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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说是农民工制造了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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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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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或曰流动人口）制造了地沟油，最终地沟油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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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之所以会回到农民工的餐桌上，与两方面的监管不到位有关系，一个是国家的监管，一个是消费者本人的监管。这两个监管不到位，使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的违法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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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国家监管不到位，不是说不监管，或监管不力；而是在客观环境限制下难以监管。这些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流动性，跟着农民工走；二是规模小且数量多，可谓千家万户。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国家监管部门难以进行监督：今天到这家来检查了，就不会到另外一家去检查；今天到这家来检查了，明天就不会再来这家了。监管的成本太高，只能选择性地进行监管，属抽查性质。只要是选择性地监管，就会给商家带来巨大的侥幸心理：今天罚款了，明天就不会再来，就可以继续违法使用地沟油。即便是今天查封了，没收了工具，明天还可以再搭个灶、买些锅碗瓢盆继续营业。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经营的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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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所谓的“超市理论”可以解释监管难的现象。在大超市进入市场之前，城镇里开满了副食品店，这些店成千上万，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监管问题，地方政府就热衷于引进大超市。比如一个沃尔玛、家乐福坐落到光谷，光谷周边方圆五公里的副食品店都可能会因此而倒闭，或经营惨淡。小店倒闭之后，政府就可以只监管一两家超市了，这样监管的成本很低。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盯着它，一旦发现违法现象，就严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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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城市的那些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不可能被一家大饭店来代替，因为农民工是流动的，他们的伙食是由千万家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来供应。所以监管仍然难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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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者本人的农民工也监管不了商家。城市市民与大饭店的关系，以及学生与食堂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关系。相对固定的关系会给消费者对商家的监督带来便利，监督就容易起效果。所以，大饭店、学生食堂使用地沟油的概率就要小很多。但是，农民工与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的关系，是流动的，随机的，他们无法对饭食的供应者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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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监督不了，消费者也监督不了，地沟油也就可能重新回到农民工自己的餐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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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重回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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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到位，是地沟油重新回到农民工餐桌上来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因为监管是外部条件，商家有内在自律自觉的话，也可以不使用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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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使用地沟油的必要条件有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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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农民工在城里的消费能力低。农民工在农村的消费能力其实蛮高，但在城里的消费能力不高，他们一般将赚来的钱带回农村去消费。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但他们绝不愿在城里大手大脚。因为农村才是他们的归属，在村里的消费是看得见的，消费起来是有面子、有尊严的，在城里大吃大喝属于锦衣夜行，没人看得见，也没人瞧得起。所以他们除了发工资那一天会到大饭店潇洒一回之外，一般不会下馆子。他们日常吃的是五元到十元的盒饭，没有大鱼大肉。五元、十元的盒饭本来价格就很低了，小饭店、小餐馆还要赚钱，就只能在原材料上节约成本。那么，原材料就一定不会是好的、价格贵的。现在食用油都比较贵，小饭店用不起，用地沟油是最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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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小饭店、小餐馆的竞争激烈。小饭店、小餐馆进入市场的门槛很低，一对夫妇，搭个棚、起个灶、买些锅碗瓢盆就开张了，各种标准、环评都免了，这样顾客就比较多，因此它们的竞争就很激烈。竞争不是在口味上，主要在价格上。小饭店、小餐馆为了吸引顾客，会在价格上做文章，不断地压低饭食价格。价格低至五块、十块，还要赚钱，最后也只能在原材料上下功夫了。使用地沟油是其必下的功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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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使用地沟油就成了必然。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制造了地沟油，地沟油最终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上，这个圈到此就画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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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地沟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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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若干年，只要神州大地上依然有2.5亿人左右的农民工在流动，他们就会持续地制造大量地沟油；只要他们住的、吃的依然是流动的，地沟油就会成为问题，就会再次回到他们的餐桌上来。当然，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最终是会解决的。地沟油问题也终是个阶段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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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春滋|“少安”扎根农村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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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安、孙少平，是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刻画的黄土高原陕北农村的两个不同追求、不同类型的青年形象。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个回乡青年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村改革，产生了不同的择业观。少安选择扎根农村，借助各级政府支持个体经济的“跳板”，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是立足农村的农民青年代表；少平是不服从命运安排，走出农村，抓住转移农村户口和招工的机会，挤进体制内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两个来源于生活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随处可见，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同身受，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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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农村还有“少安”“少平”吗？我回到了老家，湖北西南部一个山区县的乡镇。正逢打工人员返乡过年，乡村出现了一年最热闹的景象。我在同长期工作在乡村的基层干部、外出务工人员、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的交流中，寻找一个个如今在乡村的“少安”。结果是多“少平”少“少安”，甚至有基层干部发出感叹：乡村已经失去“少安”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少安”已经失去扎根农村发展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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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里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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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爷爷家现在是三代同堂，有点儿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一家，大爷爷在人民公社时期当过生产队长，各种农活儿拿得起，做得精。他总共生育了一男四女，除儿子读了高中外，四个女儿都只读到小学就回家务农，先后出嫁到本村和邻近的村子。儿子1982年高中毕业后，正赶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大爷爷要儿子去学门手艺，儿子不愿意吃这份苦，后托人到了乡砖瓦厂上班。干了一个多月，结果比种田还苦。再后来同村的人邀他到煤矿上班，大爷爷、大婆婆死活不让他去，他就干脆当起了“少安”。 大爷爷说，“大风吹不倒犁尾巴”，我们祖祖辈辈是种田的，就认命种田了。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儿子遗传了父辈会农活儿的基因，学会了种田的十八般武艺。当时国家提高粮油价格，全家还发展养殖业，加上妹妹还未出嫁，靠种粮日子过得很红火，还盖起了简易楼房。儿子虽是高中毕业，但安心务农，甘心当“少安”，一家依靠勤劳苦挣，五年后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年过半百的儿子觉得老的身体好，小的能外出挣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很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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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初中毕业后，大爷爷说，家里八亩水田和三亩旱地，靠自己和儿子、儿媳就够了，就安排他去学兽医，学成后干了三年。看到同龄人都出去打工赚钱多，孙子开始不安分了，跑出去打裁缝工，一年能挣回两万多元。最近二三年，能挣回五万多元，还带回了一个四川媳妇。今年腊月二十四，家里刚刚为他举行了婚礼。大爷爷说，经常梦见孙子，但一年到头只能看见二十多天。想留他在家周围找个事做，孙子不干，说自己又不会种田，附近也没有合适的事，想正月初八就走。他的父母也不愿他像父辈一样，窝在农村当“少安”，支持他外出打工，说道：“哪有年轻的在家里的，等我们有了孙子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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