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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小饭店、小餐馆、小摊贩使用地沟油就成了必然。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制造了地沟油，地沟油最终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上，这个圈到此就画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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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地沟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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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若干年，只要神州大地上依然有2.5亿人左右的农民工在流动，他们就会持续地制造大量地沟油；只要他们住的、吃的依然是流动的，地沟油就会成为问题，就会再次回到他们的餐桌上来。当然，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最终是会解决的。地沟油问题也终是个阶段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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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春滋|“少安”扎根农村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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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安、孙少平，是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刻画的黄土高原陕北农村的两个不同追求、不同类型的青年形象。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个回乡青年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村改革，产生了不同的择业观。少安选择扎根农村，借助各级政府支持个体经济的“跳板”，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是立足农村的农民青年代表；少平是不服从命运安排，走出农村，抓住转移农村户口和招工的机会，挤进体制内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两个来源于生活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随处可见，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同身受，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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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农村还有“少安”“少平”吗？我回到了老家，湖北西南部一个山区县的乡镇。正逢打工人员返乡过年，乡村出现了一年最热闹的景象。我在同长期工作在乡村的基层干部、外出务工人员、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的交流中，寻找一个个如今在乡村的“少安”。结果是多“少平”少“少安”，甚至有基层干部发出感叹：乡村已经失去“少安”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少安”已经失去扎根农村发展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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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里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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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爷爷家现在是三代同堂，有点儿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一家，大爷爷在人民公社时期当过生产队长，各种农活儿拿得起，做得精。他总共生育了一男四女，除儿子读了高中外，四个女儿都只读到小学就回家务农，先后出嫁到本村和邻近的村子。儿子1982年高中毕业后，正赶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大爷爷要儿子去学门手艺，儿子不愿意吃这份苦，后托人到了乡砖瓦厂上班。干了一个多月，结果比种田还苦。再后来同村的人邀他到煤矿上班，大爷爷、大婆婆死活不让他去，他就干脆当起了“少安”。 大爷爷说，“大风吹不倒犁尾巴”，我们祖祖辈辈是种田的，就认命种田了。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儿子遗传了父辈会农活儿的基因，学会了种田的十八般武艺。当时国家提高粮油价格，全家还发展养殖业，加上妹妹还未出嫁，靠种粮日子过得很红火，还盖起了简易楼房。儿子虽是高中毕业，但安心务农，甘心当“少安”，一家依靠勤劳苦挣，五年后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年过半百的儿子觉得老的身体好，小的能外出挣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很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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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初中毕业后，大爷爷说，家里八亩水田和三亩旱地，靠自己和儿子、儿媳就够了，就安排他去学兽医，学成后干了三年。看到同龄人都出去打工赚钱多，孙子开始不安分了，跑出去打裁缝工，一年能挣回两万多元。最近二三年，能挣回五万多元，还带回了一个四川媳妇。今年腊月二十四，家里刚刚为他举行了婚礼。大爷爷说，经常梦见孙子，但一年到头只能看见二十多天。想留他在家周围找个事做，孙子不干，说自己又不会种田，附近也没有合适的事，想正月初八就走。他的父母也不愿他像父辈一样，窝在农村当“少安”，支持他外出打工，说道：“哪有年轻的在家里的，等我们有了孙子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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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爷所在的小组共二十九个农户，一百三十二人，几乎五十五岁以下的人全部进城务工，甚至有的全家都在外务工，平日在组里的不到五十人。平常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只有在春节期间或家中老人去世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们。村里干部讲道，年轻人在村里的确难找到差事，镇里前几年还有几家小纸厂、小采石厂，现在因为环保政策全部关了，只剩下一家石材厂。农业税取消后，许多农户将种水田改成种茶叶，种田的都改行成茶农了。现在上面提倡培养职业农民，但全镇只有两户，都是好多年前已成为茶叶种植大户的，很少有从现在起步的。年轻人只有选择打工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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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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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爷的大外孙子，家在镇上，有经营头脑。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存了十多万元的积蓄，回乡结婚后，就想在家门口就业，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当现代的“少安”。考察了一段时间，他同父母商量决定在镇上开个餐馆，因为镇上只有一家中档规模的餐馆，生意很好。他们投资近八万元，开了家“十字桥”餐馆，供应早中晚餐，开业后生意还过得去，他的父母也在后厨帮忙，他和妻子忙前忙后，早起晚睡，很是辛苦。但日子一长，生意就不景气了，固定客人都是过路骑车和搞贩运的，附近做小生意的，消费二十元至三十多元就不错了。而附近那家餐馆有个亲戚在镇政府里工作，对公的客人都去旁边就餐，而他的餐馆很少有人来公款消费的。大外孙子讲过，一次，一个猪贩子点了十元的菜，结果吃了一电饭煲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差，他们也没心思做了，不到一年餐馆就关门了。他又听说开挖掘机赚钱，同人合伙买了辆挖掘机，四处求人揽活儿，揽活儿后又难结账，维持了半年，亏本把挖掘机卖了。他说，亲戚没有一个当干部的，沾不上一点儿光。开餐馆，开挖掘机，人也亏灰心了。前年，他只好第二次踏上外出务工的路。今年春节回老家见到他，他还买了小车，说前几年留在家里耽误了时间，两口子少挣了二十多万元，要是早出去，说不定早在城里买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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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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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爷爷的三女婿是个泥瓦匠，人也憨厚，从学艺开始，一直就跟着师傅干，前十年仅能养家糊口，加上生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寄宿制初中，还住的是土屋，前些年听说因为经济问题两口子常闹离婚。最近几年他开始单干，承担的农村做房的活儿越来越多，收入逐年增长，也盖起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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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碰到他，他说：“去年就承包了二十多栋楼房，还带了五个徒弟，盖房盖到附近两个县市农村。自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做房子的、修路的事一桩接一桩，但接的是别人转手的工程，一算只要略有利润，我都接，大钱赚不到，也不是我这样的人赚的。前年，别人鼓动我去镇里参与一栋房子招标，我先是给送钱，再是请人吃饭就吃了几千，还做什么标书，参加投标，结果标没中，耽误了十天，才发现是给别人陪跑。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想大工程，就从别人手中接些小工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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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说大爷爷的三女婿是憨人有憨福。前几年，别人劝他出去打工，他说几个兄弟都出去了，老人没有人照顾，女儿又小，老婆一个人忙不过来，干脆留在家里，有事就去做泥瓦工，无事就下口粮田。后来，形势一变，打工的挣了钱，回到家盖楼房，他就包工包料；不包工包料，他就只讲工钱。后来，学会简易装修，能承担一整栋楼里里外外的活儿。在老家农村，人们都认同这种建房方式，他不仅靠这些手艺生存下来了，而且收入也渐涨。其实，他长期生活在乡村，是个适应市场的精明人，也有了一套生存法则：不做大工程，只做别人看不起眼的小工程；包工的房子愿意做，包工包料的同样做，慢慢地做到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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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爷说，三女婿最有钱，少说一年要挣二十多万元，但不露富。的确，从他的衣着和消费来看，是个勤劳节俭的人。但他的一对女儿，从衣着和用的手机上来看，显然高于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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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出还是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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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爷爷的二女婿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青水彪”，意思是人长得好看，但做事喜欢耍滑头。在大爷爷的四个女婿中，他算最聪明的一个，但在家种田时，因吃不得苦，家境平平。后来，他儿子初中毕业了，他带着老婆、儿子三人出去打工，先是在北京打裁缝工，他嫌工作太苦，又转到广州一家木器厂打工。由于经常变换地点、变换工种，收入同其他一起出去的人相差一半。前几年春节回家，大爷爷的其他几个女婿背后议论他，滑里滑稽，走到哪儿都干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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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他看到大爷爷的三女婿做房子生意好，要跟着他做瓦匠。同是连襟，三女婿有几分同情，答应帮他一把。泥里水里干了几个月，收入是比以前高出不少，但他嫌瓦匠工作苦，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特别是急于赶工的时候，他就找个借口不出工。后来，三女婿给他结清了工钱，劝他找别的事情做，免得伤害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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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儿子长期在外打工，已满二十五岁了，还没有对象。这次春节，他四处请人给儿子提亲。他说过年后，老婆儿子要出去就出去，他不准备外出了，要安心在家做事。我问起他的真实想法，他说，在外漂泊十多年，家里锁门十多年，人到中年，家不像家，钱是挣不完的。他准备向郎舅学习，在五亩地上种茶叶，有时间在周围打短工。但他还是心有不甘，说如果外面有赚钱的门路，还是想出去干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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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老家人的交谈中，我认为“少安”们经历了农村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更残酷，更现实，逐渐失去“跳板”。第一阶段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政策留住了‘少安’们”。 那时农村到处是“少安”，因为政策刚放开，“一池春水”被激活，为解决温饱问题，初高中毕业的青年人在父辈的带领下，种新品种粮食，学习新技术，还发展家庭养殖，加上国家提高粮油价格，种田积极性高涨。“少安”们面对自然灾害，也发出“靠天吃饭，天不下雨，靠地打粮，地不出苗，人有多大本事”的呼喊，但没有离开土地和责任田。这一时期，农村最适合“少安”们的生存与发展。第二阶段是国家取消定购任务的“九十”年代中期至2003年，为“负担赶走了‘少安’们”。这一时期，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上的“三提五统”逐年增长，“七站八所”也找农民收费；加上农村水利设施老化，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粮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一方面农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负担增加，加之政策长期得不到执行；乡镇企业相继关闭，以工补农、哺农的源头枯竭。同时，上学、就医等隐性费用增加，因灾、因病返贫等问题突出，于是，迫于生计，“少安”们开始放弃脚下这片耕地，像“少平”一样外出打工挣钱。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15年，为“资本逼走了‘少安’们”。 这一时期，中央连续发出了十三个一号文件，涉及取消农业税、良种补贴、水利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上，这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级政府反复强调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要参与其中。但各级的财政资金是随着项目走，到了乡镇，修路、整地、改水等项目就由专业公司来建设，单个“少安”想参与进去，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发挥“开疆拓土”的作用，但苦于无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优势，无法进入其中，让外来的资本承揽一切，“少安”只能当“配角”。这些资本的背后，其实际控制人不少都是一些有劣迹的人。村民不认可，但他们有“关系”，有时还驱赶“少安”，逼得他们退而求其安，远走他乡去打工。同时，县、乡镇政府连续十多年提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招商引资办企业，也把 “少安” 吸引到了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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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凋敝的农村，农村家庭是残缺的家庭”，很多人这样形容当下的农村。我老家所在的村，2003年由三个小村合并而成，在册人口两千三百多人，除去在读学生外，在外务工人员有一千五百多人，占比60%以上。五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进城务工，有的全家在外务工，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幼儿园的小孩。由于撤校并校，上小学、初中的学生全部到镇上集中寄宿，上高中、职校的就到县城就读，平日的农村常见的都是“3861部队”（妇女和儿童），缺乏以往的生机和活力，一点儿也不夸张。只有在春节或老人去世的时候，才能看见“少安”“少平”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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