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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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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精神世界的问题关乎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产和业余休闲）的主观意义。家庭中祖父母、父母在经济方面对后代无偿支持和付出，不计回报。因为家长们觉得自身没有改变家庭命运的可能，于是将光宗耀祖、提升家庭经济地位、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最不济，也希望后代离开农村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地资助后代。在这些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中，无偿付出之所以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家长们将后代看作自己生命的完整延续，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啃老”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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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虽然仍将经济生产的主观意义归结于后代的成长与发展，但也更加注重借此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另外，在业余休闲方面，无非就是打扑克、打麻将、串门聊天、看电视等，过年返乡后人们尤其喜欢聚在一起打麻将。近五六年来，又兴起了跳舞和安装家用电信宽带，一帮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在一位妇女的楼房一层大厅里跳舞，伴曲大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舞姿也多是一些简单的健身舞，几乎夜夜不息；而男人们则时不时地窝在家里玩个人电脑或用手机上网（WiFi），浏览视频、图片、新闻、笑话等。人们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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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乡亲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充满意义和值得度过的吗？”这就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我尝试着站在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是参与者）的角度简要地回答：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当地人的精神世界是比较寡淡平凡的，他们基本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其生活全部的意义都寄托在子孙身上。通过子孙的成就（学业成就或经济成就）来表达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谨小慎微地将子孙呵护在自己宽阔的羽翼下，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过渡到子孙身上，他们的子孙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因此子孙们似乎永远无法长大。如果离开了现代化，这种人格依附的纲常关系就会世世代代延传下去。我绝不会说“多年前乡亲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度过的”，恰恰相反，那代表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活法，是必须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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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是因为我从那时开始认真关注家乡的变化，近五六年来，我发现乡亲们（尤其是其中的中年人）越发关注自身的生活品质了，即使他们没有自觉地反观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但这仍然表明了其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主体性是现代化在精神层面的直接表现。若要理解生活意义的变化，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毕竟生活意义与社会结构是“神”与“形”的关系，形承载神，神渲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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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就在于差序格局日益受到挑战，虽然多方竭力维护，仍不免逐渐瓦解，这就是说，人们慢慢从以家族和邻里为核心的关系格局中抽身而出，独立的人格因而逐渐养成，“我”将会一步步地靠近乃至占据自己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说与差序格局相应的生活意义是家族或家庭的荣耀、邻里的和谐，那么与即将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相应的生活意义就是个人生活品质（包括文化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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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地农村宗法传统的衰微绝非朝夕之间导致的，世代更替——老一辈在肉体生命上消亡，也会于随后若干年内在精神传统上消亡，新一辈继起，就会在传承一些旧伦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生生灭灭之间，时代已然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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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华|竞争与归属：宗族里的年轻人与年轻人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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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农村主要是单姓村落，一个宗族占据一个村落或数个村落。大一点儿的村落都有自己的宗祠。宗祠用于供奉祖先、祭祀、举办红白事及召开村民会议，既是信仰的象征，又有现实生活的功能。根据我的调查和观察，这几年湘南一带正在兴起一股新的重建祠堂的浪潮。这股浪潮主要是将旧有的、狭窄的老式瓦房祠堂拆掉，扩建为宽阔的、两层水泥建筑的雄伟新式祠堂。有些村落的老祠堂在大集体时代就倒塌了，之后一直未重建，现在也趁着这股浪潮将祠堂重建了起来。我们对面马公里三组湾于2014年重建了祠堂，原来的祠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倒掉了，当时祠堂也很狭窄，举办红白事时只能放下六七张桌子。重建之后上下两层楼可放下五十几张桌子。也是在这股浪潮中，周边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落也建起了祠堂，在当地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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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所知道的上两次祠堂扩建和翻修不同，这次祠堂重建浪潮规模更大，气势更足，建筑更豪华。更突出的表现是在重建祠堂的倡议、讨论和施工过程中，一直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一辈在主导。而八十年代初和2000年左右的两次祠堂重建的主导者皆为六七十岁的宗族长者。这些长者在宗族和村落里不仅有协调各方的能力，还有威望、有说分，说出来的话、做出的决定大部分人能听。新近的重建之风，在重建理事会中，五十岁以上的人已很少，更不用说六七十岁的老者。在当地曾有一个村落在重建过程中，率先推出家庭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定，并在实践中贯彻。旋即这一规定成为当地村落自己搞公益事业的共识，各个村落都在口头上有这种说法。这等于是将村落宗族里年长者排除村落和家庭的决策层，让他们靠边站。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宗族行事风格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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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族都是长老统治，族长、房头长、家族头人等在宗族里有威望、地位高，老人的决定受到大部分人尊重，年轻人只有等到老年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能在家庭和村落里当家做主。尤其是在村落的公益事业中，像建祠堂这样涉及信仰的事情，更是老年人所擅长的。在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六十多岁的老礼生杨书煌，他见老祠堂已经十分陈旧，瓦背漏雨，墙壁腐空，再不重建就会自己垮掉，便每家每户走了一遍，说了利害关系，得到了大多数人家的认可。杨书煌是老礼生，过去每家每户的红白事都由他来主持礼仪和待客，在各家都很有说分。由他来提出动议并主持修建祠堂，大家都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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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浪潮中，年轻人首先对修建祠堂提出倡议和做出响应，并在修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衷于修建祠堂，他们不是在外边闯荡吗，一年到头才回来几次，修祠堂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待在家乡的年轻人，也多有自己忙碌的营生，为什么即使放下工作也要去操心修祠堂的事？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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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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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杨书煌这一辈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他们是在集体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还有很强的宗族集体观念，个体家庭生活在大队小队集体中，跟宗族家族是一体的，个体家户的利益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那些在集体里做事情，有集体观念、宗族观念，为宗族、普通老百姓抻头办事，做事公道的人就会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宗族家户的认可，威望就逐渐增长，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说话办事更有分量。所以，在杨书煌及之前，当地主事的人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茬接一茬的。他们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威望办事，办事的主要策略是做说服工作，以理服人，也就是多“到人家家里坐坐”。当杨书煌这一辈人退出宗族舞台之后，按理来说，村落宗族应该由五十到七十岁这一辈人来主事。但是这一波人中却没有成长出有威望、能够服众、抻头带领大家办事的人。即便在小的家族（堂公门下）有这样的人，其威望也无法影响到整个村落。做过村组干部的那些人，有一定办事能力，想在宗族里做些事情，发挥余热，却也只是做些日常性的工作，比如记账、安排事情等，而不是一言九鼎组织办大事情。之所以如此，与这拨人壮年时生活在村落里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拨人在其二三十岁至五六十岁这段时间里，刚好赶上改革开放。那时他们主要生活在村里，较少离开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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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中，宗族在形式上虽较集体时代有所强化——如重建祠堂，一些宗族仪式复兴，但是包产到户使每个家庭成为独立的利益单位。家庭搞得好与不好，与村落集体和宗族的关系越来越小，而与个体的努力和钻营程度有很大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个人越来越计较小家庭的利益，尤其是妇女，他们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经营小家庭上，而对公共事务越来越淡漠。与此同时，只要家庭的利害与更多的个人努力有关系，而不是与家族的合力有关系，那么个体家庭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在村落、家族内部，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人家搞得比你好，就说明你努力程度不够，说明你不会钻营不会打拼，总之是没有本事，因此会没有面子。所以每个家庭都拼了命似的争当先进，不甘落后，勇往直前，调动家庭内外所有的力量参与竞争。妯娌之间、兄弟之间的竞争最激烈。谁都不希望落后于人家，谁都希望人家落后，自己超前。这样，就要阻止人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公共的资源，而希望自己多占些便宜。所以妯娌之间会将养老的事情相互推诿，会为了一点儿能够用来浇菜的屋檐水、茅厕水而半夜起来吵架，争得天昏地暗。在这个时候，任何一点儿资源都要争得头破血流，因为即便是芝麻大的资源，也是自己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自己争不得，人家争得了，就是人家占了先机，占了便宜，自己就落后了。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我三婶婶是个勤快的人，她在公家的荒地上到处开荒，即使是只能种上十几兜红薯的巴掌大地方，她也占着。我伯娘对我说，那时她经常跟大嫂为争老人屋檐下的水而吵架；也有为争晒谷坪而吵得一塌糊涂的，因为自己多晒点儿粮食，就可以跟天气、气候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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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是走在家庭竞争最前面的人，家里的男人逐渐被她们从宗族里拉进全副武装的竞争性小家庭。激烈的竞争给小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当家人的男人来说压力最大。每个人都想着把外边的资源往家里拽，自己家里的东西则看护得紧紧的，家庭之间的互助少了，而争夺某些财产性物品的现象多了；坐下来沟通讨论的机会少了，因背后议论所产生的误会的多了；相互理解体谅大方的少了，埋怨计较的多了；积累下的恩恩怨怨多了，化解矛盾和恩怨的渠道少了。竞争让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捂着自己，生怕被人家占了便宜，被人家伤害了。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村民讲，那时他们就怕跟人家打交道，怕跟人家碰面，更怕坐在一起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压力。尤其是碰到那些喜欢显摆的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中伤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甚至对有些人而言，见到某些人就会感到迎面而来一股巨大的压力。有些承受不了压力的人就搬到镇上租房子住了。前面说的三婶婶家就是在九十年代搬到了镇上。其实镇上离村子不到五公里，但他们选择在镇上租房子，把家里的房子空着。村民们的工作地点在镇上不远的小煤窑里。事实上，多数村民是早上去小煤窑上班，傍晚回来，还能照看家里的农作物。而三婶婶一家搬出去不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不是为了享受真正的城镇生活，而是要逃避村里竞争的气氛：远离近距离的攀比，逃离面对面的压力，躲开看得见、摸得着的焦虑和烦恼。只有逃离了这种氛围，才能摆脱无限的竞争压力。像他们这样搬到镇上住的，我们那个小湾子里就有几家。有些家庭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太大，而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摆脱不了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处境，甚至雪上加霜，如果身体还不好，就会被逼入绝境。我在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自杀就与此有关。我们湾子杨××的母亲在九十年代自杀，也是由于竞争压力太大，家庭条件、环境无以改善，而自己又有哮喘的慢性病，便喝药自尽。很多妇女看着自己的男人不成器，不能挑起家庭参与竞争的重任，甚至在大好天气下给人家帮忙、耽搁自家的活儿，因此与男人吵架，甚至以喝药自杀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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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以家户为单位的竞争，带来的最大后果是村民之间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家庭之间关系疏远，宗族被撕裂、淡忘，村里矛盾丛生。进而，村民不关心公益事业，做公家事务时抻头的少了，自私自利的多了，村民之间谁都不服谁。公益事业越来越难办了，能够号令百家的权威人物也就无法产生。一旦要做公益事业，就会有人出来“拗起”，即扯老事、唱反调、泼冷水、看笑话，尤其是涉及修路、修水、修祠堂等要占地时，即便几分几厘的土地也不相让（有人说自己的地是“金不换”）。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的时候，当时就设计要扩大祠堂，还要在祠堂旁边修建大厨房和库房，这就要征用旁边的私人老地基。每户人的老地基不过几平方米，都不多，且土砖房早已垮掉。但是当时各户当家主事的那批人都不同意，反问要地基做什么，不能让出来。工作没做通，就只好在老地基上重建祠堂。到现在人口一多，办事坐不下，祠堂明显建小了。这是对自己的小恩小利过于计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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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事中，当抻头搞事情的人（或过去抻头的人）与普通村民有恩怨时，“扯老事”就成了钉子户的主要手段。把旧的恩恩怨怨都拉扯出来，不解决这些恩怨就不退让。但事实上，旧的恩怨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事情自然就办不了。而现在五六十岁那一拨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竞争中，积累了无数的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相互瞧不起，相互不服气，相互拆台，彼此有怨气。让他们出来抻头办事，一是没有谁有权威，说话没人理会没人听；二是相互之间恩怨太多，摆不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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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这些人的主要利益关系在村庄内部，他们就会将村子当作竞争的场域，竞争对象就是兄弟、堂兄弟及其他宗族成员。竞争会给每个人带来压力，使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忽略集体和他人利益，使他们把宗族成员当作“敌人”看待，当作自己压力的来源和落后的原因，这样就会撕裂宗族关系，分化割裂血缘、地缘关系，使宗族权威无法生成，同时也会积累因点滴小利导致的恩怨。恩怨虽小，但是纠结于恩怨的人却认为很大，也是很厉害的武器。只要是村庄搞建设要发展，各种恩怨就会死灰复燃、满天飞，成为发展建设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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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五六十岁一代的人来说，他们除了因激烈竞争而导致宗族的扁平化以外，竟然在经济水平上也没有谁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村落的“富人”而统领大家。这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内部稀缺的资源分配又较为均匀——大家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家庭条件都相差无几，富不到哪儿去，也穷不到哪儿去。谁也无法以财气压人，同时谁也没有认命，自甘穷困。因此他们在经济上的分化不大。但是社会关系上的分散却在加剧，家户之间走向扁平的原子化关系，使得宗族权威更加无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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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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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70后，80后乃至90后）这一拨人，他们有的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出去闯荡，有的在2000年以后才出去，他们在外打工、经商或跑业务，无论是做大做强了，还是仅能够维持家庭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已经不在村庄里了。他们每年在过年过节或其他时期偶尔回几趟家，在家跟家人聚聚，在村庄中走动走动，时间非常短暂，与人交往不深入，蜻蜓点水似的，却也可以起到联络感情、加深印象的效果。村庄的社会关系成为他们的辅助关系，不能利用但是又不能断掉，只能找机会维系和强化。在这些不深刻的村庄生活经验中，周遭都是美好的，可以摒弃各种不愉快。过年时相互拜访可以恢复之前中断的社会关系。村庄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就不会在这种关系中跟人产生误会、与人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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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在村庄里。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也不在土地上，因此就不会在乎村庄中点滴利益的得失，他们的竞争对象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是村里同宗同族的兄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一拨年轻人不再跟自己的兄弟、堂兄弟比较家庭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赚钱的多少，谁的房屋建得高大，哪家子女书读得好，等等。相互之间不再攀比，就不会再将对方当作敌人，见到对方也不会感受到压力——以前对方生活得比较好些，一见面无形的压力就出现了，恨不得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对自家的利益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得太重、看得太紧，不会生怕对方比自己好了，更不会处处都打压、挤兑对方，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体谅就多了起来。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就不会在村庄里形成争夺利益之势，不争夺利益，就不会介入村庄的矛盾旋涡，就不会产生误会和恩怨。不介入村庄利益纠葛，不但不会产生利益矛盾，也不会介入村庄房分矛盾、家族矛盾，宗族内部家族房分区隔观念淡化，而且不会刻意规避交流，有了交流，误会自然无影无踪。村庄之外的利益关系足够远，使他们不再计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也使得他们在村庄公益事业上可以大展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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