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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鹏和郭晋是村庄上层消费竞争的个例，并不意味着普通村民的消费竞争就不激烈。虽然面对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标准只能望而却步，但他们依然希望达到“有房有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关系到自己在村庄中的地位和身份，也关系到家庭再生产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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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底层村民“划清界限”，但又无经济实力追赶村庄上层的奢侈消费竞争，中层村民希望通过完成“基本”标准来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身份地位。由于中层村民长期在外打工，勤扒苦做，为的就是返乡时能达到体现身份地位的消费“标准”，虽然并不像上层村民样样讲究奢华，但也要跟得上村庄消费标准变化的节奏，否则会被边缘化，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失去地位和话语权。由于在外打工的不稳定性，即便勤俭节约，每个劳动力大约有三五万元的收入，但仍然很难应付村庄日渐高升的消费标准，比如村庄前几年的人情喜钱是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现在至少一两百元，谁要是还拿五十元还人情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因此，中层村民并不关注日常生活的“品位”，而是把家庭消费的关注点凝聚在过年期间的日常生活、仪式性消费、建房/买房和小汽车上。通过这样的消费策略，动员全家力量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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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逻辑下的婚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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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全国各地交通越加便捷，农村青年的通婚范围迅速从本地区延伸到全国，由于目前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村庄适婚年龄男子要想顺利迎娶新娘，就必须展现出能让女方过上幸福生活的经济实力，因此不计代价地建房/购房、买车以及高额彩礼都成了追求女性的筹码。同样，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必然使她们更倾向于挑选具备满意条件的男性。因此，婚姻的成功缔结很少考虑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被市场逻辑所代表的预期幸福决定着，金钱和消费能力成了考量一段婚姻合适与否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相当一部分家庭“即使是打肿脸也要充胖子”，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建房/买房或者买小汽车，从而增加男方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避免其成为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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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母亲曾经说她是坐着自行车被娶进门的，可现在谁家要是只有自行车，儿子就只能等着打一辈子光棍了。当今社会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也致使结婚代价越来越大，标准一再提高。首先，彩礼从七八年前的一万一（万里挑一），到前几年的一万七（万里挑妻）或两万二（成双成对），再到近一两年三四万元不等，去年有的人家最高要了七万元（并不是男方家庭多么有钱，而是因为家中有两个男孩），这就是为了结婚必需要达到的标准。其次，家中要有车。为了让媒人看到家庭为结婚做的准备，也为了向女方展示自家的经济实力，男方家里要有一辆五万到十来万之间的小汽车，这是基本的标准。否则，有钱人的儿子可以挑来挑去找一个满意的老婆，而自家儿子只能面临无人说媒的境况。据初步统计，前年整个村庄一共有二十二辆家用小汽车，去年年底全村有四十七辆，其中有近十辆是为结婚而准备的。最后，要有房。现在村里的青年结婚要求婚房可以分为两种：家中有新房（楼房）或者城里有房（可以是父母付了房屋首付），没有准备婚房对于适婚年龄的男子来说无疑是冒了成为光棍的风险。这些结婚的“基本”标准，对于村庄上层的家庭来说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他们甚至不满足于这样的标准，要搞得更耀眼，各个“标准”都要提升，比如买辆奔驰、宝马这样的好车。而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仅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很难达到这些婚姻“标准”，但又不得不尽力按这些标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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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村庄适婚男女婚姻匹配已经面临着不小的窘境。具体来说，面对日益走高的本地婚姻标准，家庭或个人条件较好、独生子往往更可能娶到本地女子，而家庭条件一般、多子或个人身体有小缺陷的更可能娶偏远地区（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女子，家庭条件差或个人身体存在较大缺陷的人成为光棍的风险更高。在村庄里，娶外地（偏远地区）媳妇往往会被别人嘲笑，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没本事”的无奈选择。正因为如此，一些父母勤勤恳恳地劳作，只为儿子到婚龄时有能力展现出女方渴望的幸福资本。但另一方面，家庭在不断追逐婚姻消费标准的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最后，婚后的实际“不幸福”与婚前的“预期幸福”形成巨大反差，无疑更可能导致村庄家庭婚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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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压力下的生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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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渗透进农村以前，均质化的村庄社会结构没有诱导村民热衷消费竞争，村民辛勤劳作，他们没有感受到太多村庄社会的竞争压力，过着安静但幸福的日子。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子女的婚事，在本地可以顺利实现婚姻匹配，他们把一生都倾注在子女身上，人生价值和意义在于家庭生命的延续。而随着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越加深入，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繁荣景象不断刺激着他们，特别是村庄青年一代，他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发生了分裂，不仅关注家庭生命的延续，而且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再像上一辈人那样只知道辛苦劳作，开始注重生活的享受，希望在村庄身份地位的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为了自身面子和村庄身份地位的争夺，村民卷入了激烈的消费竞争中，不惜花光在外辛勤积攒的收入，盖的楼房空着，买的车停着；另一方面，为了家庭生命的延续而卷入婚姻消费标准的竞争中，“有车有房”成了进入婚姻市场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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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内部消费和婚姻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多子多福”的观念失去了家庭经济能力的支持，甚至对多生育男孩产生了恐慌，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套房子，多一辆车，也难怪村庄里实现了“一儿一女”生育理想的家庭会花费五六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请民间“歌舞团”演出。为了保持能显示自己在村庄地位的消费和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农民“理性”地对生育性别进行“一儿一女”的筛选。然而，即便这种生育策略可以降低子代成为光棍的风险，但倾尽全家力量参与到村庄地位争夺中，不仅会耗尽多年积蓄，而且并没有真正实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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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陈锋|从“偷生”到“逼生”：两个农村媳妇的二胎生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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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村里家家户户要“祭灶”，这也意味着已经开始过年了。福建省福州市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高氏家族，人丁兴旺。每逢节日或者家里老人过生日时，在外工作、居住的孩子总会从县城或者省城赶回老家，围绕在高老爷子和高老太太身边。全家四代同堂，让人好生羡慕。今天，高家院子里照例又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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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高老太太今天却高兴不起来，她反复叨念着：“老三媳妇怎么又躲娘家了？”这是老三媳妇第二次在聚会时躲在娘家“避风头”了。上次是十一月初，老太太过生日，全家上下给老三媳妇打了一天电话，都不能把她“请”回家。最后是三儿子开车直接去她娘家把她硬拽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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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媳妇并不掩饰她躲避的理由：“我一回去肯定又要被你们‘催生’，不回还能落个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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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高家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媳妇都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此前一直受制于计生政策不能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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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一直是福建地区广大农民的信仰，因此，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当地政府最头疼的事情。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让这里的许多农民，尤其是老一辈农民欢呼雀跃。高家三兄弟虽然已经离开农村在外工作，但骨子里依然是地道的农民。如今政策放开，高家老爷子老太太、50后的老大、60后的老二和70后的老三都心生宽慰：对于两位老人，孙辈都能生二胎，“开枝散叶，枝繁叶茂”有指望了；对于老大老二，自己再生已无可能，但他们的孩子都能生二胎，这当然也是喜讯；70后的老三夫妇则有望搭上“末班车”，再要个孩子，因此，他们和侄子侄女们一道成为全家敦促再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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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并不多言的老大媳妇看着“全家总动员”来“催生”，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她实在不理解，老三媳妇怎么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国家政策放开了，生育二孩名正言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怎么会有人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当年，她们夫妇俩为了生第二个孩子，不得不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直到现在退休，那段经历都还是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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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两位老人膝下共养育了三男四女。高老大是他们的长子，也是这个家族的长孙。高老大夫妇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后因各种原因，夫妻俩都没上成大学，毕业于师专。中专毕业以后，他们回到家乡的小镇中学任教。1985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个女孩，高家上下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高老大从小爱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在全镇、全县都排名前列，成为全村的第一个中专生，顺利当上了公办教师。这在农村意味着已经读书“出仕”，可以不用从事农村劳动，吃上“公家粮”。但是，这也意味着高老大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这重男轻女观念极强的地方，女儿的出生意味着他们将变成“无后”之人。“无后”不仅让高老大自己觉得愧对祖宗，而且受尽别人的数落。高老大夫妇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大伯父曾当着他们夫妇的面嘲讽：“会读书有什么用，你再有能耐，断了后什么都白搭！”对高老大媳妇来说，尽管她是农村里少有的受过较高教育的女性，但是，如若未能生育儿子，在家族、家庭里便无地位可言。生闺女成了那段时间高老大夫妇的“耻辱”。后来，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女儿送到偏僻的老家，由高老太太抚养，并对外宣称，高老大女儿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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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高老大媳妇又怀上第二个孩子。为了不让同事看出自己怀孕，高老大媳妇想尽各种办法，故意束腰、多穿衣服、请病假，幸亏孩子月份大时已到了寒假，这才没被同事识破。1987年1月，高老大夫妇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没有不透风的墙。高老大夫妇生育二孩的事情，不仅乡邻知晓，而且单位的部分同事也知道了。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夫妇俩放弃了乡镇中学的教职，主动申请到偏僻的农村小学执教。高老大夫妇俩为人善良，热爱教育，教学成绩在学区名列前茅。然而，每当高老大夫妇的成绩被上级单位表彰或自己拿着优异的工作成绩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人将他们“超生”的事情写成举报信递到县里、市里甚至是省里，紧接着计生部门就会派人下来调查。最后，他们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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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大的大女儿高晓，这个遗留在偏僻老家的小女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回家过年的父母。一些大人经常吓唬高晓：“你是黑户，你们家超生，上面会下来把你爸妈都抓走。”高晓说，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吓得到每一个邻居家哀求他们，跟他们说，有坏人要抓我爸爸妈妈，请你们都告诉那些人，我不是我爸爸妈妈生的，而是我舅公抱养的女儿”。高晓清晰地记得，年仅七岁的她，能够熟练记住家族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称谓，但是，这不是以高老大夫妇女儿的身份，而是以她舅公抱养女儿的身份。正是如此，年幼的她巧妙地应对了计生干部一次又一次的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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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保全工作，高老大夫妇一直不敢再主动申报职称。女儿一天天长大，上了小学后，高老大夫妇才让老人带高晓一起回镇上生活，并在镇上的小学就读。但是，每次家里一有人到访，家人便如惊弓之鸟，高晓更要快速地躲到楼上，直到客人离去。高晓与弟弟年纪差一岁，在一个学校里成了同班同学。但是，她与亲弟弟一直以表姐弟相称。虽然高晓一路成绩拔尖，考上了大学，并上了研究生，但自小东躲西藏受到“特殊待遇”的她十分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也有一份难以消除的怨念。因此，母女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她甚至不能亲昵地喊出一声“妈”。时隔多年，高晓已为人母，她已经谅解了父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儿时的记忆仍是她的一个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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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末，高老大媳妇年满五十五岁。鉴于她出色的工作成绩，学校还是在她退休前解决了她的高级职称问题。时隔一年，二孩政策宣布将全面放开。拿着高级职称的聘书，高老大媳妇百感交集。2014年，她有了外孙女，2015年，她有了孙子，“两个孩子都吃公家粮，他们也都可以生二胎了，终于可以不用遭我这罪了”。“偷生”二孩几乎成为高老大夫妇一家人的噩梦。但是，高老大夫妇至今不后悔，他们与父辈的想法一样，“有人就有一切，自己受点儿苦受点儿委屈不算什么”。正是如此，高老大的媳妇无法理解高老三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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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三夫妇都在县城工作。老三在机关，领着不高的工资，但总算是稳定。老三媳妇通过自己的才干在一家刚转企的事业单位坐上了管理层的位置，收入比老三还高。夫妻俩在县城有一套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也开上了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儿子已经上初中。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高老三“跃跃欲试”，因为他媳妇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龄不算太大，因此他想再多要个孩子，高家上下也纷纷给老三媳妇做思想工作。为此，家族还开会讨论了几次。不过，高老三的媳妇却异常坚定地拒绝：“我们俩都上班，爸妈八十多快九十的人，让他们看孩子是不可能，那孩子谁来带？休了产假，我的工作可能就被别人顶替了，老三那点儿钱，怎么养家？另外，谁能保证我第二胎能生女孩？要再生个男孩，我们还得给他再挣一套房子，再娶一个媳妇，我干吗要这么累？生孩子你们说得容易，生养的人又不是你们，所以，你们爱说就说吧。”家族里的成员均认为高老三的媳妇太自我，太自私，几次“逼生”动员会都不欢而散，而“躲在娘家”成了老三媳妇躲避家族动员的惯常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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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我们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做伴怎么样？”大人们开始拿高老三的十四岁儿子打趣。“不要，不要，才不要呢，再生一个弟弟，我的东西就得分一半给他，我的家产也就没了一半。”高云一听到这个话题，就会变得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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