提出“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对象”这一思想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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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性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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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向以为，在弗洛伊德之前，性一直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直到弗洛伊德石破天惊地发一声喊，性欲才被唤醒。其实，这种断代法是错误的。性的唤醒远在弗洛伊德之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按照福柯的看法，“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最终通过一种突然的逆转，恢复了被剥夺如此之久的性欲所应有的一份地位。”(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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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所谓弗洛伊德的唤醒不过是一场闹剧：“我们装模作样假装把性欲从沉睡中唤醒，每样东西——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我们的知识——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积极地生产并闹闹嚷嚷地鼓吹着性。”(136)其实，性不但一直在权力的话语中被当做控制生命和个人的工具，而且它已经到了“性的专政”的地位。性并没有被剥夺，而是一直在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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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权力已把人变成了性爱怪物。”按照福柯的看法，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根本不是性压抑，而是性的专政。福柯竟至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应当打倒性爱专政，发现其他类型的身体快感。这个口号听上去虽然过于惊世骇俗，过于匪夷所思，但是它的确将福柯的激烈看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性的话语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早已成为限制人们自由的桎梏。让我们摆脱它的专政，去看看其他的风景，去找寻其他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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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何说：“有一个运动今天正在成形，我认为这个运动是对‘性多多益善’、‘有关性的真理多多益善’的潮流的反动，那种潮流已经奴役了我们许多个世纪。它致力于创造……而不是‘重新发现’……其他形式的快乐、关系、共存、依附、爱情。”(137)“看看在孩子们身上发生些什么吧。有人说儿童的生活是充满性色彩的，从哺乳期一直到青春期。从阅读的意愿到对卡通的喜爱，一切无不与性有关。你敢肯定这类的话语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吗？你能肯定那不会把孩子锁进性的牢笼吗？……成人们把多态性视为反常，以此来宽慰自己，再用他们自己的性把它涂上一层沉闷单调的颜色。……儿童有五花八门的快乐，而性的栅栏则是囚禁这些快乐的监狱。”(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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