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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42 老家农村多“少平”少“少安”的恶性循环，非一日出现，更非一策能破解。在调查中，我始终处于矛盾纠结中，一方面，各级政府从户籍制度、购房、打工子女教育等方面，刺激“少安”进城，再平凡的“少安”也要进城实现梦想；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正不断撤除“跳板”， “少平”们失去向上的通道。大量青年人进城，制约着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经济发展、建设新农村的未来。我试图从“少安”身上寻找答案，从微观层面探寻“少平”们在国家政策和农村现状碰撞中失去“跳板”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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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44 面子抹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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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46 在老家农村，面子高于一切。农村改革初期，勤劳致富光荣，谁成了“万元户”谁最风光，最有面子，最有话语权。后来，种田挣不到钱，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少安”们纷纷外出打工，他们最早在村里盖了漂亮的楼房，让男女老少羡慕不已，全家人都觉得有面子，很多过去在村里抬不起头的人终于能昂首挺胸了。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看到父母外出打工，认为在农村干一辈子没出息，缺乏扎根农村、改变农村、致富农村的思想基础，觉得在家务农没有面子。初中一毕业，父母就告诉他们谁出去挣了大钱，谁待在家里只能填饱肚子，于是他们变成了第一代“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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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48 只有消极的教育引导，缺乏正面的典型示范，老少“少安”离开农村，出现轻视农业、逃离农村的现象。即使有个别想在农村求发展的，也因为面子，在熟人社会里抬不起头，被父母及长辈逼着离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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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50 票子挣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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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52 在农村挣不来票子是严酷的现实。村干部说，凡是房子盖得漂亮，门前有小车的，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楼房没有装修或者住土屋的，都是在家务农的。我的两个亲戚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姨父，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住的是父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盖的土房子，舍不得吃穿，通过养猪和在本地煤矿干活儿挣钱，仅够供养独生女儿上大学。他2006年才出去打工，是最后一批离开农村的。他说，从高中毕业后的十八年间，早出晚归，只能养家糊口，同村的人都看不起他。女儿上大学后，他们夫妻熬不住了，跟着亲戚出去打裁缝工，虽然挣的比同龄人少，但比在家收入高，干了四年就回家盖了楼房。他一直感到后悔，应该早出去打工。还有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小舅舅，他不满十五岁时就外出打工，年龄比姨父小十多岁，开始几年也没有挣到钱，后来进大厂做裁缝，收入比较稳定，回来盖了楼房，结了婚，没靠父母掏钱，前年还买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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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54 俗话说，腰中无钱是病人。挣回多少票子代表一个人的身价，现在茶余饭后谈的都是一年挣多少钱。村支书跟我说，村干部过去有面子，现在没人愿意当，年轻人看不起。前年，村里培养了一个年轻后备干部，村民都说是个“好苗子”，群众关系也好，但年收入不到五千元。他在村里干了一年多，去年还是打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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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56 老婆讨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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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58 近十年，农村青年通婚圈出现重大变化。农村青年婚姻观、家庭观变得更加现实，结婚要有房有车有聘礼钱，如果不外出打工，再俊的小伙也很难找到媳妇。收入平平，家中又没有多少积蓄的，媒人都不愿给提亲，因为媒人知道，收入不高的小伙很难被人相中。这样，过去最容易结婚的独子，也因收入问题变成了结婚难，于是，出现了大量高龄未婚单身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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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60 路子寻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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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62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少安”成长在市场经济的年代，应该是农村的中坚力量。现在的村庄不是“双水村”，青年人不会农活儿、不识庄稼，已经是普遍现象。不少人说，我们什么都不会，还回来干什么？现实是外出的大量返乡，乡村里还真寻不到适宜青年农民的路子。现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成绩好的上了高中再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大中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其次是成绩稍差一点儿的，初中毕业后上了职高，现在职高实行“订单式”“定向型”培训教育，一毕业就直接被学校送到沿海企业；最后一批，就是初中毕业跟随打工大军到大城市务工的。上了大学的青年，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在城市安了家，有的自身发展好，就算农村有再好的政策，也不会回去。再就是上了职高，在外发展一般愿意扎根农村的，如果有更大的创业平台，有发展“跳板”， 能在政策、资金、技术上获得扶持，有宽松的发展环境，表示愿意回来当 “少安”。最后是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的，他们步父母后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是回来了，也找不到出路，正在成为打工路上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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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64 无论是“少平”还是“少安”都是努力为生活奋斗的农村青年，他们身上的活力和坚持打动了我们，希望现在的农村青年都能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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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69 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1702470942]

1702472570 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卢青青|常年打工成了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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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72 我想讲的是自己常年外出打工的父母被边缘化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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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74 父母是1994年开始出去务工的，带着两岁的妹妹。他们去的是上海，跟着亲戚一起进厂上班，也在那里开了个小诊所，因为父亲毕业于卫校，算是半个医生。但只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为着爷爷的身体状况考虑，以及自身的乡土观念，其间不断奔波在回家与去上海的路上。爷爷去世之后，父亲就没再出去，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种着几亩地，其间我们家建起了新房。但由于我们庄上除了父亲外，还有一对父子也是医生，大家都是邻居，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看病的人又都是邻里亲朋，看病基本都是无法收到钱的，有时候一袋红薯就抵了几次看病的医药费。眼看着我们姐妹三人也都快上初中了（那时还没有赶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小学和初中都是收费的），学费的压力让父亲又有了出去的念头。2001年父亲与朋友一起去广东，一年后母亲也过去了，但父母农忙的时候还回来种地收割，忙完了再走。后来就只有父亲一人在外，他农忙也不回家了，母亲留在家干农活儿，守着奶奶和我们三姐妹。2005年父亲从广东回来又辗转去了上海，半年之后姐姐初中毕业也过去了，不久母亲农忙完也去了上海。这一次是彻底的外出打工，因为我们家的土地都承包给三姨家种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还在上学的我与妹妹。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属于留守儿童行列，因为往常在土地的牵绊下，父母每年总还是要回来待上一个多月的，但土地流转出去之后，父母回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在家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一直到2009年奶奶去世的那一年，我们家才真正在老家过了一个团圆年。自那之后直到现在，父母基本没回过老家，偶尔回家几次也只是为了祭祖。父母自此开始了在上海长达十多年的打工生活，也开始了渐渐被边缘化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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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76 毫无疑问，从未在上海真正立足的父母一直都是城市的边缘人，但父母在城市边缘的打工生涯中，也渐渐被村庄边缘化了。如果说父母处于城市的边缘是因为外在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空间，那么处于村庄边缘的父母则是因为内在主观的人情关系因素熄灭了他们在村庄悠然生活的希望。这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导致了父母希望之火燃尽。其一是父亲2012年出事。父亲在上海租了间房，开了个小的私人诊所，但因为无照经营被人告发，判了大半年。最初母亲向亲戚朋友求助希望能解救父亲，因为文盲的母亲想不明白：这不过是生活所迫，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就触犯了法律呢。但无论是金钱上还是人情上，几乎无人帮忙，直到父亲出来也没有几个人来看他。父母最初想不明白，认为虽然自己不经常回家，与同村人往来渐渐少了，但同在上海打工的叔伯们还是很多的，他们在上海也是常常走动的，谁家结婚生子在上海办的酒席自己也都去了，没去的在上海见面时也会补上份子钱，但为何自己出了事就没人来看呢？父亲后来说，没办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利薄情义更薄。母亲则将其归为这些越来越现实的叔伯们不凭良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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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78 其二是关于妹妹考上大学回家待客的事。我们家乡考上大学的人很少，所以形成一个习俗，就是谁家出了大学生，都要祭拜祖先并招待亲朋好友，以示庆贺。于是父母带着妹妹一起回了家，只叫了些族里的叔伯们和村里的干部去镇上吃饭。但叔伯们去的不多，母亲说有的都叫了好几遍还拖拖拉拉的不去，而族里唯一在世的长辈爷爷去了以后又偷偷溜了，一顿饭吃得很是憋屈。父母自然也很生气，饭后如数把份子钱退还到各家各户。一件本应是高高兴兴的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不欢而散。事后父亲跟我说：“我本来也不想待客的，因为回家待客吧，人家觉得你是来收份子钱的，但是现在谁还在乎那一百元钱呢？不待客吧，家里人肯定该说我在外混抖了（混好了，挣到钱了），现在两个女儿又都考上了大学，就开始装胖儿（冒充老大）了，不甩（理）家里人，你说咋弄？咋弄都不好办。”对于父亲的纠结，我也挺纳闷，按理说亲戚里有孩子考上大学不该是给族里争光的事吗，为何叔伯们会这般反应？ 母亲说：“因为你们是女孩儿，早晚要嫁出去，即使考上了大学对他们来说以后也帮不了多大忙，如果是你堂哥或堂弟他们考上，情形肯定就不是这样的。而且最关键是我们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你那些厉害的叔伯家一个都没出，风头盖过了他们，他们肯定要更压咱。”母亲说的是有道理的，这跟父亲的家庭结构有关。父亲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唯一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在我小的时候又搬回去了，父亲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村中兄弟多的才是强者，而父亲又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在村里一直被看不起。原本在家族里最不被看好的一家似乎突然要强大起来，这是对宗族里长期以来既有的强弱关系结构的一种威胁，叔伯们自然都是恐慌的，而应对恐慌的策略就是集体孤立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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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80 如果说妹妹那件事还只是孤立的话，那这第三件事就是赤裸裸的施压了。这件事年前刚发生，事情是由我那搬回去的大伯引起的。这个与父亲同母异父的大伯是个老实巴交甚至有些懦弱的人，因为怕老婆，在家里什么事都做不了主，连搬回家都是大伯母吵着要回去的。大伯母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又不讲理的人，印象中她总是因为小事情跟邻居吵架。我们两家的关系自然也不好，这既跟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有关，也跟大伯不赡养奶奶有关。自从大伯一家搬走后，我们两家就基本不来往了，尤其在奶奶去世后就完全断了联系。但搬回去十几年的大伯在年前被赶了回来，原因是没了土地。大伯搬过去时是他们族里一位与他隔了三四代的一个四叔给他的地，因为这个四叔只有四个女儿且都已出嫁，家里地多又没人种，于是就给了大伯种。但现在土地升值了，四叔家就要回了地。对于一个没有土地又只能依靠土地的农民来说，就像鱼儿离了水般无法生存。因为目不识丁的大伯除了种地也没有其他手艺，虽在镇上的建筑工地打工，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土地才是根本保障，生死都要守在土地旁。走投无路的大伯于是又回到我们村，想要回他以前的地，因为他搬走之后，他原有的土地被村里内部私下均分了。我家也分到一块，而大伯最可能要回的当然是我家的，所以这件事就从大伯向我家要地开始。因为我们两家关系并不好，且长久未联系，大伯不好直接找我父亲要，就托了族里的叔伯。但跟我家关系本就越来越淡漠的叔伯并未直接跟我父母讲此事，而是想暗地里行事，我父母还是通过种我家地的邻居才知晓的。因为恰逢国家普查土地，要把每家每户各有多少地都统计备案，邻居帮我父亲就那块土地签字时，族里的叔伯却阻挠他不让签父亲的名字而签了大伯的名字，邻居没有办法只能告知我父亲。父母得知此事后很生气，觉得这次叔伯在故意欺负打压他们，因为其他叔伯也有人种了大伯的地，却单单只逼迫我父母还地，而逼迫我父母还地的居然是我的大伯。父母气不过，电话一直打到乡里，乡镇府听说大伯一家早就迁了户口，不再是我们村的人，就把土地签回了父亲的名。这块地名义上是属于父亲的，但因为这些土地是私下分的，并未上报，所以土地证还在大伯手中。父母自然也是知道的，但父母私下商量说，如果大伯不亲自跟他打电话，不亲自开口跟他要，而仅仅通过叔伯们的施压，他是坚决不松口的。后来大伯亲自跟父亲通了话，父亲狠批了他一顿，还是把地给他了。其实单就这一块地而言，父亲并没有那么在意，至少他的在意程度远不如大伯，但父亲咽不下这口气。虽然折腾了一番终究还是给了地，但对于父亲而言，这意义是不同的，因为这不是基于叔伯的威逼被迫给的，而是自愿的，决定权在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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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82 这三件事只是普通的家长里短，却又复杂得让人感慨万千。父母就是在经历了许多这样类似的大小事情之后，对叔伯们越来越没有最初的好感，对家乡也渐渐失去深切的眷恋。所以父母越来越不喜欢走亲串友，越来越不想与家里人牵扯，只想躲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日子很苦，也不想回家乡。其实父母现在的日子也确实很苦。父亲自出事以来，就没了正经工作，无头苍蝇一样转悠了大半年，在朋友的劝说下，2014年开了一个小的五金店，最初月租是一千五百元，但选址不当，对五金无知、对市场更无知的父亲，终于在渐涨的房租下不堪重负关了门。现在父亲就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只是偶尔帮姐夫的公司卖点儿文具用品，挣点儿小钱，所以父亲一直焦虑着要出去找个正经工作干。因为不识字的母亲也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仅仅帮私人的小制衣坊做些钉扣子、串珠子之类的针线活儿，而且还要帮姐姐带不到两岁的孩子。父母现在与姐姐、姐夫在闵行区的一个村里，蜗居在一套破旧的一室一厅，父母住在客厅，姐姐、姐夫住在小房间里，于是两间房没有了厅室之分，厨房和卫生间也只有能容纳一人的空间，我与妹妹假期去时，更是拥挤不堪。父亲说这三年挣的钱仅仅够花，没攒下一分钱。但就是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境遇，父母仍然不想回家。父亲说，实在不行就去投奔三姨租地种菜去。母亲说：“你看家里的人还有热乎劲儿（人情味儿）吗？回去有啥好，我不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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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84 是的，在外打拼了十几年的父母不想回去，因为家里没有了任何念想，更重要的是，在家里的边缘性地位让他们难以忍受。这是当下强劲的社会流动性和复杂的市场化对村民原有熟人圈子的人情关系产生冲击的结果。社会的流动性不仅指往来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也指农民工本身在城市中的流动。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让村民之间的互动减少了，让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面目模糊了。无论是在家务农的还是在外打工的，村民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少，一切都变成了“听说”，一切人事变化也都由他人转述，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了，关系也自然生疏起来。农民工本身在城市中的流动，或是职业性的，或是地域性的。因为换工作是常有的事，搬家更是常见，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很少见到对方，更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住址。这就造成了打工的村民之间的信息隔膜，偶尔见面也只是寒暄一番，并不真正去关心彼此。这种流动性让熟人变成了“半熟人”，也让熟人心安理得地享受“半熟人”的相处方式，因为造就“半熟人”社会的这种流动性同时也给予了“半熟人”社会的生存空间。因为这种流动性让村民们不必时时相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偶尔见一次，所以即使人情上淡薄了也没有太大的心理负疚感。就像父亲出事，没人来看，可能是由于他们忙或是不想来，但过了许久之后，谁还会提起此事呢，再见面也不过又是兄友弟恭的“和乐”画面。当然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市场是一个开放的黄金屋，进去了似乎就意味着有钱了，有钱了似乎就意味着生活幸福了。在这样的金钱观诱导下的村民渐渐涌向市场化的城市，目标就是挣钱过好日子，渐渐地生活在奋斗挣扎中，迷失在斤斤计较中。钱确实越挣越多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确实越来越好了，但挣钱的担子却也越来越重了。竞争性和攀比心，让村民不知道“有钱人”的标准是什么，只知道村里那个最有钱的人还在挣钱，钱是挣不完的，所以继续挣吧。活在挣钱的艰苦生活中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经营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在市场化的冲荡下摇摇欲坠，又怎敢跟金钱平分秋色？所以，虽然父母经历了这些事，但这能怪我的叔伯吗？这难道不是他们对变了味儿的人情关系的无声妥协吗？又或者是父母自身的缘故，鲜少回家，鲜少往来，造成亲朋关系生疏？但父母真的不想往来吗？处于城市边缘的父母最初的归属不就是家乡，不就是亲朋吗？所以谁都无法怪罪，大家不过都是无力抗拒社会大潮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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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86 被社会浪潮下推着走的父母，他们的边缘化处境表面上看是与叔伯关系紧张，被孤立、被排斥的结果，实质上却是整个乡村人情关系变革的无奈而又必然的结果。但是不是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都会被村庄边缘化？这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村里大多变成了强者，因为手里面有了钱，在村里慢慢就能说上话了。尤其像现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我一个有钱的叔叔就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家搞起了房地产，一人盖了三栋楼房卖，一跃成为村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外出打工多多少少改变了村里固有的强弱关系结构，之前的弱者变成了强者，之前的强者也可能变成弱者，就像我们村现在最富有的一家曾是村里最穷的，或者像我的另一个曾经很厉害的叔叔现在悄无声息了。打工村民变成村里的强者，多是与金钱上的富足有关，而挣钱并不多的村民，就成了村里相对的弱者，加上常年外出打工，就渐渐被边缘化了。这类人被迫回家后，在村中也是默默无闻的。像我父母这样勉强能维持而不归家的，在村中更是鲜少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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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88 父母的边缘化境遇，如果说最初是被迫的，那现在则是主动的。被冷漠人情关系无情冲击的父母也渐渐成为这个浪潮中的一员。父母说，现在不喜欢去别人家，也不希望别人来我们家。这似乎是对冷漠人情的无声抗议，其实不过是以逃避的心理去顺从罢了，因为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但是父母真的就不想回家吗？为何还留有家里的土地？为何还时常说“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还能饿死不成”？家乡仍是最后的归属，土地仍是最终的保障，即使是被迫如此。父母又是否真的想与叔伯们彻底断绝往来？单看他们最稳固的社交圈子里的那些熟面孔就知道，虽然他们尽量自动远离家乡与亲朋，但关心和知道的却还是家乡的变化和亲朋们的家长里短，否则妹妹考学请客被孤立以及还大伯地时被施压，父亲也不会那么气愤，恰恰是因为有所期待才会那么心有不甘。从农村走出来的父母，一方面是渴望在城市扎根的，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是向往的，但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局限，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又是眷恋的。尽管常年外出打工的物是人非让他们被迫并自愿成为边缘人，但骨子里的乡情是斩不断的。与我这一代不同，常年外出求学的经历，让我对乡村只留有模糊印象，并没有任何深刻牵绊。但对于在家乡生活了几十年的父母而言，他们的命运早已与乡村相连，所以无论他们在哪儿，知道的也还是那个圈子，关注的也还是那人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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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72590 想在城市立足却难比登天，所以一直被城市边缘化着；想远离家乡的物是人非却根本难以脱离，所以被乡村边缘化着，也自我边缘化着。在渐渐边缘化的境遇中，父母渐渐失去了社会、乡村的认可，由此导致自我认同感直线下降，所以父母选择了远离、逃避。走不进城市的繁华中心，又回不到家乡的温暖怀抱，一面试图摆脱边缘化，另一面又用远离和逃避加深着边缘化。这就是父母的边缘化境地，也反映出他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我问过父母的想法，父母说：“我们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指望，只要你们几个以后过得好，不受苦就行。”显然，对被城市和家乡双重边缘化的父母而言，他们最深切的归属莫过于子女。因为子女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挣脱边缘化的拐杖，更是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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