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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男主外女主内”和代与代之间的传统老规矩都在被慢慢打破，最大限度地配置劳动力，赚取生活来源成为核心准则。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照顾子女方面，远郊农村体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家计模式。老人在家务农照看小孩，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在近郊农村则因为有较多的市场机会而体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和老一代就近务工的商业、副业、服务业和务工等多元家计模式，父母和子女共同生产和生活，年轻子女以事业为主。面对二胎带来的压力，年轻一辈和年老一辈共同负担、合理分工，也让家里人都能坦然承受。在两代人的努力下，给下一代娶媳妇还是不成问题的，就是比较辛苦。弟弟和弟媳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未来因为要养育两个儿子，生活质量可能有所下降。他们不想要过父辈那样的辛苦生活，一辈子就为了子女忙忙碌碌，婚姻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育儿女，新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观念，他们想要优雅的夫妻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所以他们不希望二胎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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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积极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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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又是个男孩的压力传递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奇妙的是，这份负担没有变成累赘，它成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整个家庭被奇妙地调动起来。父母虽然操劳辛苦，却更珍惜自己的身体，希望多干几年。爱酒爱牌的老爸也有所克制，弟弟、弟媳也有了为人父母的担当和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节制。每个人都在思量如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贡献自己，在家庭内部实现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和安排来迎接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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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婚姻市场上的农村女性资源随着阶层分化和市场配置流向优势阶层，在城镇化和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中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家里有两个男孩的压力是巨大的。在社会竞争分化和消费符号、标准都倾向于优势阶层的文化价值宣传中，农村底层被上层带动的消费竞争和面子竞争拉扯着，农民在被功利主义所裹挟的婚姻市场面前和资源争夺中，没有主体地位，也没有优势。但是，二胎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无法覆盖全部农村的情况下，多子仍然是一种保障，不管是在养老，还是应对意外、抵御风险和相互帮扶方面。其次，生育儿女，帮助其完成人生任务，仍然是农民实现家庭价值的主要方式，只是这部分伦理义务在不平等的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下，走向畸形和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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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工商业经济发展和城乡流动，也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让一少部分成功人士能够顺利进城，同时，让大部分农民能够通过“半工半耕”或是其他农副商业的兼业收入在农村中获得体面的生活。勤劳不一定致富，但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机会，让大部分农民只要勤劳肯干，完成家庭再生产是没有问题的。在放开二胎政策之前，大部分家庭宁愿顶着高额罚款的压力，也要生二胎，至于以后的问题，农民总是乐观地认为总会有解决办法，船到桥头自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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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把家庭生活过好，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把日子过得红火幸福，也有人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养育过程中充满了意外、压力、委屈和辛劳。外界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只能靠每个家庭成员来把握和转化，父母不知道什么是正能量，也没有什么很明晰的信念，他们也年轻过，也有自己的脾性和摩擦，但他们心里装着子孙，装着彼此，想办法让子女过得好，他们就懂得克制自己和无私付出。压力也好，不顺心的事也好，都变成了日常的平静，操劳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常态。因此，面对二胎的压力，良好的家风和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才是过日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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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家庭自身来说，只要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积极的建设者，想办法过好日子，二胎的压力就会转化成打拼的动力，苦日子会熬出好日子。就是怕一家中有一两个主要的劳动力没有为人父母的担当，好吃懒做、不负责任、花天酒地，或者家庭出现意外；从外在的环境来说，国家和社会也应对价值舆论和婚姻消费行为进行理性引导，避免过度刺激农民的超前消费行为，特别是在房子、车子等婚姻消费上。地方政府不应当成为市场绑架婚姻的帮凶，更不应该忽视大部分农民仍要留守农村的事实，不应该破坏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和低消费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要避免过大的消费压力变成子代剥削父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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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乡村公共服务——困境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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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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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养老困境是中国当代社会需要着重处理的问题之一，包括其他乡村公共服务问题，也亟待我们破冰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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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共服务的提升与完善，是改变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比方说乡村公共教育，本来教育是改变农民命运最有效的办法，但在一些地方，由于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部分农民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再比如说，由于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的现象越来越多，如何提升乡村公共医疗的水平和规模，以保证留守儿童及老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就变得迫在眉睫,这甚至事关整个中国的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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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夏柱智|十字路口的农村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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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是教育战线的骨干。可实际上，与城市相比，农村青年教师短缺，基层教育部门的教师形容目前农村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这在贫困的家乡尤其如此。父亲说，他想选择一个青年教师作为后备干部，却难以选出来，因为最近十年学校就补充了两个人，且这两个人又不安心待在农村，其他青年教师是代课教师，他们无法通过考试，进不了正式编制，教育部门规定只有通过省考才能进入教师队伍。目前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是青年教师难以补充，补充进来的也难以安心工作。对农村教师的调查显示他们在工作、生活、思想方面的状态并不那么乐观，充满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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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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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青年教师，他们工作任务重，但工资却不高，××中学普通教师的工资为每月两千五百元，新机制引进教师的工资为每年三万多元。青年教师表示，这样的收入也仅仅够自己糊口，如果考虑到买房、买车等，以及结婚后的家庭开支，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出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现在当教师，家庭自身要是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这样就解释了教师多为女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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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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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涯，按照工龄可以分三个阶段：25～35岁，是成长的十年，这十年正值个人精力最为充沛的阶段；35～45岁，是沉稳期，在家庭、工作晋升等方面都承担了一定的压力，教学的精力较为分散；45～60岁，这是教学的疲倦期，或者说对自身的职业生涯不再有太多的追求，而是求简单、轻松、稳定地度过。这样的职业周期性导致了学校会把最繁重的教学任务交给青年教师，最前线的工作如班主任主要是由青年教师担任的。比如在完全小学，每个教师都有兼课的任务，而在教学点，每个教师都是全科教师。按照规定，小学就有十几门课，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社会、品德、科学、体育、音乐、美术、心理健康、生命安全，由于教师人数不足，只能开基本课程，其他课程能不开就不开。以××小学为例，学校只有学前班加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一共也就四个教师。每个教师每天都是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累计下来，一周三十四节课，教学任务十分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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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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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学校和家长之间原本良性互动的关系出现危机，学校和教师的“教学”功能逐渐让位于“管理”功能，学校消极教学、维持现状的现象非常普遍。“现在30%的家长把孩子放到学校里来，就是想让学生在学校里长长身体”，而并不期待更高的教育成果。这些家长把孩子的安全成长放在了第一位，一旦孩子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孩子回家倾诉自己的“委屈”，有些家长就会跑到学校里来。比如，小孩子上课严重扰乱课堂秩序，教师教育得稍微严重了点儿，在学生的手上留下了一个印子，家长就暴跳如雷地来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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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镇中学的两名青年教师为例，他们现在基本都属于学校的骨干，常年担任班主任。他们表示：作为班主任，学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三转九瞄”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三转”是指班主任必须要在教室、寝室、食堂三个地点频繁出现；“九瞄”是指早查岗、晚查寝、中午盯午休、课间查人等。在“安全本位”之下，班主任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只要学生出了一点点事情，家长就会来找麻烦”，并且“一旦发生了安全问题，对教师和学校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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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由于家长监管不严导致孩子溺水，学校也得负连带责任，更不用说是在正常的上学时间。在这样一种“安全高压线”下，教师逐渐成了学生安全的无限责任人。教师对“再调皮不过”的学生也只能是“骂不得、打不得、管不得”，因为你的教育很可能就成为孩子安全事故的诱因，最后教师只能消极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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