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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去大舅家拜年时，我们都发现大舅今年过年心情特别好，原来是因为好几年都没回家的表哥领回来一位快要生产的新嫂子。表哥之前娶了一位漂亮姑娘叫小菲，小菲朱唇皓齿，可以算得上是嫁到我们当地最漂亮的女孩。这桩婚事是大舅自己做的媒，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大舅很得意。但是表哥婚后过得并不幸福，小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常常耍小性子，夫妻二人总吵架。我们两家经常走动，但是只知道最近几年表哥和小菲都在外打工过年没回家，没想到两个人早就离婚了。现在表哥又带回来一位新媳妇。新嫂子也是二婚，还带过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对此大舅和舅妈并没有表示不满意，都为表哥找到幸福而开心，他们准备在农历二月底将婚礼和满月酒一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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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子里离婚的很少，基本上十几年就一两家。一般是家里境况最差的，日子过不下去，媳妇跟人跑了，或者男的酗酒、赌博，是个败家子，妻子才会闹离婚。那个时候，家暴和吵架是常有的事，甚至吃喝嫖赌也会发生，但只有牵涉到严重的经济问题，两口子才会走到离婚的地步。而且在以前，村子里对离婚的评价是不好的，离过婚的人都不好再找，村里离异的男性有的捡了个傻媳妇回来，有的找了个死了丈夫的，还有的是一个人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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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婚比例上升，而且多是年轻夫妻，不声不响就离了，当事人不会大张旗鼓，邻居也不会主动去问。看得出，离婚家庭和村里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年轻人的离婚选择，但是还没有办法放开去谈论。离婚事实的增加和离婚话语的缺失都表明，这种现象在村庄中正在兴起并且产生了影响。离过婚的不愁再找，甚至会迅速再婚，目前村子里都是二婚配二婚，还没有哪个头婚愿意找个离异的，但是由于离婚的人数增加，再婚的概率才变得更大，而离婚后不愁再找的事实又让一些人在考虑离婚时少一个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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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农村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独立意识觉醒。现在网络社会接受的信息和观念也更加多元化，更多年轻人开始追求感情融洽、有质量的婚姻。当婚姻遇到问题时，也不再一味选择隐忍妥协，而是认同现代婚姻制度允许试错的客观性，从而选择离婚，重新找结婚对象，离婚不再被贴上道德标签，被村民指指点点。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越来越淡，加上男女比例失调，女子离婚也不怕找不到人嫁的客观事实，使更多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她们不再把自己捆绑在婚姻和孩子上。村庄里的离婚案例中，女方提出离婚的比例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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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很多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过年回家的任务就是相亲，一个人往往要去见好几个相亲对象，觉得其中有合适的就订婚，然后过完年可能就一起或分别匆匆忙忙打工去了，待到半年或一年后就直接结婚了，双方在订婚前接触的时间很少，这样仓促的决定导致互相难以真正了解，婚前感情基础薄弱。婚前退婚的情况常见，结婚后发现不合适离婚的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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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让社会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QQ、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让人际交往成本更低，更便捷隐秘。农村年轻人的结婚年龄较小，不到二十岁就结婚了，自己往往还是个孩子，没有成熟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小夫妻经常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在外打工时容易遇上新的异性，这些都给婚姻带来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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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婚姻往往不是两个人的婚姻，从它产生开始，就掺杂着双方父母亲戚等各种关系的影响。越是贫困的地方，规矩越多，计较越多。父母亲戚往往会对小夫妻的事情指手画脚，很多小夫妻的矛盾都和家长、家族的过多参与有关，因这些琐事产生的矛盾甚至可能埋葬整个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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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物质保障和情感依赖的新兴婚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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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笑称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在我们家乡这边婚嫁成本确实不低，娶个媳妇在新房、家电、彩礼和摆酒上的花费加起来需要三十万元，几乎是父母全部的积蓄。农村高额的婚嫁成本已然成为普遍事实，物质条件仍然相当重要，但是从我过年回乡的访谈中发现，当男女双方考虑到婚姻的稳定性时，经济条件和彩礼不再是谈婚论嫁的绝对标准。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合得来，将来能够好好过日子，双方父母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折中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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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彩礼金额趋于稳定，基本上在两万到六万元之间，彩礼在婚嫁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大头主要是房子问题，而且在我们当地，根据经济和情感的状况，彩礼钱是可以进一步商量的。如果男女双方感情较好，或者男方已经准备了新房，女方父母会少要彩礼甚至不要彩礼。他们认为，“只要两个孩子互相愿意，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再商量”。我堂姐跟在外打工时认识的男友谈了两年恋爱，两人年前结了婚。订婚时两家人坐下来商谈婚事，男方问伯伯需要多少彩礼钱，伯伯说看着给，给多给少是个意思。结果男方拿了一万八千元的彩礼，伯伯不嫌少乐呵呵地收下了。还有一家人向男方要了六万元彩礼，结果自家女儿认为不重要，拦着不让给。如果两边父母在彩礼问题上没有商量一致，男女双方也会站出来协调，他们在婚姻中的独立意识和参与性越来越强，考虑婚嫁事宜时，感情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现在女方父母索要的彩礼钱也是由女儿出嫁时带过去归小夫妻俩独立掌管。村里有个姑娘结婚时把五万多元彩礼钱留给自家盖房子，结果嫁过去后婆家不愿意，两口子总因为彩礼钱吵架。娘家只好补了一张欠条，但是钱已经用在房子上了一时还不上，最终两人矛盾升级以离婚收场，在村里人看来这件事情是娘家做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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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前些年相互攀比的风气，现在村子里的彩礼标准整体降了下来，在谈婚论嫁时父母考虑到婚姻的幸福稳固，会注重儿女的恋爱基础和个人态度。在婚嫁风俗再次改变之后，大家都会少要甚至不要彩礼，因为要多了会被人议论，还有村民因为害怕被人说成“卖闺女”而比别人少要一点儿。前几年的风气是大家争相抬高彩礼标准，好像自己要的比别人少就代表自家女儿没有别家的好。当时野蛮的婚嫁市场裹挟着每个人成为高额彩礼的索要方或提供方，从而进一步抬高了彩礼标准，现在彩礼标准降低了，大家反而主动避嫌。在乡村婚嫁观中，舆论批评之所以呈现滞后性是因为在整体性构建中个人的主体性消失，彩礼习俗的转变正是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舆论和环境双向构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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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人结婚，一般是在村里盖房或去城里买房。在村里盖房的人主要是在通往乡镇的大路边购买宅基地自建楼房。在乡村，婚房是由男方负责的，前几年彩礼竞争转向房子竞争之后，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已经搬进新房，而且有几个儿子就盖有几栋房子。农村家庭已经提前为适婚儿子准备新房，他们在儿子完婚后举家进城打工来偿还盖房欠下的债务，可以说这种消费性贫困是由婚嫁成本造成的。在我的家乡，房子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也是谈婚论嫁中的最大支出，由此造成了婚嫁成本普遍较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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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里，大部分人结婚都是在家盖房，也有小部分进城买房，比如闺女嫁进城里或者儿子娶完媳妇去城里定居，进城买房通常由男方家庭出首付，男女婚后共同还贷款，或者是男方家庭全额购房，女方家庭陪嫁车子，房子写男女双方的名字。由此也产生另一种情况，当男方提出全额买房，让女方买车时，女方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会选择不要彩礼但也不陪嫁妆。村里有两个姑娘嫁到城里，男方买房让女方买车，她们认为家里没有条件陪嫁车子，一个提出家里不要彩礼，自己以后会承担车贷；另一个提出家里不送陪嫁，男方可以只出房子首付。此外，进城购房时，女方父母也会为了女儿的幸福在物质要求上妥协。小玲大学毕业想在城里发展，但因男友家庭贫困在城里买不起房只能在家盖房，小玲为买房愁眉不展时她父母也力劝她接受盖房。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和现在生活条件的改善，买房结婚时女方为求保障也会出钱。小晴结婚是在县城买房，她父亲主动拿出来十八万元付一半房款，但房产证上必须写小晴的名字。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通过结婚和买房在慢慢实现传统乡村向城镇的转变，因此农村婚嫁观也越来越靠近城市，女方家庭为了女孩的婚姻能够稳定幸福，愿意在住房和车子等物质因素上与男方共同承担。进城买房时，男女双方也可能会自己承担房贷，也就是说，当乡村父母难以支撑城市住房时，两个人的婚嫁成本会转变成生活成本。由于外出务工或求学，农村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城市，部分婚房的经济压力也由父母转向子女，同时也影响到村民的婚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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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方来说，在物质上可以减轻负担，在情感上不能再把妻子看作是通过彩礼买来的对象，要尊重女方；对于女方来说，虽然承担了部分物质因素，但自己获得了相应的物质和情感保障，有了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有助于夫妻两人感情的融洽。稳定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家庭都在婚姻中有所贡献，需要双方的互相尊重和良性互动。在现实中，农村婚姻是家庭财产代际传承、分配的主要形式，小夫妻通过结婚获得了新房、车子、彩礼和嫁妆的支配权，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的适当参与和回馈，有利于为新娘提供保障和权利，让婚姻更理性更稳固。建立在物质保障和情感依赖的基础上的匹配性婚姻渐渐成为新兴的婚嫁观，为小夫妻两个人的共同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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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董帅鹏|消费竞争下的生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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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新年返乡期间，父母总会与我兄弟二人聊一下村庄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要强调下谁结婚了，谁家都有小孩了，以便从侧面催促我俩早日成家，好让他们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在我的记忆中，农村家庭或多或少都还持有传统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观念，一些家庭甚至不顾一切地要生男孩。就在十年前，邻居小叔结婚了，老婆带来了一个女儿，婚后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小叔不满意，过了几年终于生了个男孩，可是小叔还是不满意，嫌一个男孩孤单，也怕以后受到村里人欺负，便不顾乡镇计生部门和村干部的阻挠和劝说，“东躲西藏”地又生了一个男孩。当然，村里不惜一切代价生男孩的并不止这一家，马华前几年“要妻”或“要儿”的选择致使村民在茶余饭后经常调侃他“现在急着找老婆，早干吗去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几年前，马华已育有两女，全家都为即将出生的小儿子高兴，可是在妻子生产时意外发生了，医生告诉马华，老婆和孩子只能选择一个，马华毅然选择了“保儿子”，老婆因此难产而死。现在马华急着找老婆，却苦于无人介绍。要男孩的动力似乎在村庄内一直都比较强，至少在两年前村里二胎及以上的纯女儿户应该算是没有的。为何说“应该算”？是因为大伯老婆生了四个女儿不得已才作罢，但是后来还是在外抱养了现在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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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家庭生育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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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村民不再像上一辈人那样“不生儿子，誓不罢休”，而是最多会选择生育二胎，反倒是儿子多了让人愁。其实生男孩的观念还是比较强的，不过不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而是一个男孩就可以了，即使没有也不会过于强求。俗话说得好，“一个挺好，两个负担不了，三个就要受苦受难了”。为了达到家庭“儿女双全”的生育理想，相当一部分家庭会通过医疗技术手段进行胎儿性别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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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小辉经别人介绍与同村女孩小盼喜结良缘，让全家高兴的是第一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用担心“无后”了。按以往生育观念，下一胎要个男孩女孩都可以，是男孩有个伴，也不会被别人欺负，这也是以前村庄上家庭更倾向的一种；要是女孩，正好“儿女双全”。但是，面对现实，夫妻二人却犹豫了。小辉今年二十八岁了，四五年前在外地打过一阵工，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其父是个包工头，在三里五村帮别人建房子，小辉从外地回来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跟着父亲一起建房，当父亲承包房屋不多的时候，他也会去附近档发厂干一段时间，这样下来一年大约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除去家庭一年的开支，实际存款也就一万元左右。如果只有一个男孩，或许夫妻二人今后努力打工，在儿子结婚的时候就可以让儿子“有房有车”，不至于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但如果有两个男孩，情况就不一样了，反而做什么事情就像是有圈子套着一样，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不起，别人盖楼房，自己只能低头盖平房。衣、食、住、用、行都不能紧随村庄社会不断拔高的消费标准，事事都可能要低人一等。同时两个儿子的家庭结婚成本更高，女方会要更多的彩礼，因为她们担心婚前不要，以后就可能不是自己的了。想想目前的生活境况，小辉夫妻二人商定不能再生男孩，否则压力太大，负担不起。另外，小辉深知母亲的辛苦，他说：“我妈养了我兄弟俩，一辈子只能看人吃、看人穿、看人住楼，自己啥福也没享，我不想这样过一辈子。”小夫妻决定不再走母亲的辛酸人生路。可事与愿违，去年年初小盼怀孕了，在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后，在私人医院检查出是个男孩，只能不得已放弃；在期望和担忧中，去年秋天，小盼又怀孕了，可是等了几个月又是与上次一样的结果。原本小夫妻计划连续生下“一儿一女”之后，两个孩子留在家由父母照顾，两人趁年轻一起外出打工，攒点儿钱。目前，小夫妻还在为生育恐慌着，但他们依然坚持要生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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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内部激烈的消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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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耕地条件较好，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推广，种田不再需要锄头，也不再需要什么技术。播种季，带上种子，站在田间地头，一会儿地就种完了；收获季，站在田间地头等待收割，多花二十元，粮食就拉到家了，甚至有时候在田地里，就把粮食换成钱了。但是，现在村民都不愿意种地，刨除化肥、农药、种子钱，种地不怎么挣钱，收成好的时候也就赚个一千来元。但是又不得不种，不种地不仅连这点儿收入也没有，而且还没粮食吃。村庄中的老人是比较“惜地”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辈人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如果儿子外出打工，他们还能帮儿子在家种地。正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留守老人能够比较轻松地把责任田管理好，通过继续在土地上刨财富，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自我养老，他们对生活相当满意。可年轻人要是坚守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肯定会被别人说闲话，生活也无法变得富足。因此，越来越多的村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希望通过在外的辛勤劳动，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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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村民不断参与到市场经济竞争中，扁平化的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前些年村庄劳动力基本进入城市建筑工地不同，现在职业类型越来越多，开假发厂、假发原料生产作坊、淘宝店铺（已具规模）、在外开大型超市、装潢公司以及做头发买卖生意等，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游走在城市建筑工地。随着村民职业日益多样化，村庄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同时，市场参与带来的收入分化不断被转化为村庄消费竞争，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衣（讲究牌子、价格）、食（讲究吃喝档次）、住（新楼房）、用（讲究“你无我有”）、行（小汽车）逐渐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舞台，衣、食、住、用、行的消费成了他们在村庄中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展现。村庄上层群体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拒绝接受村庄大众消费文化，并要与村庄中层拉开一定消费差距。因此，他们在衣、食、住、用、行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在遵循奢侈标准，比如抽好烟、开豪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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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村，家里有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买辆豪车却是个新鲜事。本家小弟小鹏去年刚大学毕业，却已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小鹏2011年开始就读于河南某普通二本院校，当时正值淘宝热，大一暑假他便到亲戚表哥家学做淘宝生意，之后开始自己在网上经营化妆品，就这样到2014年暑假，他购买了一辆宝马520，又在县城购买了一套两层门面房，这一举动在熟人村庄里“炸开了锅”，之后他经营的公司（淘宝和国际发条贸易）依然景气，小鹏很自然地成了村庄新上层的代表。当然，村庄“旧”上层也不甘示弱。郭晋在村庄里算是出名的有钱人，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通过动用关系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百万元，通过这笔钱，他在村里建立了假发加工厂。之前生意比较红火，虽然现在不太景气，但是他依然维持着有钱人的做派。郭晋在2010年前后购买了一辆奥迪Q5，为了继续表现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和身份，在2015年10月儿子大婚之时，不仅婚宴奢华（烟、酒、酒店档次标准在村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购买了宝马740作为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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