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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限制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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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业的缘故，我离开小县城已八年有余，这八年里，我走过不少地方，了解过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回过头来看，家乡的婚配模式还是有自身的特色的。首先，与其他地方相比，家乡的父母不仅积极介入到子女的婚配中，而且能够对子代的抉择产生影响力。婚姻是两家人的事情，而非两个个体的事情，这在浙东地区体现得非常明显。父母不仅能够形塑子女的婚恋观念，框定婚恋对象，甚至还能对子女已有的抉择进行干预，呈现出极强的支配性。其次，这种婚配模式中子代的情感也被充分重视，不过，这种情感是节制的，具有一定的理性。大多数的青年男女是不接受“将就”的，相反，他们大多对爱情有很强的渴望和憧憬，因而不少人宁可多次相亲，拖大了年龄，也不愿意仅仅因为外在条件合适而在一起。但是，这种情感很少是完全奔放而自由的，而是有所顾忌的，是在一些硬性标准限定之下的情感。不能否认这种情感本身的纯粹性，但它是有条件、有限制的，是对特定范围群体才投入的情感。可见，当地的婚恋模式既不是完全自主性的，同样也非传统的包办婚姻，它是一种在父母把关之下的理性情感模式。也正是在诸多的条件限制下，婚恋这件好事才显得如此多磨，因为一方面要迎合父母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必须遵从自己的情感，这两者同时匹配显然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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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评价这种婚配模式的好与坏并没有意义，尤其是父母的介入到底是无理专制还是老一辈的智慧与经验，年青一代有限制的情感投入到底是俗不可耐的世故，还是理性的婚姻态度，本身就很难说清楚。但我更愿意去分析它的来龙去脉：从根本上来说，当地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婚恋逃脱了功能性的设定，迈向了更高的对于情感的需求，但是，经济的分层又像是“污泥之手”，一次次将情感从空中拽回地面，使其面对现实的考验。父母把关下的理性情感正是这两者折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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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婚恋的情感化以浙东地区优越的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优渥的经济条件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经济基础的稳定使婚姻性质产生了一定变化。对大部分中西部的农村而言，家庭的功能性，包括经济性的生产与生育性的子嗣延绵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东部地区，在经济条件的支持下，情感因素成为婚姻的重要内容。第二，优越的经济条件使东部地区的年轻人位于婚姻市场相对较高的位置，年轻人没有很强的婚姻危机与焦虑感，并不发愁有可能成为光棍。因而，他们也就有更多的耐性与时间成本进行挑选，他们是能够承担“好事多磨”带来的损耗的。从这个角度看，东部地区青年的婚恋更浪漫，更纯粹，是遵从年轻人的情感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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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经济分化使婚姻卷入到更加复杂的阶层关系之中，这是情感理性化与父母介入的重要原因之一。浙东地区的市场卷入时间早、程度深，阶层分化也比大部分地区体现得彻底。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说过，只有在平等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有完全纯粹的情感，反之，情感中就难免会渗入经济的考虑。阶层化的社会内部个人所拥有的婚姻资本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种资本有多种类型，男女存在一定的分化），它很难为情感所动摇，情感反而为其所束缚。婚恋的匹配构成了类似市场化的等价交换，男女双方依据其占据的资本待价而沽，只有买卖双方在资本相对匹配的情况下，情感才被允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部的婚恋更理性、更世俗，是有特定基础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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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父母把关下的理性情感模式毋宁说是一种超脱于基础性生存经济，又被一种分层经济所绑缚的情感。它是情感与经济的折中与相互妥协，即一种建立在经济分层现实之上的情感。其中，子女与父母的角色相对分化，是情感与经济的人格化代表。青年男女自然是自身情感的守护者，但是，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以及其模糊的分层意识，都很有可能使爱情产生一定的背离结构的颠覆性影响，此时，父母就扮演着看护者的角色，以经济基础的人格化代表和执行者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进行把关，使爱情得以限定在特定的客观化框架之内。因此，代与代之间的互动是情感与经济的交织，两者之间或顺从或反抗，或匹配或背离，上演着形形色色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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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指明的是，家长的权力来源于子代对父代的依赖。在东部地区，市场机会相对充分，父代的生产能力较强，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通常有比较多的剩余。同时，子代难以自主完成包括婚姻在内的家庭再生产，建房、买车、做生意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父代经济上的支持。此外，与不少强调家庭整体性的地方不同，东部地区的代际关系相对独立，父母对子代的辅助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两者关系相对融洽的基础上，代际关系的僵化可能导致资源输送渠道的堵塞。正是子代对父代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父代在子代的婚姻中享有足够的权力，并且父代所拥有的资源越是充分，其干预能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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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男”与“孔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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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婚配模式并非是偏居一隅的独特形态。作为经济先行者的东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一定时间内的整体趋势。近来，网上诸多关于“凤凰男”与“孔雀女”的讨论，其指向在事实上正是情爱与经济之间的冲突。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社会分化的渐渐浮现，这种高于生存经济的情感需求与无法逃脱的经济分化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张力，并波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我的老家试图在情感与经济之间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最终必然是提倡“门当户对”，结果是经济分化的加剧与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锁闭，而个体也将变得更加保守与世俗。我曾听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说自己的择偶标准，除了帅就是家庭条件必须好，她的母亲说，如果男孩足够优秀，条件一般也行，房和车家里也能供得上。女孩当即反对，并坚定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条件必须要好，不然你帮他要帮到什么时候！”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小姑娘严肃地说出经济决定论并以此作为自己择偶的依据，这种世故颇让人心惊肉跳。她想的不是与自己的同行者共同奋斗，而是想要仰赖两边的父辈遗留下来的财富过上安稳日子，这样不是太过于懒惰了吗？经济的刚性作用必然存在，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将其价值化，宣扬它的必然性，成为一种婚恋观念？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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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张丹丹| 近几年，家乡婚嫁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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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豫南淮河流域平原区。在这里，帮儿子娶媳妇被视为一个父亲的最大任务和目标，一场婚礼往往需要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准备，男婚女嫁成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农村婚嫁观会随着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转变，其演变的脉络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乡经济、文化、伦理的架构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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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报道和研究都表明，农村娶媳妇的成本越来越高，索要高额彩礼是农村婚嫁观扭曲的表现。我在返乡访谈中发现，虽然家乡婚嫁成本过高是普遍的事实，但近几年开始出现很多家庭少要彩礼甚至是不要彩礼的现象，家乡的婚嫁观从野蛮的、过于物质的婚姻市场观转向趋于理性、追求稳定、尊重婚姻和良性互动的新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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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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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从金山十七八岁开始，就不断有人上门说媒，来人大都是亲戚套亲戚。金山爸妈盼着赶紧抱孙子，有一年春天金山就去相了十三回亲，结果他都没相中。后来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并添加了隔壁村子一个姑娘的QQ号码，两个人开始了半年的网恋。女孩家里有个疯娘，有个残疾父亲，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困难户。按照金山妈的说法，这姑娘没长相也没条件，任意一个相亲的对象都比她强，但是儿子中意她，这件事得听儿子的。女方家开口就要了三十万元的彩礼，经过协商最后降到二十二万元，女方父母拿这笔钱盖了一栋二层楼房，让左右邻居好生羡慕。在结婚当天还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女方借着“上轿钱”的名义增加彩礼，提出不再拿三万元钱新娘子就不上车。在农村，儿子娶媳妇是头等大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前来吃酒，实在丢不起人，男方只好差人回去取钱才把媳妇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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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山父母看来，儿子之所以吃亏主要是因为没有媒人张罗和父母参考，儿子自己哪里会挑媳妇，如果是通过媒人说媒，彩礼太高谈不成就换下一家，但儿子认准了这个姑娘，人家多要彩礼，男方父母也没有办法。在女方家庭看来，农村彩礼都很高，只有她多要彩礼，以后两个弟弟才能娶得起媳妇，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在这桩婚事中，天价彩礼的双方，无论是掏钱的还是收钱的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无奈之举。那么到底是谁在逼迫他们？是环境。附近十里八村的彩礼普遍很高，以至于彩礼钱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困难家庭娶媳妇的彩礼钱要通过嫁女儿来解决，这是一种经济压力和婚嫁成本的转嫁。以前，我的家乡还存在两家换亲的联姻形式，这种现象最本质的意义是平衡因物质缺乏造成的娶妻不均。农村社会婚嫁成本过高的现实，把结婚仪式演变成为利益关系的整合，媒妁之言丧失了传统礼法的价值进而成为谈婚论嫁利益主体的代言人。恋爱自由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解脱的同时又走进天价彩礼的泥沼，男女之间若有爱情，爱情也被裹挟其中成为彩礼的筹码，姻缘际会由彩礼高低左右，人们在婚嫁中彻底地被异化。所以说，以前的婚嫁市场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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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是在2008年结的婚，我跟他同龄，当时我才上高二，如今他的孩子都上了小学。在当时，其他人的彩礼钱也都在十万元到二十五万元，如果男方没有房子则基本不会低于二十万元。所以在我们村里，彩礼的一部分压力开始转化成房子的压力。男方的条件从地级市有房、县城有房到乡镇有房依次递减，最基本也要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一栋二层楼房。有的家庭因为嫁女儿索要的彩礼钱才有机会盖新房，有的则是为了帮儿子娶媳妇才要拼命盖新房。家里有两个儿子的因为盖不起两栋楼房，就娶不到两个媳妇。之前兄弟多的家庭因为人多势众，在村子里不受人欺负比较容易说媒，现在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更容易拿出高额的彩礼让女方相中这门亲事，所以，天价彩礼的事情是慢慢转变的。而且按照我们当地的说法，彩礼钱是作为父母辛辛苦苦养大女儿的酬劳，但在天价彩礼的情况下，索要的彩礼还会由女儿出嫁时带过去一部分，因为首先日子要能过得下去，要彩礼是为了面子，带走部分彩礼是为了里子，这也是慢慢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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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门当户对为前提的高嫁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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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过年回家，村子里跟我们同龄的年轻后生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家里人说除了我和弟弟仍在上学外，就剩下大强和光辉两个“老光棍”。其实并不是他们讨不到媳妇，而是因为女方条件太好，男方父母坚决不同意。大强那两年在新疆开出租车，找了一个部队首长的女儿做女朋友，大强妈知道后立即站出来反对。最终大强在他爸的强烈干预下，过完年去了省城跑出租，没有再去新疆找那个姑娘。光辉和女朋友谈了一年多恋爱，双方谈及结婚事宜时，女方的父母给他们买了一辆两百多万的车。结果光辉爸妈认为这车买得太贵重，这样的女孩嫁进家门后自家养不起，说服儿子退掉了这门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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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村子里盛行的观念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或者娶个家庭条件好的可以少奋斗十年，如果谁家攀上了好亲事，大家都会认为这家孩子有出息。但是这两年父母在操持子女的终身大事时，态度又转向了以门当户对为前提的“女要高嫁，男要低娶”。在他们看来，两个人差距越大，离婚的可能性越大，高攀不起不如门当户对，考虑到婚姻的稳定性和生活的物质保障，女孩要嫁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好的，而男孩要娶一个条件稍微比自己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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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婚嫁观念产生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村子里的离婚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婚，这一现象让农村家庭意识到谈婚论嫁时必须要考虑婚姻的稳定性因素。两个人的家境相差太大，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婚后容易产生矛盾，所以对方条件太好，父母反而害怕了。同时，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到结婚对象的选择，女方的高消费会给男方家庭带来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而男方的低消费会被当作抠门和条件差，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男方在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上略高于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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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离婚率上升的家乡农村，新兴的婚嫁观念趋向于追求稳定而非崇尚物质。当然，物质条件在谈婚论嫁中仍然相当重要，男女双方都希望婚姻有物质性保障。而且由于男性社会角色的不同，当前的婚嫁观也要求男性的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女性，这是丈母娘经济从婚嫁彩礼进一步深入到家庭结构的表现。当前婚姻观的转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我们家乡传统家庭结构的劳动分工一直遵循着父权制的法则。在谈婚论嫁时，如果女方的家庭条件过于优越，男方会自觉低人一等，认为两家在婚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农村家庭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流动性需求，在当前的发展条件下，通过谈婚论嫁进行局部流动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家庭差距过大可能影响到婚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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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和再婚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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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有一百六十户人家，近四年有七对小夫妻离婚，而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很少出现的。去年闹得最厉害的是大林家，他们两口子经常打架，一打架大林媳妇就打110，所以派出所的警车三天两头就进村里来，这在之前也是稀罕事儿。在邻居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干农活儿、带孩子、做家务都让老人包了，两个人外出打工加上家里的收入一年都有五六万元，日子本来过得很舒坦，可是两个人不懂事闹脾气，天天干架。今年过年回家，听邻居们茶余饭后闲谈，有人说，很奇怪过年怎么没有见到大林媳妇，一问大林才知道，两口子已经离婚大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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