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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恋爱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被爱的人应该永远属于我。我理解这些,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希腊式的情爱,也就是精神恋爱。因此,当被爱的人向我保证这一点后,我会深信不疑,即使还有些许疑虑,我也会尽量打消它。但结果又如何呢?因为如果我在恋爱,毫无疑问,我也会像别人那样做。在她的言辞之外,我会去寻求别的保证,显而易见,那是唯一的保证。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一些很难说清的东西。就像拼命想赖在高处的柯卡吐(17)认为自己就是那只鸭子,它吞下了错别字,却刍出“玛丽安娜”这几个字,大家哄堂大笑。或许观众们是嘲笑柯卡吐并不爱玛丽安娜,却已经与她如此亲密。但是,如果柯卡吐真的爱玛丽安娜,那不就令人啼笑皆非了吗?在我看来,这同样很可笑,因为爱在这里是可以称量的,而且可以用这样的话来称量。虽说这样的话根本就不能称量什么,这样说也只是习惯而已,本质上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喜剧性永远有权去包容矛盾,所以矛盾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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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戏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喜剧性,它做出的稀奇古怪的动作中并没有包含矛盾,由于幕后的人操纵着木偶线,人一旦做了受某种无法言说的力量操纵的木偶,就要令人啼笑皆非了。这其中的矛盾之处在于,谁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要如此表现,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扯动一下这条腿,又抽动一下那条腿。当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时,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当我在其中需要向某种力量屈服,而我又不知原因时,我就不想屈服。而如果爱是这么一类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成分构成的一种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谜一般的力量,那么,谁能保证它不会突然带来大混乱?但是,我并不很在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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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有些恋人嘲笑别的恋人。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嘲笑,他们的嘲笑究竟有何意味。如果爱要遵循某种自然法则,这法则就该适用于所有恋人;如果这是一条自由法则,那么,嘲笑别人的恋人们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但他们做不到这些。我将恋人们常常嘲笑别的恋人,千方百计地从别人身上发现可笑的事而认为自己做的任何事都很合理这一点理解成一条普遍的法则。如果吻一个丑姑娘很可笑,那么,吻一个漂亮姑娘也很可笑。只因为别人和自己的选择不同就嘲笑别人,这只能证明自己狂妄自大,对别人不公平,会让那些势利之徒遭到别人的嘲笑——毕竟,没有人知道吻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按道理说,它表示恋人们渴望永远属于对方,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它原本是应该给他们承诺的。如果哪个舒舒服服坐着的男人突然将头歪到一边,或摇头,或踢腿,不自觉地做各种可笑的动作,若别人问他时就老实坦白:‘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不自觉地就这么做了,其他时侯我不会这样,我只是身不由己而已’——哈哈,这下我就能理解他了。但万一他真的像情人们为自己的夸张言行开脱时找的理由一样,说什么‘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幸福’之类的话,我怎么可能不笑?虽然这种情形的可笑不同于别的情形的可笑,无疑,它们在意义上有本质的不同,直到那人解释说他的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才让我止住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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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解决了隐含在喜剧性中的最本质的矛盾。把那些本不起眼的事说成是不起眼的,一点也不可笑,可笑的是非要将不起眼的事说成举足轻重的。说到那些不是自愿的行为,其中存在重要矛盾,因为在我们的想法中,一个自由、理性的人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所以,如果教皇正要将皇冠加于拿破仑头上时猛地咳嗽起来,或者在婚礼中最庄严的时刻,新郎和新娘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这其中的喜剧性就显而易见了。一种情形是,如果完全关系到一个理性的人的自由,那么,他越不情愿的时候,这种喜剧性就越强烈。情爱上的亲热举动也是如此,在这里,喜剧性再一次突现在我们眼前,而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情侣们想给这些举动赋予一种绝对的含义,以此来掩盖其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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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孩子们是最富有喜剧感的,他们一见到可笑的事,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那些情侣们肯定会被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笑话,如果有人有意唆使孩子们讲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忍不住讲出来,然后哈哈大笑。这或许是因为孩子们没明白其中的含义吧。这就怪了,犹太人漏掉了某一含义时,也没这么惹人大笑啊。这里正好相反,一个人漏掉了一丁点含义,所有人都大笑不止,但谁也说不出这含义在哪儿,当然就会被漏掉。情侣们不辩解,歌颂爱情的人也一言不发,像《王国宪法》上讲的那样,他们只想说说那些讨人喜欢、惹人高兴的事。但是,对此思考的人如果能阐明他的范畴就好了,思考着爱的人更应该立刻联想到他的范畴。而说到爱,人们从不这么做,尤其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完善的牧耕学的指导技术,因为在田园诗中,诗人们会设法让爱像在菜园里一样自发生长,而那些告诉情侣们如何去爱的人就偷偷将不符合风俗习惯的行为带了进来,于是我在情爱的倒错中发现了喜剧性成分:最崇高的经验很少体现在崇高的领域内,而是体现在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领域。看着那种爱,那种想永远属于对方的渴望高涨了,如果高涨十次,就有十次像萨夫特吃撑后晕倒在食品橱前一样结束,这无疑很喜剧性。更喜剧性的是,事情已如此糟糕,竟然被认为是爱发展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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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矛盾的地方,也一定存在喜剧性。这条线索我一直在探究。假如你们跟着我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究,甚至探究得有些心慌意乱了,亲爱的伙伴们,那你们就转过头去,别再跟着我了。因为我自己都像一个头上罩着面纱的人,虽然在看着、说着,但我见到的只是一个谜,一个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看见的谜。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它没办法与它的原因一起属于理念的范畴,它就会变得很可笑——虽然它曾被当成了后果。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跳进浴缸洗澡,当他晕头转向地从滚烫的热水中出来,伸手去抓浴绳,想站稳,却错拉了淋冷水的绳子,冷水劈头盖脸地淋下来——后果可想而知。但可笑的地方在于他抓错了绳子,而不是绳子一拉冷水就淋下来这一点。相反,如果拉了淋冷水的绳子,而冷水不淋下来,那才可笑呢——比如,为了证明对矛盾之物的相关论断是正确的,我一个人豁了出去,准备接受一场惊慌失措的考验,兴冲冲地去拉了那绳子……冷水竟然没淋下来!恋人们想永远、唯一地属于对方。为了表达这一点,他们使出了在某一瞬间凝聚起来的全部的力量,热烈地拥抱,这举动虽然看起来很怪异,但据说里面包含了爱的狂喜所能带来的全部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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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快乐都是自私的。恋人的快乐对被爱者来说不自私,但鉴于他们加起来或者说相爱时已合为一体,所以这个整体与自私差不多了。可是,他们还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在同一瞬间,整体还是压倒了个人,整体看起来春风满面,个人却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对于这些,我比阿里斯托芬更觉得可笑。将人劈成两半而产生的滑稽效果,对阿里斯托芬来说是没有被充分重视的矛盾。我们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整体,自在的整体,我们有这种想法情有可原,但前提是在我们弄清楚他沦为其中的一半之前,他作为其中的一半拼命地追求另一半。半个苹果并不滑稽,滑稽的是整个苹果突然变成了半个;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却肯定有矛盾。人要是从头到尾都把“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当真,在恋爱中就不会那么滑稽了。但是,那享受着整个人的公民特权的男人在东奔西走的追逐中,让大家看到他只是半个人时,这场景就会滑稽起来。你越想这事,就越觉得它很滑稽;因为如果男人真是一整个一整个的,他即使恋爱也成不了整个,他和深爱的女人凑成了一个半。难怪神一直在偷偷地笑呢,因为那个男人确实挺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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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自己认定的后果上去。恋人们既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我们当然能肯定他们认为自己已是一个整体了,这一点应当能够体现出他们渴望永远为对方而活着的心愿。然而最后,他们不仅不肯为对方而活,倒是为种族而活,并且对这事深信不疑!——结果怎么样?某个后果已发生了,却没办法追究它的起因,那这个后果就很滑稽,而且连承受这后果的人也随便变得滑稽。万一当初劈开的两半重新找到对方,这意味着他们又找回了心灵的满足和宁适,可是这两半随即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两者结合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存在,这在恋人们看来很容易明白,但要从他们那里分化出一种新的存在,就很难讲得通。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比它的起因严重得多,恋人们相互找到后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法想象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恐怕没有哪一种乐趣能跟这种相比。相反,宁息会满足每一种快乐,忧郁也一样,这表明所有的欲望都是喜剧性的,那这样一种忧郁也很简单,虽然没有一种忧郁能像爱的忧郁那样有力地见证这一与生俱来的喜剧性。另一方面,在我们讨论这一惊人后果的过程中,这又是一码事。这后果来去皆无影无踪,要么不来,一来就成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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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谁能弄清楚呢?对那些爱的初涉者来说,最使人快乐的东西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重要得使恋人们都甘心情愿地戴上一个新名称的帽子,而这顶帽子完全是由后果带来的——很奇怪,它具备了一种追溯以往的力量;那爱着的人现在是父亲,被爱的成了母亲;这名称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好、最动听的词语;对另一个人来说,这些名称更美。因为,还有比儿女的孝心更美的吗?依我看,这孝心实在是最美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们从小都被教导儿子应该尊敬父亲,并且这对儿子有益无害。这个我懂,我甚至从来不怀疑其中有矛盾,我觉得自己被孝心这一美丽的纽带幸福地牵系着。我深信,最重的债是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命,而且这笔债既不能用账单来偿付,又不能由账单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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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曾经就父子关系说过一些话,对此我深表赞同,他的意思是:在父亲面前,儿子肯定是错的,是孝心教导我们这样做的,甚至还教导我别去刺探其中的真相,不如就隐藏在父亲的庇护下。这看起来不错,我也乐于去做别人最大的欠债鬼,但反过来说,在我决定让另一个人欠我的债之前,我得先把这事弄清楚,因为在我看来,欠别人的债与别人欠我的债,并且这笔债可能永远无法还清,在这双重关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孝心禁止儿子去考虑的事,爱却会叮嘱父亲去考虑。在这里,矛盾又出现了。假如儿子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永恒的存在,那么,做父亲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愿意做父亲,甚至一想到要做父亲,我就眉开眼笑,而做儿子的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就被深深打动了。现在,我完全理解柏拉图那句话了,那句极其精彩、堪称经典的话——动物会生下另一个与它同类的动物,植物会长出另一株与它同类的植物,所以男人会生出另一个男人。但说这话等于白费口舌,思想还未圆满起来,某种含糊不清的情感却被引发了,因为母亲永远无法生出永恒的存在。每当父亲从永恒的本质的角度看儿子(而这也是看他的最根本的办法),都忍不住喜笑颜开,因为他无法察知儿子所有的美和内涵,尽管他对他来说是一片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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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父亲是从身体性状的角度来看儿子的,他一定也会大加赞赏,因为父亲的身份和象征太崇高。最后,假如我们可以设想父亲对儿子施加了影响,父亲的天性是形成儿子天性的基本前提,那么事情还是有矛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念头会把人吓住,仿佛做父亲是世间最令人可怕的设想。让人死去还是让人生存,这中间似乎无法比较。前者仅在时间里决定他的命运,后者则是在永恒里决定他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矛盾,你或哭或笑都毫无意义。父亲是一种想象吗?或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最恐怖的现实?它是美好的恩典,还是快乐的冲极?它是水到渠成的,还是经过了艰苦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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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吧,这就是我摒弃爱的原因,我认为思想是我的全部。如果爱是一种能生出狂喜的快乐,那我宁愿摒弃这种快乐,但我不想得罪父亲;如果什么时候爱成了一种条件,一种赐予最大的恩惠的条件,那我不会再要求这样的机会。不管怎样,我得保证我的思想平平安安。我并不是对美视而不见,吟到诗人们的歌调时我的心也被撼动了,我朦胧地想着那些爱的概念时,我的灵魂也感到了深深的忧伤,但是对于思想,我绝对是个永远的忠臣,所以,如果我无法保住我的思想,只要我还在强烈地渴望我的思想,那我一定不会快乐。我绝不会为了保全生命而抛弃思想,因为对我来说,思想是我永恒的本质,它的价值甚至大于父亲、母亲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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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认为,那处在爱中的事物是最神圣的:假如在一种情形下不忠是卑鄙的,那它的前提一定是爱;假如欺骗是可恶的,那一定是在爱的过程中欺骗是可恶的;但我的灵魂是圣洁的,我从来没有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就喜欢,即使动摇后还是盲人骑瞎马地一个猛子扎进某一种看似重大的关系里。如果真知道什么是可爱的东西,我应该完全知道我诱惑别人是对还是错,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只能绝对地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些。如果我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辩解,如果我笑得直不起腰来,抑或如果我在畏惧中沉沦——因为我没有恋人们那样的能耐,在那羊肠小道上淡然若定、驾轻就熟,仍把它当成阳关大道,一点也不被那让人心神溃散的怀疑所搅扰,而这怀疑肯定已驻进他们心里。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已考虑周全,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口中的‘直接地’是指不假思索地行动,就是胡闹,所以所有人都是采取行动前把各种可能的意见都想一下——如果我要为自己开脱的话。如果我旁若无人地大笑,结果会怎样,会不会不经意地冒犯那被爱的人;如果我消沉下去,会不会立即将她推入绝望的深渊之中?因为我非常清楚,女人不可能有这么彻底的反思精神,而且一旦发现了爱的喜剧性的女人,就容易败露她已有的知识,这样的女人对我就更不理解了(因为只有神和男人才有能力发现爱之喜剧性,而女人只是像饵料一样诱使男人变得滑稽),一个知道什么叫可怕的女人很难再可爱,然而无法理解我,她会被消灭的,而我只要有思想的保护,永远不会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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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没有人想笑吗?你们知道我想谈爱的喜剧性,指望开怀大笑,说穿了你们这伙人就是指望能多开心一下,我自己自然也希望开心一点,但你们听完后大概很难如愿以偿。这不同的结果,恰恰证明我已谈论过喜剧性了。假如没有人嘲笑我的发言——那自然好得很,可爱的伙伴们,那就嘲笑嘲笑我这个人吧,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当你们谈及爱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听懂——也许是因为你们都是新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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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说完就坐下了。他似乎比宴会前更美了。他坐着,眼睛疑视着前方,看似没把身边的人放在心上。勾引家约翰尼斯想起身反驳年轻人的发言,但被康斯坦丁拦住了,他说现在不是讨论时间,要按照顺序发言。不过,这番话还是引起了讨论,因为大家并没有定好先后顺序。这讨论很快又被康期坦丁打断了,他说他有能力制定先后顺序,大家很信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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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康期坦丁继续说:“该沉默就沉默,该开口就开口,下面就让我简短地说上几句吧,因为我们那位年轻朋友已说过一番又长又不可思议的话了。他对喜剧性的看法简直让我想跟他打一场怀疑之战,因为他的发言和他本人一样可疑。你们看看他,那个迷茫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笑着还是哭着去恋爱了。如果早知道他吵吵着要来做的关于爱的发言是这样的,我一定会阻止他,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关照你们,各位亲爱的好伙伴,你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逍遥快活,如果之前的发言让你们不高兴,请你们忘了吧,千万别多想,做个囫囵吞枣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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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谈谈女人。我思考过这一范畴,也细探过;我寻求过,而且找到了;我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现,现在,我就与你们一起分享。我认为,女人应该被归入玩笑这一范畴中,这对她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去成为绝对,去绝对地行动,并把绝对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男人们的戏,而女人的戏是在各种关系里安然相处。这是两种格格不入的存在物,它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联合行动。这一分歧恰好就是一个玩笑,而玩笑最初就是和女人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按照这样推理,男人一定知道怎么将自己归入绝对这一范畴,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任何结果,或者说,结果会千篇一律、太大众化——男人与女人没有区别,都单纯地只是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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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不是美学范畴,而是一种有缺陷的伦理范畴。它对思想产生影响,这影响就像听到一个人开始发言后滔滔不绝地背上一两句话,得出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尾,然后就是一片死寂,最后只会影响听众的情绪。女人也是这样。我们想把她禁锢在伦理范畴。我们闭上了眼睛,以寻求来思考绝对。思考男人的想法时,我们睁开了眼睛,将目光凝视在那个小巧玲珑的可人儿身上。我们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看她是否符合我们设想的各种具体特征。渐渐地,我们变得不自在,思忖着:‘哇,这一定是个玩笑。这玩笑就在于运用了那个范畴,将她置于那个范畴,因为和她在一起时,严肃的也变得不严肃了,而这正是玩笑的根本。因为如果我们要求她严肃起来,那她就不是玩笑了。这就像将她置于真空之中,然后从她体内抽出所有的空气,这的确非常残酷,并且毫无趣味可言。但是,如果将空气充进她体内,将她吹胀到变形的尺寸,让她以为自己已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一切——她和一个16岁的小美人儿想得到的东西几乎一样。这就意味着表演开始了,在引人入胜的情景下开始了。年轻小伙子的想象力不及这个小美人儿的一半,但就像裁缝们常说的:‘这还得除去折扣,因为她全部的想象都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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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看待女人,只会给她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经过我的这一番阐释,她变得无害而有趣了。对男人而言,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老生常谈,而且如上了瘾般一直继续下去。一旦上瘾,所有真正的想象力就白搭了。因为成了骗子,还有悔恨的机会,并能就此改正。十句话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无疑十分令人懊恼,可要是十句话全都是真的,而且句句都是老生常谈,就算是悔恨,我也不想再理会。对女人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按照规定,她可以在一天里将自己变成一个最纯洁、最可原谅的谎话;她赤诚的灵魂可以证明她不是存心骗人。她本来是说话算话的,可她现在说的全是反话,无论是真是假,她说话的语气都是可爱、坦率的,因为她已准备为这反话而死。这时,一旦哪个男人庄严地向爱缴械,他应该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是再有哪家保险公司替他埋单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像女人这样一种易燃的质料,一定会使保险公司大费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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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什么?他与她相认了,假如那一天是除夕,她就会像引爆一根烟花一样被引爆。紧跟着,他也将自己引爆了,如果不这样,他一定是面临危险了。他会失去什么?他会失去一切,因为绝对之物的对立面只会是另一绝对之物,那便是老生常谈。他不会去社会中寻找专门为道德败坏者设立的疯入院,因为他还没有到或者远不及道德败坏的程度。他只是被无穷地缩小了,被胡闹弄得筋疲力尽,让自己出丑。这情形绝不会发生在男人之间。如果一个男人在胡闹中投降,我肯定会鄙视他;如果他用计骗过了我,我只需要将伦理范畴套到他身上就行了,危险随之就变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事情超过了预计的界限,大不了我朝他的脑袋开一枪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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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难道能和女人决斗吗,这将成何体统?谁不明白其中道理?这就像一个玩笑——就像波斯国王泽克西斯,一声令下要手下人将大海泻干。奥赛罗谋害了黛斯德蒙娜,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还认为他罪有应得;一开始他就让自己出了洋相,此后就只能像个傻瓜一样做到底。因为即使在谋害她的时候,他关心的也只是会让他出丑的行动。与之相反,被唐·璜勾引的艾尔薇拉只要佩带着复仇之剑,就算凄凄惨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莎士比亚将奥赛罗写成了悲剧性人物,这一悲剧性只能归结于奥赛罗是有色人种。因为,亲爱的伙伴们,一个有色皮肤的男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机智、聪明的,他一愤怒,脸是不会变绿(这已是心理学上的事实了)的,他被女人出卖后处境非常悲惨,就像女人遭遇丈夫的不忠时,她让人觉得很悲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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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的男人也许很悲惨,但这样一个男人也很滑稽。那些我们也许认为是机智、聪明的男人,要么不妒忌,一旦妒忌了也会很滑稽。当他拔剑冲上前去,那真是再滑稽不过了。多可怕啊!如果莎士比亚再写一个相关题材的剧本,在剧中让女人的不忠遭遇玩世不恭的抗拒,不仅能觉察到这一情形的喜剧性,甚至还能描述所有人都具备将它搬上舞台的天赋。试想一下,如果苏格拉底偶然发现妻子赞茜比在招蜂引蝶——在这里我之所以说‘偶然’,是因为我们如果想象苏格拉底为赞茜比的不贞而气恼,甚至监视她,这就太不苏格拉底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那神秘曼妙的微笑能将全雅典最丑的男子变成最英俊的人,而那微笑最终将奇迹般地变成高声的狂笑。阿里斯托芬常常拿苏格拉底寻开心,但他没有设置这样一种情形,即让我们想象苏格拉底跑上舞台大喊:‘她在哪儿?她在哪儿?我要宰了这臭婆娘。’这臭婆娘无疑就是赞茜比,不忠的赞茜比。苏格拉底是不是真的戴了绿帽子其实只是一件小事,因为赞茜比在这方面无论怎么出格,都像在口袋里打了个响指,苏格拉底就算吃醋吃得青筋暴露、额上长角,也是精神英雄。难道他会落到妒忌的地步,竟然想杀死赞茜比?这样说来,赞茜比的威力未免太大了吧,起码比苏格拉底对整个希腊城邦和死刑判决拥有的威力即使他妒忌的威力更大。所以,如果把绿帽子与他妻子联系起来看就是喜剧性的,但与别的男人联系起来时就是悲剧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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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的荣誉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这里的悲剧性因素从本质上看是由于受了伤害的丈夫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他的痛苦是毫无意义的痛苦——这就很悲惨了。向妻子开枪,要挑衅和决斗吗?蔑视她吗?这些只会让这可怜的男人更滑稽,因为女性本身就是弱者。难道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对一个弱者吗?处处考虑这些,还要将一切都掺杂在一起。她如果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一定会得到比男人更多的钦佩,因为人们压根就没指望她做出什么成绩。如果上了男人的当,那么她就会成为众人同情的焦点;如果男人上了她的当,当着那个可怜的家伙的面,大家会表示怜悯,安慰安慰他,一旦他走开,大家肯定会取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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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好能聪明一点,把女人当玩笑看。其中的乐趣世间少有。让我们把她看成一种确定的量,而把我们自己当成一种相对的量。我们不应该和她闹矛盾,和她唱对台戏,这样做只会使我们自投罗网。正因为她无法限制自己,所以当我们与她稍有矛盾,她就会充分地表现她的厉害,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绝不能怀疑她说的话,应该句句当真。当我们一碰到她摄人心魄的放肆的眼神时,我们就得像偶像崇拜者那样,踩着小碎步,翩翩起舞,侍奉在她身旁——我们跪倒在她面前,我们为她憔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直到得到她的青睐。我们百依百顺地守护着她,像一个尽忠的奴隶。这才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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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女人是会唧唧喳喳地讲话的,但不幸的是,她的反思能力并不强,无法确保她在一段时间内不自相矛盾。如果男人不经常让她矛盾一下,也许她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结果,这困惑很快就会来劲。假如我们没按照她吩咐的去做,这困惑就会那样过去,因为她讲得利索忘得也利索。但是,她的崇拜者既然已经完全顺从她,完全听凭她使唤,这困惑自然就一目了然。女人越有才华,就越能引人发笑。才华和想象力成正比,越有才华,想象力就越强。想象力越强,越能在瞬间迸发出力量。接下来,这困惑就会越来越明显。女人这样逗人发笑的现象很少见,因为男人很少会如此盲从女人的意念。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牧羊人就算对爱人盲从,也没有惹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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