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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仅是堂妹“缺席”拜年，即便是全程参与了拜年的我们，也只能说是行动上参与拜年，思想上大多开了“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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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期间，哥哥和嫂子本来打算利用春节假期外出旅游，但在父母的反复劝阻之下，最终被迫修改了出游时间。因为在我农村的父母看来，春节期间外出旅游还是显得不合适，毕竟，大年三十后还要去给亲属拜年，在传统的农村地区，因为外出旅游而不去给家里长辈拜年，似乎还是说不过去。但在哥哥和嫂子看来，首先，拜年并不是那么重要，其次，拜年作为一个形式，也并不需要七天那么长时间，因此，利用难得的春节七天假来拜年显然有些浪费，不如趁这个时间出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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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哥和嫂子的旅游计划在父母的劝阻之下未能实现，但我们的拜年过程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充实。大年初一，按照家乡的拜年习俗和我们家的拜年习惯，我和哥哥、嫂子作为家中小辈一起到住得相对较近的五个本家拜年，虽然上午十点多才出门，但因为在每家逗留的时间都非常短，所以最后是在二奶奶家和几个亲戚吃的午饭，由于大家缺少共同话题，都不知道聊什么，加上哥哥开车，饭桌上也没喝酒。这样，大年初一的拜年过程就变得非常快。为了避免逗留时间过长而相对无言的尴尬，我、哥哥、嫂子三个人在吃完午饭之后就赶快找了一个借口离开，至此，大年初一的拜年任务完成。出来之后发现，此时才下午两点多一点儿，回家的话显然时间太早，且因为当天拜年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所以回家也是无事可做，于是，三人一合计，临时决定去看电影，驱车直奔电影院。到了电影院却发现，虽然是大年初一，但来看电影的人非常多，以至于买电影票都要排队，看来，在这个本属于拜年的日子里，有闲暇时间的人还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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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哥哥“未能成行”的旅游计划还是我们在拜年间隙临时决定的看电影，都是从传统拜年活动中抽出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将拜年的时间挪到了这些娱乐活动中。我想，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的旅游市场和电影市场如此火爆。据报道，2016年我国的电影市场和旅游市场都获得了大丰收，其中，春节“七天时间，全国各地影院大约收获了34亿票房，比2015年同比增长75%”。相应地，2016年“春节假日期间，全国各地共接待游客3.02亿人次，比2015年同比增长15.6%，旅游收入达3651亿元”。在这两个看似喜人的数据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是通过挪用拜年时间来进行这些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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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时间”的集中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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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内容，但现在，由于和亲戚缺少共同语言，拜年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和任务，为了不太痛苦地完成这个任务，“快”就成了拜年的重要策略。这次过年，为了尽快完成拜年任务，我们也是“集中”拜年，突出“快”字。大年初一走了五家，大年初二又走了五家，大年初三走了四家，用了三天时间，春节拜年任务算是完成了。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紧凑的行程，严格控制时间就成为拜年策略的关键。通常，上午开始出发拜年，除了要在最后一家亲戚家吃午饭外，剩下的几家通常都是坐坐就走，因此预留的时间一般不会太多。过去那种在一个亲戚家待一天的拜年方式显然不再适用，为了控制时间，在去亲戚家拜年之前，大家都会约定好时间，如果没有安排吃午饭，哥哥一般都会在进门之前就和我约定“十分钟”或者“半小时”，而我自然也非常明白，这个“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的意思就是进去坐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的时间就要走，到时候大家就需要做好配合，如一起起身，找个理由离开等，实际上亲属也早已有大家不会久坐的准备，所以也都不会过多挽留。正是通过这样严格控制时间的拜年策略，在三天时间内，我们完成了以前大约一周才能完成的拜年任务。事实上，如果严格计算，就会发现，真正花费在拜年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如拜年过程中，为了避免没有话题的尴尬，晚去早走成为控制时间的方法之一，通常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出门，下午三四点左右就能回家。这样，去十四家长辈家中拜年，即便加上中间吃饭时间，可能也就需要十五个小时左右，平均下来，加上路上的时间，我们在每个长辈家中也才待一个小时左右。可见拜年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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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过去，家里还没有汽车，需要开摩托车去拜年，因此，为了拜年，早上要提前出发，带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在每一家停留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大人忙着聊天，孩子也就成群结伴地跑出去玩。现在，家家都有了车，出行方便了很多，但不知不觉中，拜年串门儿的动力也少了很多。现在拜年，大车小车，大包小包，带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人们能聊的话题和停留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实际上，约定“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的拜年时间并不是因为拜年时间太少，而是担心预留时间太多而不知道时间怎么用，因为即便是亲戚，能够聊的内容也并不多，所以，为了避免相对无言的尴尬，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在出现无话可说的尴尬之前离场。于是，严格控制拜年时间就显得非常必要。过去拜年，是拜年聊天的同时顺便吃个饭，现在，即便是在安排了吃饭的亲戚家，也只是吃饭的同时顺便聊聊天。因这种差异产生的结果就是，以前正月里拜年，总是提前出发，为的是到亲戚家多坐会儿，多聊聊天，而现在是上午十点多才出门，到亲戚家拜年也就是口头寒暄几句，如果没有安排吃饭，通常都是将东西送到之后就走，甚至连坐都不坐，从进门到出门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拜年高效的同时也显得非常匆忙，拜年变成了蜻蜓点水式的“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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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形式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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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或许在堂妹看来，并不是每天赚那两百元钱的“工作”比拜年更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拜年期间的电影、旅游或者其他娱乐本身比拜年更有意义。无论是堂妹选择直接不参与拜年，还是我们那种匆匆忙忙“到此一游”式的集中拜年，都是因为很难找到拜年的意义，所以需要找一种替代方式来挥霍时间而已。这种急匆匆的拜年方式和对拜年过程的看淡，在我的家乡渐渐变成常态。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即便是长辈之间也已经很少出现那种有说不完话的场面，更多的是寒暄之后的沉默。因为缺少共同语言，拜年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更像是一个不得不应付的任务和变相的负担。作为一种传统的习俗，不去拜年似乎说不过去，但去了又往往无话可说。为了避免尴尬，算着时间离开就成为最好的方式。即便如此，当拜年的聊天内容没有了，形式也就不断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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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这其中有一些不愿意坐下来聊天的情况，但更多的情况似乎是，人们因为找不到共同话题而没办法坐下来聊天。聊工作？从大方向来看，今年还是在重复去年的工作，不用聊也大体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而如果聊得太具体，一是不关心，二是听不懂，因为职业的差异越来越大。在银行工作的堂哥与从事汽修的堂弟之间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但因为工作差别太大，双方也很难在工作上找到共同语言，更不要说与在家务农的姨父、在工厂生产线上班的表哥等人能够有多少共同话题。聊生活？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隐私意识的崛起让很多话题已经难以启齿。一方面是不好谈，随着家庭差别越来越大，家庭生活有了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城乡之间，条件好的和条件差的都不愿意谈，因为谈不到一起去。已经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大姐一家难以与在为生存而奋斗的表哥一家找到太多共同语言：即使是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当在农村长大的表哥家的孩子满大街放鞭炮的时候，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大姐家的孩子显然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平板电脑。另一方面是不愿意谈，家庭的事情变成了每个人的私事，于是，这些话题变得不太好聊，聊得太深就像是在窥探别人的隐私。这样，“找话说”就成为拜年过程真实存在的问题，因为亲戚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所有的话题也都只能泛泛而谈，饭桌上、酒桌上出现无话可说的尴尬场面反而是常有的情况。为此，近年来，每到年关，网络上都会出现各种应对拜年聊天的“攻略”，如学生版本的：“叔叔阿姨好……还没毕业……在××大学念书……是学×××的……对，就是那个专业……基本能适应……饭菜还可以……一月初就放假了，二月末回学校……学习挺好……对象？我还小，我先进屋了……压岁钱？不要不要……”而工作的人的版本则是：“嗯挺好的……在×××上班……工资不高……工作忙，还没谈朋友/正准备要孩子……我先去帮忙了。”这些都被戏称为“春节必背句型”。实际上，不仅仅是代与代之间存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同龄人之间同样存在各种冲突。我这个常年在外读书的人，回村之后，对于村里那些和我同龄的小伙伴而言，虽然年龄相仿，但生活和工作差距太大了。他们无论是从事汽修、养殖、建筑还是其他行业，具体工作似乎都离我很远，而他们的生活和我这样一个在校生也已经基本没有交集。虽然我努力地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寻找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但大家能够聊的内容也非常少。加上现代通信方式的发展，拜年过程中已经很难有什么新鲜事可以拿出来聊天，于是，见面“聊什么”就成了大家非常头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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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拜年少了共同语言，剩下的也就只是吃顿饭的形式。为了避免“沉默无语”的尴尬境地，要么就是尽快离场，出去旅游、看电影等新的娱乐方式成为打发剩余时间的重要方式；要么就是换一种大家都能够参与的方式，比如打牌、打麻将，甚至赌博。这些活动主要是在饭前饭后，一方面，此时来宾立刻离场显得不合适，另一方面，如果主客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聊天话题，为了避免无言的尴尬，棋牌麻将这些不需要太多共同语言、容易操作、能够做到人人皆可参与、带有一定娱乐性，且非常容易消耗时间的娱乐方式，在拜年这个缺少共同话题又不得不参与的活动中就变得不可或缺。在我的家乡，最近十多年来，麻将等娱乐方式从无到有，迅速流行起来，且过年往往成为人们打麻将的重要时间。实际上，固然有很多人是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钱，但也有很多人只是以此为娱乐方式来缓解无言的尴尬。对大家而言，打牌本身并不是目的，正如网上流行的段子，打的不是牌，而是时间！进一步来讲，就是通过打牌、打麻将等方式来“浪费”掉拜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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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拜年作为维系亲属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是过年的重要内容，人们自然非常重视，年前就会将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各种美食，自己也穿戴整齐，做足各方面准备以迎接各方亲属来拜年。而随着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社会分工出现多样化、专业化趋势，人们的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层和城乡差距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异质性增加，也越来越个体化，在农村由“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的同时，亲戚之间也因经济、地位、工作等差别的不断加大而从“亲密关系”走向“半亲密关系”。随着亲戚之间同质性的减少，彼此之间所能提供的互助也变得越来越少，亲属之间的互助网络变得越来越松散，工作、生活、兴趣等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甚至变得难以有效对话，出现了“我们很熟，但我们无话可说”的情况。于是，面对拜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心累”，通过旅游、看电影、玩棋牌等方式逃避拜年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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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浙江绍兴的一些农村调研时发现，作为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当地农村发达的工商业早已取代农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当地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富者年入百万，穷者勉强温饱。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实际上已经对当地农村的人际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虽然传统的血缘关系还存在，但新的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迅速发展，到了过年，有钱人更愿意找一帮和自己经济水平差不多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或娱乐。毕竟，一方面，这些人经济水平差不多，大家有能力、有意愿一起玩，也就是所谓的“玩得起”；另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显然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更有用。于是，亲戚变得不如朋友，后天的业缘关系、趣缘关系开始逐渐取代先天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过年时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娱乐的新型过年形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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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吴欢欢|“无故事”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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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宗生产大队——这是我故乡正式的行政名称。我的故乡在海口市郊，离市中心仅仅二十多公里，名曰龙泉镇富伟村，整个村庄包含九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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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生，便随爸妈进城，在城市里生活二十多载。小时候也仅在过年才随爸妈回乡祭祖。随着年龄渐长，尤其是上了大学后，回乡的次数就越发的少，甚至连着好几年都不回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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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故乡如果不是应该“逃离”的地方，也至少是要“走出”的地方。小时候爸妈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穷志不穷”，鼓励我好好念书，做个“城里人”、有文化的人。这在我看来不过是很平常的生活样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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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连着附近几个乡镇——龙塘、龙桥、永兴、遵潭等，方圆一百公里，俗称“羊山地区”。一万年前火山爆发，地下熔岩喷发流溢形成高低起伏的丘陵地貌，如今这里绿水青山，是名副其实的海口后花园。福兮祸之所伏，虽天赐美景，却因地理环境的影响，“羊山”一度成了海口甚至海南贫困地区的代名词——玄武岩火山地貌不适宜农业耕作，土地细碎且地块不平整，石头多，水利灌溉设施条件极差。无法依靠耕作糊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向外寻求谋生之道。没法耕养，只能生养，不能树木，只能树人。羊山地区的教育氛围很浓厚，十多年来，依托城市的教育资源，从羊山地区走出了很多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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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没有人以故乡为荣，父母几乎不会主动跟我谈起故乡的人或事。倒是长大后，游学在外的我开始有了寻根的焦虑。我逐渐意识到，如同人走不出他的童年，人也走不出与他有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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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追寻儿时对故乡的稀薄记忆，向爸妈问起那些于我而言是如此缥缈的人和事。我会问起整个宗族的谱系，问起家乡独特的习俗，问起人们的生命观念，问起村子的日常……然而得到的只是迟钝、模糊而简单的答案——爸妈也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乡村旧事早已随时空流转而变得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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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不仅爸妈如此，爸妈的同辈们也如此。他们几乎不谈祖辈，也不谈太多的生活琐事。代际交流是如此的少，父辈对子辈几乎没有权威，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步入老年，尤其是丧偶之后，就算他们还没有入土，也会不参与村中的祭祀活动和公共事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父亲同辈人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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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少，一方面是村庄的地理环境与耕作的自然条件决定的。由于地块的细碎和不平整，羊山地区的人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每家每户的土地七零八落，甚至相距甚远，人们不需要也不能协同生产，耕种的事只能自家解决，少了许多人情往来，甚至很少碰面谈天。加上海南气候宜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种，没有很明显的农闲和农忙分际，因此整个村子的人，或者说这个地区的人们都不善言谈，没有多余的谈资。这里没有所谓的唠嗑文化，村民的性格上稍显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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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化步伐加快。过去村子里以代际为基础或者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半工（指木工、石匠、漆工等）半耕的家计模式是很明显的。由于非常靠近城市，近十年来，青壮年劳动力与父辈分家后便举家迁居市里创业、打工。上小学的时候，从大年初一到二十，几乎天天都能和爸妈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吃公期”（“公期”是当地习俗，每个村子都会在春节的固定某一天宰牲宴请来拜年的外村亲戚）。后来政府以反对铺张浪费为由禁止村民们再办“公期”，结果村民积极响应，他们一致认为“公期”虽热闹，有年味儿，但操办得太辛苦，且以这样的方式维系人际关系成本太高，只要去过别人家“吃公期”，自己就得办“公期”。“公期”销声匿迹后，人们过年几乎不再相互走访拜年了。近十年举家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过春节时，人们连小年都省了，村里人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能碰面，除了祭祖之外，最多聚在一起打上一天的牌，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交流机会。日常互动的贫乏造成的结果是交流浮于表面，止于寒暄，人们除了知道某某家好像做什么生意、孩子工作与否之外，对其境况再别无所知。父辈们相互间已经如此生疏，虽然过年过节大家彼此问候如初，却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关联，子辈们相互间更是好几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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