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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才有家乡，社会行动者的日常实践才是结构的载体。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无论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单位，还是功能论意义上的目的单位，在熟人社会中都具有一种由内而外弥散扩张的性质，在农村家庭与共同体之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融合和互动。但是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家庭作为功能论意义上的目的单位是向外扩张的，而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单位却是向内收缩的，在城市中家庭与社会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情感与价值的区隔，这种鸿沟使得我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生命的关注点都侧重于家庭而不是家乡。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在城镇化的家庭生活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情感交流的内向收缩使得这种大众记忆会不断简化，这点在我们家表现得就极为明显。以前我们家和外公外婆、大姨家都在巴东县住的时候，无论中秋还是重阳都会去后山上采摘些野蒿做蒿子饭，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团个圆，过年的时候也会贴副春联放放烟花。后来我们家搬去了恩施市，无论是回家探亲还是过节拜年，以往的传统交往方式都成了一种远距离的交流，来来回回的车途使得我们到家就想休息，人情往来倒变成了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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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浓情蜜意替代了回乡的殷切盼望，我想这就是我们“进城二代”的真实体验。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家乡我是熟悉的，因为在我记忆之始，她就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她与我读书学习的城市之间的差异只是其在城市化谱系中发展阶段的差异而非本质的不同。回乡就是从一个陌生人社会回到另一个陌生人社会，这种陌生感实在是太熟悉了！（搬到恩施以后就更是如此，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家在恩施新买房子的确切位置，因为城市中大跨度的时空距离让人很难熟悉，而无形中的区隔也让人懒得去熟悉。）总的来说，我所有的情感共振都发生在家庭这个封闭的环境和结构中，重重的防盗门隔离的是两个不同的情感世界。家庭价值和情感再生产已经无法像乡土社会那样在外部去寻找了，而对故乡的情感表达是离不开这种外部弥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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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有“家”无“乡”的现状，我不禁再次发问，没有“乡愁”是一种病吗？父母的家乡已然不是我的家乡，我对乡土社会没有丝毫的记忆。可我自己的家乡从一开始好像也不是属于我的家乡，我熟悉她的“吃喝玩乐”，却不懂她的“人情冷暖”。当传统价值和风俗习惯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那样，对于“乡愁”无动于衷真会成为一种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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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刘成良|乡行散记：故乡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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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了一种文体。年关将至时，我们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或饱含深情，或沉郁忧伤，或催断人肠，仿佛故乡留给我们的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能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想起大地一隅中的那人那事，想起少年时刻种下的梦想。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越容易荡起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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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而忧伤的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之口。在返乡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对比显露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和忧伤的情思。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归宿。思乡怀亲，如果少了那浓浓的泥土芬芳，就像缺少了令人回味的美酒一样，没有了甘洌的后味，再谈起乡愁，无论如何是没有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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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离土离乡在外拼搏的游子不同，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我们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中国乡土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每一天乡土社会都在上演着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只有遍尝其中的滋味，才会懂得，真正的乡愁是一种无法割舍、十分广阔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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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是总出现在别人故乡的他者，虽然并未生于斯、长于斯，但是对乡土社会的那份情怀让学者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各处的村庄里。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独特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贺雪峰老师要求我们下乡调研时要和农民吃住在一起，用二三十天的时间去和村庄中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用心去体会乡土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而尽量收获到对一个村庄更为完满的理解。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够了解当前的农村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农民在想些什么，只有把握住了真问题，才能在学术研究中有所推进。因此，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对于乡土社会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自然也了解颇多。因为总在不同的地方奔走，所以才不至于将眼光限于一隅，才能够避免被情绪带着走，失去了理智，才能做到不矫揉造作地看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于情绪，我们怀抱着对乡土社会浓厚的情感，与农民一起，听着他们讲述的故事，或喜或悲，但我们总是尽量避免让情绪主导我们的思维。因为现实太复杂了，情绪又太可怕了，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情绪。一旦情绪影响了判断力，人就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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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并非像很多乡愁故事中讲述的那样，总是一片荒凉与悲伤，很多时候这都是游子在城乡奔走中的一番感慨，但是情真意切的文字总能够打动人，让人不觉心生怜悯，触碰到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的确，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中我们感慨传统伦理道德在一点点瓦解，村庄因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们缺乏对于其发展变化的了解。就像我们总是割裂地看待城乡之间的发展变化，却看不到一个个农村家庭正由乡及城迁徙发展的故事，看不到蕴藏在代与代之间的发展动力，看不到那些依然在乡土社会中奋斗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饱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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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对发展中那些悲伤的故事感慨，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的确确是因为发展才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越过越好的希望。我们无法求全，有发展，就会有希望，但也会有忧伤、有变迁；而有变迁，才说明当下的乡土社会绝非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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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乡愁的故事中，不仅有回乡的游子，还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在调研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有的是在村农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后家庭的发展轨迹，还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不同地方农民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成了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甚至能让人含泪微笑，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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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王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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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是在外面不想回来种田，现在是在家里种田不愿意再出去打工，对别人来说，种田不如打工，但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现在差不多每年都是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闲的时候背着包就出去了，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地区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儿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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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可是谁又能想到他家里在五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泉林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很多普通的农村家庭一样，他以前在外面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农忙时他就回家帮忙，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妻子得了尿毒症，看病的费用陡增，王泉林不仅无法在外面继续打工赚钱，还要回家照顾妻子，家庭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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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在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2010年他流转了二十多亩耕地，每亩土地的流转费是两百元。他希望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增加农业收入。除此之外，他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又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方便自己家耕种田地，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邻居卖了房子出租田地去城里生活，他就借钱把田地租了下来，这样加上自己家的田地，耕地总面积就有了六十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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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妻子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了，家里就剩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考虑到自己的年龄，他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抱着这种想法，他将苦闷的心情化作了专心种田的动力：又流转了八十多亩土地，将种植面积扩大到一百五十亩左右。与此同时，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六万多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是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三千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自动地将谷子装进袋子里，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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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中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在田里劳动，因此对于机械的使用也更加充分。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十多万，因此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了油菜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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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比较好，积累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空田就行，流转给我，也比较放心，到时候回来想种地的时候我就给他”。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土地多就是老板，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规模大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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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例，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四个种田大户。2000年以来，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内的年轻劳动力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而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内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增大。王泉林之所以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庄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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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作用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庄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从而使得他们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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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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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要到上海的农村去调研半个月，说来有意思，我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于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之繁华，总让人觉得即便是那里的农村也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吧。但是当真正到了那里调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败的农村。不过与中西部那些破败的农村不同的是，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家庭的城市化进程，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此外，与中西部农村更大的不同是，上海破败的农村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到北上广深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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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的公路旁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这边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与“农民工”这一词相对地产生了“农民农”的概念。他们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或居住于破败的村庄，或居住于田间地头的窝棚，勤勤恳恳地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回到故乡。李新雨家就是众多漂泊家庭中一个既算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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