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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是走在家庭竞争最前面的人，家里的男人逐渐被她们从宗族里拉进全副武装的竞争性小家庭。激烈的竞争给小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当家人的男人来说压力最大。每个人都想着把外边的资源往家里拽，自己家里的东西则看护得紧紧的，家庭之间的互助少了，而争夺某些财产性物品的现象多了；坐下来沟通讨论的机会少了，因背后议论所产生的误会的多了；相互理解体谅大方的少了，埋怨计较的多了；积累下的恩恩怨怨多了，化解矛盾和恩怨的渠道少了。竞争让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捂着自己，生怕被人家占了便宜，被人家伤害了。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村民讲，那时他们就怕跟人家打交道，怕跟人家碰面，更怕坐在一起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压力。尤其是碰到那些喜欢显摆的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中伤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甚至对有些人而言，见到某些人就会感到迎面而来一股巨大的压力。有些承受不了压力的人就搬到镇上租房子住了。前面说的三婶婶家就是在九十年代搬到了镇上。其实镇上离村子不到五公里，但他们选择在镇上租房子，把家里的房子空着。村民们的工作地点在镇上不远的小煤窑里。事实上，多数村民是早上去小煤窑上班，傍晚回来，还能照看家里的农作物。而三婶婶一家搬出去不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不是为了享受真正的城镇生活，而是要逃避村里竞争的气氛：远离近距离的攀比，逃离面对面的压力，躲开看得见、摸得着的焦虑和烦恼。只有逃离了这种氛围，才能摆脱无限的竞争压力。像他们这样搬到镇上住的，我们那个小湾子里就有几家。有些家庭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太大，而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摆脱不了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处境，甚至雪上加霜，如果身体还不好，就会被逼入绝境。我在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自杀就与此有关。我们湾子杨××的母亲在九十年代自杀，也是由于竞争压力太大，家庭条件、环境无以改善，而自己又有哮喘的慢性病，便喝药自尽。很多妇女看着自己的男人不成器，不能挑起家庭参与竞争的重任，甚至在大好天气下给人家帮忙、耽搁自家的活儿，因此与男人吵架，甚至以喝药自杀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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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以家户为单位的竞争，带来的最大后果是村民之间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家庭之间关系疏远，宗族被撕裂、淡忘，村里矛盾丛生。进而，村民不关心公益事业，做公家事务时抻头的少了，自私自利的多了，村民之间谁都不服谁。公益事业越来越难办了，能够号令百家的权威人物也就无法产生。一旦要做公益事业，就会有人出来“拗起”，即扯老事、唱反调、泼冷水、看笑话，尤其是涉及修路、修水、修祠堂等要占地时，即便几分几厘的土地也不相让（有人说自己的地是“金不换”）。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的时候，当时就设计要扩大祠堂，还要在祠堂旁边修建大厨房和库房，这就要征用旁边的私人老地基。每户人的老地基不过几平方米，都不多，且土砖房早已垮掉。但是当时各户当家主事的那批人都不同意，反问要地基做什么，不能让出来。工作没做通，就只好在老地基上重建祠堂。到现在人口一多，办事坐不下，祠堂明显建小了。这是对自己的小恩小利过于计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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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事中，当抻头搞事情的人（或过去抻头的人）与普通村民有恩怨时，“扯老事”就成了钉子户的主要手段。把旧的恩恩怨怨都拉扯出来，不解决这些恩怨就不退让。但事实上，旧的恩怨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事情自然就办不了。而现在五六十岁那一拨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竞争中，积累了无数的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相互瞧不起，相互不服气，相互拆台，彼此有怨气。让他们出来抻头办事，一是没有谁有权威，说话没人理会没人听；二是相互之间恩怨太多，摆不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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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这些人的主要利益关系在村庄内部，他们就会将村子当作竞争的场域，竞争对象就是兄弟、堂兄弟及其他宗族成员。竞争会给每个人带来压力，使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忽略集体和他人利益，使他们把宗族成员当作“敌人”看待，当作自己压力的来源和落后的原因，这样就会撕裂宗族关系，分化割裂血缘、地缘关系，使宗族权威无法生成，同时也会积累因点滴小利导致的恩怨。恩怨虽小，但是纠结于恩怨的人却认为很大，也是很厉害的武器。只要是村庄搞建设要发展，各种恩怨就会死灰复燃、满天飞，成为发展建设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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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五六十岁一代的人来说，他们除了因激烈竞争而导致宗族的扁平化以外，竟然在经济水平上也没有谁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村落的“富人”而统领大家。这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内部稀缺的资源分配又较为均匀——大家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家庭条件都相差无几，富不到哪儿去，也穷不到哪儿去。谁也无法以财气压人，同时谁也没有认命，自甘穷困。因此他们在经济上的分化不大。但是社会关系上的分散却在加剧，家户之间走向扁平的原子化关系，使得宗族权威更加无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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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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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70后，80后乃至90后）这一拨人，他们有的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出去闯荡，有的在2000年以后才出去，他们在外打工、经商或跑业务，无论是做大做强了，还是仅能够维持家庭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已经不在村庄里了。他们每年在过年过节或其他时期偶尔回几趟家，在家跟家人聚聚，在村庄中走动走动，时间非常短暂，与人交往不深入，蜻蜓点水似的，却也可以起到联络感情、加深印象的效果。村庄的社会关系成为他们的辅助关系，不能利用但是又不能断掉，只能找机会维系和强化。在这些不深刻的村庄生活经验中，周遭都是美好的，可以摒弃各种不愉快。过年时相互拜访可以恢复之前中断的社会关系。村庄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就不会在这种关系中跟人产生误会、与人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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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在村庄里。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也不在土地上，因此就不会在乎村庄中点滴利益的得失，他们的竞争对象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是村里同宗同族的兄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一拨年轻人不再跟自己的兄弟、堂兄弟比较家庭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赚钱的多少，谁的房屋建得高大，哪家子女书读得好，等等。相互之间不再攀比，就不会再将对方当作敌人，见到对方也不会感受到压力——以前对方生活得比较好些，一见面无形的压力就出现了，恨不得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对自家的利益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得太重、看得太紧，不会生怕对方比自己好了，更不会处处都打压、挤兑对方，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体谅就多了起来。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就不会在村庄里形成争夺利益之势，不争夺利益，就不会介入村庄的矛盾旋涡，就不会产生误会和恩怨。不介入村庄利益纠葛，不但不会产生利益矛盾，也不会介入村庄房分矛盾、家族矛盾，宗族内部家族房分区隔观念淡化，而且不会刻意规避交流，有了交流，误会自然无影无踪。村庄之外的利益关系足够远，使他们不再计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也使得他们在村庄公益事业上可以大展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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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利益关系，这里要举一个“分房分”的典型案例。所谓“分房分”，就是在宗族里面讲家族、房分的亲疏远近，导致宗族的不团结。2009年之前，平屋里湾杨姓二房杨老魏是水落岱村的村支书。他做村支书后，二房杨老魏的堂公门下上百口人都对他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在他当村支书时捞到点儿好处。但事实上，杨老魏不但不给本家族的人分利，而且在办公事时经常调用本家的青壮年劳动力，还从不发工资，而上面来了工程、项目，杨老魏首先想到的不是本家族，而是长房的某个大家族。二房的人认为杨老魏吃里爬外，于是对他生了怨言，埋怨他没有照顾自己人，并逐渐疏远了他。二房的杨军元就说过，“老魏在位的时候，我奶奶八九十岁了，哪享受过他一丁点儿好处”，意思是杨老魏没有给他奶奶搞低保、救济之类的名额。杨军元的奶奶是杨老魏的七婶婶。后来在杨老魏遭遇来自同村其他村落群众的攻击时，其堂公门下，乃至兄弟、侄子都未曾出面帮忙。家族摒弃了他，这对杨老魏是巨大的打击。杨老魏下台之后，平屋里湾长房的杨国华出任村里的治保主任，分管杨姓四个小组的事务。据二房在村的一些人抱怨，杨国华当干部，村里有什么好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个家族，比如要去割柴、挖山、种树之类的，用的工都是他们自己家族的人而不叫二房的人。为此二房的一些人有意见，并从中作梗，使一些项目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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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上述案例要说明：主要利益关系在村里的人，一是容易在乎村庄里的丁点儿利益，计较利害得失；二是也容易因为这丁点儿利益而分房分，以家族为借口，把利益关系上升到家族关系上来，使问题越发复杂，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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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利益关系在村庄外部，所以他们的竞争在村庄外部展开，竞争的对象是各职场、生意场的对手。村庄外的竞争与村庄内的竞争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村庄外的竞争是非地缘、血缘关系的竞争，或者说是与外人的竞争。村庄内的竞争是自己人的竞争，在自己人评价体系之下的竞争，是不可逃逸的。而与外人之间的竞争是可逃逸的，如果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就可以选择退出，或者进行自我评价。当年轻人选择外部竞争后，村庄内部的竞争就弱了，老一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村庄渐趋平静和谐。同时，不再将村民当作竞争对象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较父辈要良善多了，那么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它可以是外部竞争可资利用的资源。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外部跟人展开竞争，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参与竞争，而村庄年轻人的关系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外创业的年轻人需要带一个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从村里选择伙伴。就像老一辈人在村庄竞争中，喜欢从妇女的娘家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一样。血缘关系是天然的紧密关系，也是天然的合作关系。这个关系在对外竞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用得也很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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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之所以湘南农村会形成“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矩，首先因为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其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在村庄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高度竞争使得宗族分化和社会扁平化加剧，家庭之间的关系恶化，恩怨不断，没有权威人物。如果让他们来做决定办大事，既没有能服众的人，又无法摆平相互之间的恩怨，事情难以办成。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其生活经验、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之外，他们将竞争搬到村外，竞争对象不再是村里的人，这样既不再产生新的恩怨，又可以缓和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由他们来做决定不仅可以摆脱旧的恩怨纠葛，还可以大方地放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甚至做出牺牲，办起事情来就顺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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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案例比较直观。2000年平屋里湾修祠堂的时候，祠堂周边倒掉的土砖房本来可以征收用于公共建设，但是上一辈人还对这几分地基很在意，所以多数工作都未做通。其中包括当时的小组长（杨山东的父亲）家所有的一块地基，小组长就未统一征收。祠堂建成很多年之后，这块几十平方米的老地基上建成了红砖瓦房牛栏，用于养猪。几年前杨山东的母亲不再养猪了，这块地就空了下来，但房子保存蛮好。这次平屋里湾再次提倡要修祠堂，并打算将祠堂旁边的地基全部征收。杨山东家这块几十平方米的牛栏届时也将被征收。杨山东的母亲仍然有些舍不得，认为房子还很好，拆掉了可惜。但是杨山东表现得很大方，他对他母亲说：“你留着它能做什么呢，还要养猪？”他母亲无以作答。杨山东决定捐出这块地，这当然是做出了牺牲，但他完全可以做出牺牲。他不需要留下这块地来获得财产性收益，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三十二岁的杨山东在永州已有三家医药超市，他还是某药业公司在永州市的总代理。在外获得的收益使他完全可以放弃对这块地基的所有权。在对其他地基的征收上，也将是主要做年轻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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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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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答了村庄公共事务中年轻人适合做决定的原因，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村庄公共事务，尤其是像修祠堂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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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理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竞争性关系与非竞争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虽非对抗性关系，但它给人带来生活动力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关系的对抗性。竞争性关系往往给人带来压力，带来紧张感，使人处处感觉压抑，透不过气来，不舒畅。竞争性关系使人的神经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时时剑拔弩张，做好战斗的准备。竞争的状态就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神经就会异常绷紧，想好好休息也休息不了，想放宽心态也放不了。所以竞争关系并不是一种令人身心健康的状态。人们需要从竞争性关系回到非竞争性关系之中，才能使绷紧的神经得到松弛，使奔波的灵魂得以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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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某一社会关系是竞争关系的时候，人总要寻找另外一种关系作为自己的灵魂安放之所。这种关系可以称之为归属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归属关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家庭也置身于竞争关系之中时，家庭内所有成员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资源调动），所以在个体家庭内部也难以完成关系的转换，在家庭中也会感受到类似外界的竞争，甚至会因竞争强度过大而使得家庭不和睦，出现夫妻吵架、父子纠纷等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非竞争性关系让人们来逃逸出竞争性关系，释放竞争带来的压力和压抑感，就像前面有人逃离充满竞争的村庄一样要有个归属之所。在竞争性关系之外来经营一个庞大的非竞争性的关系，是人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朋友圈中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微信群，皆非竞争性关系——离当下越远的同学圈，越是非竞争性的，也就聊得越火热。人们可以在那里暂时逃离残酷的竞争，在纯洁的回忆中找到另一个自己，让紧张压抑的神经得到短暂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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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竞争性关系要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属，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这个关系在规模上要足够大，能够超越家庭关系，超越竞争性关系；二是这个关系内部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关系内部人相互熟识，相互了解，能够进行正常、深入的交流；三是能够生产和创造不同于竞争性关系内部的价值评价体系，即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关怀，使人们能够在其中得到价值上的尊重，获得面子、尊严与荣耀感。对在外拼搏的农村年轻人来讲，村庄一旦卸去了竞争性外衣，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村庄满足上述归属关系的所有条件。更何况，村庄关系是现成的关系，不需要重新建构，只需要维系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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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竞争关系是一种相互比较、带来压力和胁迫感、让人不轻松的关系，那么归属关系便是一种让人向往的很轻松、很亲密的关系，让人能够获得认可、尊严和交往需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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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再逃离村庄，而是将村庄重新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将村庄社会关系作为归属关系。因此，他们就会在意这个归属，在意它的状况，就会主动去经营它，维护它，使它能够更好地作为自己的归属而存在。他们就会真正地在内心将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将自己当作村庄里的一员来看待，建立自己在村庄里的主体性，与村庄共荣辱。村庄建设好了，村庄团结了，自己才有面子，才更有归属感。在年前平屋里湾的发展团结大会上，杨义军说了一句让在场年轻人感动的话，他说：“去年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人家湾上的年轻人集中放烟花，而我们湾上冷冷清清，没有回家的感觉。今年我们召开团结发展大会，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发展，才感受到了温暖，才有了家的感觉。”杨义军在这里道出了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对村庄归属的向往。只有村庄团结了，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才会有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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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将村庄当作自己的归属，就会希望把村庄建设得更好，尤其是与其他村庄比较时，这种心态就更为强烈。比较什么，比村庄年轻人的团结程度，比村庄建设程度。村庄建设得好，必定是村庄团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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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山东在外边闯荡，看到人家村庄发展好，年轻人创业、做生意的多，回乡捐赠搞事业的多。反观自己村子，就觉得十分落后，十分破败了。他积极主动地要召开村里的团结发展大会，要年轻人讲团结、重教育、促发展，要年轻人改变观念，提高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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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武在广东农村一带看到，那些发展好的村庄，宗族内部都很团结，人家清明节都回去祭祖，集体上山扫墓。而2015年清明节回乡，一个一百多人口的大家族，竟然只有不到十个人一起去给堂公老扫墓，他觉得这是不团结的表现。还有，就在广东韶关上斗湾村，八九十年代时有一个人外出创业修电梯，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逐渐将他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带去修电梯，带出了许多大老板，没有当老板的，有了这门手艺后也发家致富了。这是村子团结的表现。团结了，就会发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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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义军讲他在部队的经历，部队是最讲团结的，团结了才会有战斗力；讲他现在所就职的酒店，也重视员工的团结协作。他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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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村中年轻人从在外边观察、经历的事情中来反观自己的村子，以促成自己村子团结与发展的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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