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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利益关系，这里要举一个“分房分”的典型案例。所谓“分房分”，就是在宗族里面讲家族、房分的亲疏远近，导致宗族的不团结。2009年之前，平屋里湾杨姓二房杨老魏是水落岱村的村支书。他做村支书后，二房杨老魏的堂公门下上百口人都对他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在他当村支书时捞到点儿好处。但事实上，杨老魏不但不给本家族的人分利，而且在办公事时经常调用本家的青壮年劳动力，还从不发工资，而上面来了工程、项目，杨老魏首先想到的不是本家族，而是长房的某个大家族。二房的人认为杨老魏吃里爬外，于是对他生了怨言，埋怨他没有照顾自己人，并逐渐疏远了他。二房的杨军元就说过，“老魏在位的时候，我奶奶八九十岁了，哪享受过他一丁点儿好处”，意思是杨老魏没有给他奶奶搞低保、救济之类的名额。杨军元的奶奶是杨老魏的七婶婶。后来在杨老魏遭遇来自同村其他村落群众的攻击时，其堂公门下，乃至兄弟、侄子都未曾出面帮忙。家族摒弃了他，这对杨老魏是巨大的打击。杨老魏下台之后，平屋里湾长房的杨国华出任村里的治保主任，分管杨姓四个小组的事务。据二房在村的一些人抱怨，杨国华当干部，村里有什么好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个家族，比如要去割柴、挖山、种树之类的，用的工都是他们自己家族的人而不叫二房的人。为此二房的一些人有意见，并从中作梗，使一些项目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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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上述案例要说明：主要利益关系在村里的人，一是容易在乎村庄里的丁点儿利益，计较利害得失；二是也容易因为这丁点儿利益而分房分，以家族为借口，把利益关系上升到家族关系上来，使问题越发复杂，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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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利益关系在村庄外部，所以他们的竞争在村庄外部展开，竞争的对象是各职场、生意场的对手。村庄外的竞争与村庄内的竞争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村庄外的竞争是非地缘、血缘关系的竞争，或者说是与外人的竞争。村庄内的竞争是自己人的竞争，在自己人评价体系之下的竞争，是不可逃逸的。而与外人之间的竞争是可逃逸的，如果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就可以选择退出，或者进行自我评价。当年轻人选择外部竞争后，村庄内部的竞争就弱了，老一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村庄渐趋平静和谐。同时，不再将村民当作竞争对象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较父辈要良善多了，那么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它可以是外部竞争可资利用的资源。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外部跟人展开竞争，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参与竞争，而村庄年轻人的关系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外创业的年轻人需要带一个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从村里选择伙伴。就像老一辈人在村庄竞争中，喜欢从妇女的娘家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一样。血缘关系是天然的紧密关系，也是天然的合作关系。这个关系在对外竞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用得也很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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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之所以湘南农村会形成“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矩，首先因为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其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在村庄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高度竞争使得宗族分化和社会扁平化加剧，家庭之间的关系恶化，恩怨不断，没有权威人物。如果让他们来做决定办大事，既没有能服众的人，又无法摆平相互之间的恩怨，事情难以办成。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其生活经验、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之外，他们将竞争搬到村外，竞争对象不再是村里的人，这样既不再产生新的恩怨，又可以缓和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由他们来做决定不仅可以摆脱旧的恩怨纠葛，还可以大方地放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甚至做出牺牲，办起事情来就顺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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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案例比较直观。2000年平屋里湾修祠堂的时候，祠堂周边倒掉的土砖房本来可以征收用于公共建设，但是上一辈人还对这几分地基很在意，所以多数工作都未做通。其中包括当时的小组长（杨山东的父亲）家所有的一块地基，小组长就未统一征收。祠堂建成很多年之后，这块几十平方米的老地基上建成了红砖瓦房牛栏，用于养猪。几年前杨山东的母亲不再养猪了，这块地就空了下来，但房子保存蛮好。这次平屋里湾再次提倡要修祠堂，并打算将祠堂旁边的地基全部征收。杨山东家这块几十平方米的牛栏届时也将被征收。杨山东的母亲仍然有些舍不得，认为房子还很好，拆掉了可惜。但是杨山东表现得很大方，他对他母亲说：“你留着它能做什么呢，还要养猪？”他母亲无以作答。杨山东决定捐出这块地，这当然是做出了牺牲，但他完全可以做出牺牲。他不需要留下这块地来获得财产性收益，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三十二岁的杨山东在永州已有三家医药超市，他还是某药业公司在永州市的总代理。在外获得的收益使他完全可以放弃对这块地基的所有权。在对其他地基的征收上，也将是主要做年轻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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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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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答了村庄公共事务中年轻人适合做决定的原因，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村庄公共事务，尤其是像修祠堂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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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理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竞争性关系与非竞争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虽非对抗性关系，但它给人带来生活动力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关系的对抗性。竞争性关系往往给人带来压力，带来紧张感，使人处处感觉压抑，透不过气来，不舒畅。竞争性关系使人的神经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时时剑拔弩张，做好战斗的准备。竞争的状态就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神经就会异常绷紧，想好好休息也休息不了，想放宽心态也放不了。所以竞争关系并不是一种令人身心健康的状态。人们需要从竞争性关系回到非竞争性关系之中，才能使绷紧的神经得到松弛，使奔波的灵魂得以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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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某一社会关系是竞争关系的时候，人总要寻找另外一种关系作为自己的灵魂安放之所。这种关系可以称之为归属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归属关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家庭也置身于竞争关系之中时，家庭内所有成员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资源调动），所以在个体家庭内部也难以完成关系的转换，在家庭中也会感受到类似外界的竞争，甚至会因竞争强度过大而使得家庭不和睦，出现夫妻吵架、父子纠纷等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非竞争性关系让人们来逃逸出竞争性关系，释放竞争带来的压力和压抑感，就像前面有人逃离充满竞争的村庄一样要有个归属之所。在竞争性关系之外来经营一个庞大的非竞争性的关系，是人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朋友圈中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微信群，皆非竞争性关系——离当下越远的同学圈，越是非竞争性的，也就聊得越火热。人们可以在那里暂时逃离残酷的竞争，在纯洁的回忆中找到另一个自己，让紧张压抑的神经得到短暂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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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竞争性关系要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属，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这个关系在规模上要足够大，能够超越家庭关系，超越竞争性关系；二是这个关系内部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关系内部人相互熟识，相互了解，能够进行正常、深入的交流；三是能够生产和创造不同于竞争性关系内部的价值评价体系，即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关怀，使人们能够在其中得到价值上的尊重，获得面子、尊严与荣耀感。对在外拼搏的农村年轻人来讲，村庄一旦卸去了竞争性外衣，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村庄满足上述归属关系的所有条件。更何况，村庄关系是现成的关系，不需要重新建构，只需要维系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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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竞争关系是一种相互比较、带来压力和胁迫感、让人不轻松的关系，那么归属关系便是一种让人向往的很轻松、很亲密的关系，让人能够获得认可、尊严和交往需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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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再逃离村庄，而是将村庄重新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将村庄社会关系作为归属关系。因此，他们就会在意这个归属，在意它的状况，就会主动去经营它，维护它，使它能够更好地作为自己的归属而存在。他们就会真正地在内心将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将自己当作村庄里的一员来看待，建立自己在村庄里的主体性，与村庄共荣辱。村庄建设好了，村庄团结了，自己才有面子，才更有归属感。在年前平屋里湾的发展团结大会上，杨义军说了一句让在场年轻人感动的话，他说：“去年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人家湾上的年轻人集中放烟花，而我们湾上冷冷清清，没有回家的感觉。今年我们召开团结发展大会，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发展，才感受到了温暖，才有了家的感觉。”杨义军在这里道出了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对村庄归属的向往。只有村庄团结了，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才会有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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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将村庄当作自己的归属，就会希望把村庄建设得更好，尤其是与其他村庄比较时，这种心态就更为强烈。比较什么，比村庄年轻人的团结程度，比村庄建设程度。村庄建设得好，必定是村庄团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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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山东在外边闯荡，看到人家村庄发展好，年轻人创业、做生意的多，回乡捐赠搞事业的多。反观自己村子，就觉得十分落后，十分破败了。他积极主动地要召开村里的团结发展大会，要年轻人讲团结、重教育、促发展，要年轻人改变观念，提高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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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武在广东农村一带看到，那些发展好的村庄，宗族内部都很团结，人家清明节都回去祭祖，集体上山扫墓。而2015年清明节回乡，一个一百多人口的大家族，竟然只有不到十个人一起去给堂公老扫墓，他觉得这是不团结的表现。还有，就在广东韶关上斗湾村，八九十年代时有一个人外出创业修电梯，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逐渐将他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带去修电梯，带出了许多大老板，没有当老板的，有了这门手艺后也发家致富了。这是村子团结的表现。团结了，就会发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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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义军讲他在部队的经历，部队是最讲团结的，团结了才会有战斗力；讲他现在所就职的酒店，也重视员工的团结协作。他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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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村中年轻人从在外边观察、经历的事情中来反观自己的村子，以促成自己村子团结与发展的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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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周边村子，这种比较就更加明显，甚至带有很强的竞争、攀比意识。即人家村子怎么样，我们还这样，像什么话；人家湾上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尤其是跟那些比自己所在还小的湾子比较时，这种感觉更强烈。水落岱大屋里湾有两百多口人，他们的祠堂是水落岱杨姓的总祠，有三十多年都没有维修过了，已十分陈旧。马公里三组湾重建祠堂后请家门吃酒，水落岱的人吃过酒后大受刺激：人家三组湾只有一百一十七口人，却能花四五十万建了个两层的祠堂来，而自己两百多口人的总祠堂却还是旧的。于是回去第二天就开始讨论修祠堂，到年前地基已经放好。马公里重建了祠堂，大屋里湾的新祠堂也在动工，杨姓三个湾子只剩下平屋里没动静了。平屋里湾的年轻人坐不住了，也开始讨论扩建祠堂的事务，动员工作已经开始做了。在当地传得比较开的例子是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子也重建了祠堂。这对于其他村子无疑是非常大的刺激，因为其他村子都不止五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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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是当地信仰的中心，也是一个湾子的门面，一个宗族团结与否的象征。年轻人在构建自己的村庄归属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修建祠堂。一个湾子有面子了，一个宗族团结了，名声在外，年轻人无论走到哪儿说起自己是某某湾子的，人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你们湾上不错”，年轻人就会感到有面子。年轻人回到湾子里，湾子团结，不吵架磨嘴，不生气结怨，回家的气氛就很好，感觉就很温暖。年轻人开始努力营造这种感觉。这样，宗族内部不再是竞争的场域，而当地成了一个大的竞争场域，宗族村落以一个整体参与当地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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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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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庄中五六十岁那一拨人的社会分化过于严重，他们在交往中没有树立权威人物，从经济条件上来看也没有强势的人冒出头来，所以连真正能抻头办事的人都没有。但是三四十岁这拨人，在村外跟人竞争，村外的经济资源和机会多，有些人开始冒出头来，在财富和能力上都是佼佼者，迅速被村里人得知，也为大家所佩服。如果这样的人还关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在办事上也比较公道服人，那么很快就会成长为村里公认的权威人物，由他们来组织办事大家都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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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现在的宗族跟传统宗族不同，不再是一个家族（五服）出一个，就能代表所有人的意愿，宗族的凝聚力大为减弱。所以在办公益事业中即便做出了集体决定，也还会出现钉子户。如果摆不平钉子户，就会导致少数决定多数的局面。治理钉子户的传统办法是由家族代表去做工作。现在家族内部可能没有权威人物了，谁都不服谁。在家族权威人物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硬钉子”，就可能需要“来蛮的”。这正好是年轻人干的活儿。据我了解，在每个湾子修建宗祠的理事会中，理事会要有执行力，除了理事会成员有权威，有代表性，能够获得多数认可外，还要能“唱黑脸”，不怕得罪人，敢于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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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年轻人当家主事、年轻人做决定、年轻人拔钉子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村落里办事效率越来越高，祠堂越修越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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