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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生的话来讲，即对治病救人有“恐惧感”，本来人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而在现在流行的观念中，“病人不能死”，死在医院就是医生的责任。这就造成经常性的医患关系紧张。发生这种转变的时间节点是2003年，这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的时间。（其实医生成为高危职业与新型合作医疗关系不太大，而与“不出事”的基层治理逻辑有关。怕出事，一出事就息事宁人，那么就越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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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宣传和一些亲眼见到的案例，乡村医生觉得现在医生是高危职业。海子说：“2003年以来，医生就没那么好当了，医患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村民动不动就要你赔钱，一旦碰到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之后突然死了，动辄就要你赔个几十万元。”“最震惊的是县妇幼保健院的杀医事件，当时保健院副院长已经退下来了，有个人说去妇幼保健院看了几次病，几次都没看好，就拿着刀捅死了副院长，震动整个××县。”“镇上这几年也发生一起‘医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到镇医院看病，可能是因为打针前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没和医生说，医生便给他做了皮试，打了头孢，结果病人死亡了。病人家属到医院见医院领导就打，医院要求做鉴定，家属不同意。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了一个月，要求赔偿一百万元，那段时间去医院上班只能走后门。其间派出所和政府的人来了都没用，最后政府出面让医院赔偿了二十多万元，抓了一些堵医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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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造成的恐慌影响深远，不仅让县里和镇里的医生失去了诊治病人的积极性，也让乡村医生失去了诊治病人的积极性。海子说乡村医生应对村民闹事风险的办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再积极治疗，能不打针就不给打针。“村民关于钱的觉悟提高了，我们医生的觉悟比他们还要高，那就是我不给你治了，你放弃我，我也放弃你，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让你拿五十万元赌五元钱的针，你打还是不打？这就像老人倒了你扶不扶一样，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家底都赔进去了。”“其实医者父母心，村民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本来也不可能见死不救的，但我们真被搞怕了。”“医生又不是医圣，又不是医仙。病人的病痛，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药到病除的，病好起来总有一个过程的。可是村民的心思就是，上午栽树，下午要乘凉，医生永远都满足不了病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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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乡村医生对一些病人想救、能救但不敢救。医生行医处境变糟糕，不积极行医，患者的健康和福利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过去老村医看病的范围不仅包括普通常见病，还包括血吸虫、麻疹、天花、打预防针等，而现在的乡村医生以预防、公共卫生、慢性病、健康教育为主，只对一些最简单的伤风感冒病症进行治疗，稍难一些的病症，马上就开转诊单让患者转院。以前乡村医生对年纪大的、行动不方便的病人会上门打针，体现人性化的治疗。而现在上级医院不允许上门，怕出事。因为有些年纪大的、弥留之际的人，如果在你上门打针后去世了，马上就会被认为是你的问题，“病人不能死”成了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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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肖琳|如何保障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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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回家，偶然间听妈妈提起老舅去世的事情，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很吃惊，印象中老舅的身体挺硬朗的，难以想象会突然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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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舅是奶奶最大的弟弟，过世时有七十多岁了。老舅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一直跟小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常年在上海打工，小儿媳妇大部分时间住在镇里，租房带孩子读书。三个女儿都嫁到了外村，只有大儿子和老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但是大儿子因为经营烧砖和木材生意，经常不在家，只是隔一段时间会去看看老舅，所以，老舅可以说是一个人生活。去年11月的一天，老舅半夜起床上厕所时不小心跌倒了，因为只有自己一人在家，加上他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根本不可能通知亲人。大概过了一天，因为老舅之前托邻居赶集时帮忙买些菜，但老舅一直没有去拿，所以邻居打算把东西送到老舅家里，他在门外喊老舅，但屋里一直都没有人回应，邻居觉得有些奇怪，连忙通知老舅的大儿子，大儿子把门打开进屋后，发现老舅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了，被子上都是血迹，头部伤口上的血也都凝固了。老舅被送去医院后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虽然意识慢慢恢复了，但是一直不能开口说话。在医院大概住了二十多天 ，老舅自己要求回家，回家后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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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告诉我这件事后，我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奶奶已经七十八岁了，也是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虽然她的身体不错，但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多少存在安全问题。周边的邻居很早就搬到了县城去，现在奶奶家附近那一片就只剩一户人家，而这户人家平常也只有两位老人在家。虽然大伯、二伯家也在同一个村子里，但大伯去年起外出打工，二伯因为是大队干部所以平常也比较忙，没办法经常去看奶奶。我家住在县城里，爸爸现在只能两周回去一次，买点儿奶奶爱吃的菜去看看她。有时奶奶感冒了或者腿脚疼痛，除非爸爸回去时奶奶会跟他说说，或者姑姑去看望奶奶后打电话告诉爸爸，否则奶奶不会主动告诉爸妈。另外，老人年纪大了，在生活方面也有很多的不方便。奶奶家所在的村子比较偏远，即使去最近的乡镇赶集，也要先走七八里路，再坐十分钟左右的客车才能到镇里，所以，奶奶现在很少去赶集，一般是托伯父买些菜，但有时因为不愿意麻烦儿子们，她经常一碗菜要吃好几天，有时甚至只用腐乳下饭。我们一家之前商量过很多次让奶奶来县城住，但是奶奶一直拒绝，理由就是在县城生活不习惯，在家里更自由一些。在县城里生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们一般都是待在自己家里，或者去广场上歇一歇、聊聊天，聚在马路边或麻将馆打扑克、打麻将。奶奶一直生活在农村，习惯每天外出干一些农活儿，的确难以适应县城的生活，但是老舅的意外去世确实提醒我去思考，后辈乃至社会应该如何为农村独居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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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城市或农村都存在独居老人，近年来，关于独居老人死于家中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的新闻常常见到。但是，相比于农村，城市在保障独居老人的生活上还是更具优势。目前在为独居老人生活提供保障这一点上，主要是强调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就社会责任这一部分而言，主要强调要充分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城市的社区建设走在农村前面，城市相对于农村也更易受益于社会组织。就我的家乡而言，社区建设远远落后，在独居老人生活保障的社会责任方面，可能更多还是依赖于乡里乡亲的照看，依赖熟人社会中长久形成的情感关联，但这终究只能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提供暂时的帮助。而且，由于在我的家乡丘陵较多，村里的房屋较为分散，有时可能一片区域只有一两户人家，我的奶奶家就是如此，所以独居老人的生活还是无法获得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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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家庭责任这一部分来说，传统上虽说“养儿防老”，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会有一些农村独居老人因为儿女没有孝心而无法安度晚年。且不说在外工作或者在外安家的儿女一年到头很少回家看看父母，即使儿女住在同村，也不可避免儿女鲜少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和身体情况的现象。儿女的不孝顺只是导致在保障独居老人生活上家庭责任缺失的一个原因，也有很多儿女希望父母跟自己生活在一起，但是，老人总是因为有很多顾虑而拒绝儿女的提议。比如我的奶奶，爸妈多次跟奶奶提出来县城跟我们一起生活，但奶奶一直都拒绝。奶奶的顾虑在于，她难以适应县城的生活。县城的生活不同于农村，县城老人的生活习惯也与农村老人相差较大，对于一生都生活在农村的老人而言，每天忙于农活儿、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才是让他们感觉舒服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县城的老人每天的娱乐活动、谈论的话题、追求的潮流，在他们看来都是很难适应也难以融入其中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存在沟通困难的问题。此外，奶奶的顾虑还在于，如果她来县城生活，一方面可能会加重我们家的负担，另一方面奶奶多少还是希望老家的老房子不被废弃。对于她来说，老房子在，家就在，这样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也有落脚的地方，过年时，儿女们、（外）孙子女们也能够有团聚的机会。家，就是情感的纽带，把家人联结在一起。另外，老人们可能总是想表明自身对于大家庭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是某种权威或某种情感，也可能只是自己养的一只鸡、种的青菜或腌制的腊肉、咸菜。奶奶宁愿一个人生活，这样她可以养养鸡、种种菜，当儿女回家看望自己时，她能让儿女带些东西回家，这让她觉得有满足感。不过，最终而言，即使一个人生活孤单，但家的存在让所有的儿女的心里都有一个念想、有一个情感的寄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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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时，听二伯说老家今年要对房屋分布进行重新规划，所有的破房、老房全部都会被拆除、铲平，然后再统一建新房。如果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奶奶又的确不愿意在县城生活，那几年内她或许就能住进新房了，这样家人们也不用再像之前那样担心她的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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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提供保障，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然而，与某种传统价值、情感相矛盾，它似乎又是在思考过程中必然会碰撞到的墙壁。出路在哪儿，仍需要继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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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王梦莹|年老何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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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十清早，我与父亲来到市里的招聘会展场。他的入职是早已敲定的事情，这番过来，只是走流程。父亲穿着深色的中长羊绒大衣，立着领，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板笔直地在我前面走着；夹在腋下的公文包里躺着他的会计证，以及几张他说是“东拼西凑”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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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分”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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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父亲生病，从财政系统的公职上内退下来。病愈后，先是去临市的一家搅拌站做会计和管理（他的兄弟在那儿当实验室主任），后来去厦门给我做生意的舅舅管账，接着去了广州在我姨夫投资的一处工地里当出纳，厨子请假时他也兼买菜做饭。兜兜转转，现如今五十三岁，在我和母亲的支持与劝说下终于回到我们县级市，琢磨着在家附近找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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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非不愿意在家附近工作。他在五十岁那年的春节尾声，带着认为可以找到工作的关键证书，认真地去跑招聘会，几场下来后却没有了动静。一问，是因为年龄偏大，当时和招聘单位聊得不错，但后来都不了了之。一般公司不会优先选择他，而可以当会计的备选者又远超职位所需。他在工地上晒得黑黄，回来后，在家休息了几个月。这种休息纯然被动，其实他并不想歇着。在春节前的两个月，有一个曾经的战友联系他，说正在修建一家医院，建好后请他去当会计，管账，就在春节后，因此他的等待才没有显得那么焦虑。春节期间，他与他的表哥，我的某个伯伯小聚了几次。席间谈起自己的境况，刚好对方认识某个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才给他内定了一个职位。在等待了小半年后，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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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广州河源工地上的那阵子，感到自己已经年迈却一事无成，同时远离家乡，无法切实感受身边亲人朋友对他的关怀，对老去的恐惧与孤身一人的落寞总使他胡思乱想。他把原来浓密的头发剃成了寸头，照片里他穿着大裤衩，站在土堆前，眼神无光，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一度向我表达他当时的状态犹如出家，每天吃简单的饭菜，下午饭后与他收留的七条小狗在林里小路上散步，走到累了再折返回去。他内心麻木，谈不上开不开心。最后他终于说：这样的“出家”还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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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父亲不会因此而死，母亲也知道他不会寻死，但我们都开始为他担忧。在这担忧之下我又自觉没有担忧的资格——他积攒钱财的目的是为我。就算我千百次明确告诉他，结婚时无须他来补贴我，我的生活会自己操持。这些话即使入了他的耳，也入不了他的心。父亲执着地认定在他还能“干得动”的年月里，要努力为我积蓄，将来能安心给我一份有分量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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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高个“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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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攒动的人头中我注意到那个戴帽子的瘦高个。深眼窝圆鼻头，像极了张乐平笔下的三毛长大后的模样。他五十来岁，身边伴着一个比他矮上些许、年龄相似、面容愁苦的人。他俩站在展板前，不时用手点着某个岗位，窃窃地交谈。看到了“搬运工”的岗位，就拨开人群，挤到对应的招聘展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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