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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与黑人学生们的交流环境就没那么高大上了。我们的谈话场所设在教学楼一层的学生服务中心兼会议室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虽然经过改造，但仍然显得低矮而又逼仄，因此谈话现场拥挤不堪。我数了下，大约来了75名黑人学生，考虑到这样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中黑人学生总数比较有限，因此这样的一个参与度算是非常高了。学生们虽然也很希望倾听我的意见，不过更多时候是他们自己在掌控麦克风。他们希望能借此机会将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和压力一吐为快，他们坦言自己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归属感，并时常感到万分沮丧，因此他们往往一到周末就逃回家里——“您能替我们出出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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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学生们不时提到校园中还存在一些可能会助燃种族主义火焰的元素，譬如他们与助教之间的小过节，或是老师和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议论等。随着谈话的进行，我开始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我感觉让这些学生们饱受困扰的，与其说是特定的几个种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这种构建于种族主义地基之上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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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黑人学生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他们是校园中的少数派。校园文化是由白人主导的。白人定义了什么是“自我”、什么是“酷”；白人引领了主流价值观、社会规范、个人偏好、衣着风尚、审美标准、音乐潮流，甚至宗教信仰等。白人的数量在校园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客观来说他们也是最早与大学校园建立起相互认同的群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黑人学生们对“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立足”产生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们还能够体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赏识么？造成这种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悬殊的人数对比，毕竟白人对于校园文化的主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人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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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观念的影响显然也波及日常的社交和生活，这让身处其中的黑人学生们尝尽了苦头。举例来说，85%的美国人是通过熟人推荐而获得就业机会的。那些只接纳相同人种的社交圈必然会带来信息壁垒，从而隔断了很多人接触到某些重要工作机会的渠道。此外学生们还提到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中黑人数量也寥寥无几，这仅仅是个巧合么？上述现象是否也是造成黑人学生归属感低下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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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曾对美国北部城市中出现并长期存在着大规模非洲裔美国人贫民窟的现象进行过研究，他认为贫民窟的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发生聚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黑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南向北的迁徙习惯、公立学校的数量和教学资源欠缺、雇主搬离市区或迁至国外（造成失业）、职业歧视、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孤立等。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还会产生叠加效应，用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的理论来说就是使贫民窟的黑人们发生“劣化”，逐渐沦落为“笨手笨脚”的代名词，进而陷入更加不利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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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明几净而又欣欣向荣的大学校园里并没有贫民窟的存在，而那些可能“劣化”黑人的因素在校园里也不大常见，或者说表现得没那么明显。相比之下，黑人学生在校园中遇到更多的还是工作机会的缺乏以及形形色色的歧视。不过根据学生们的描述，我感觉他们的低迷表现是由诸多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解释则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不能将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完全归咎于某些教职员工或者其他同学的种族主义行为，因为学生们向我描述的那些可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案例只能算是个别现象，不足以解释黑人学生低迷表现的常态化。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一味甩锅给“学习动机或文化素养方面的缺陷”，要知道眼前这些学生可都是他们族群中的“学霸”，是从最严格的学术能力测试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切都是由一股叠加效应，即校园生活中诸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元素（包括种族排挤、社交和学术圈的割裂、在学校重大事务方面话语权微弱，甚至课程选择权上的区别对待等）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种族制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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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一直觉看上去还是挺靠谱的。不过正如之前提到的，与“失业”或者“教学经费失衡”等一些可以量化的具象概念不同的是，我所列举的那些因素都属于社会组织学的范畴。它们究竟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些影响真的大到足以对黑人学生（尤其是那些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实质性的干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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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恶魔教室：《暴风之眼》歧视现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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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4日这一天，马丁·路德·金不幸遇刺。翌日，在艾奥瓦州赖斯维尔镇，一位名叫简·埃利奥特的三年级教师想要在班上展示马丁·路德·金的传奇生涯和他的重要贡献。不过这个农业小镇上的人口构成非常单一，很多学生甚至从未见过黑人。因此，为了让学生们体会到被歧视的感觉，埃利奥特老师就将班上学生们人为地划分为“蓝眼睛组”和“棕眼睛组”。接下来的第一天，埃利奥特老师对“棕眼睛组”采取了各种歧视手段，她让“棕眼睛”们戴上毛领子以提高辨识度。然后她开始宣称“蓝眼睛”们比“棕眼睛”们更加聪明、更讲卫生，表现也更乖；她让“蓝眼睛”们坐在教室前排听讲，并允许他们在课间优先使用操场器械；她鼓动“蓝眼睛”们无论在课上还是课间都要和“棕眼睛”们保持距离；她还将教学内容和教材优先分享给“蓝眼睛”们。此后，美国广播公司在其摄制的一部名为《暴风之眼》的纪录片中将这一幕予以情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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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纪录片中播放的只是复刻的内容，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棕眼睛”们的脸上写满了沮丧。看到这里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操作绝不可以多次进行，因为这会使得幼小的心灵饱受屈辱。画面中的“棕眼睛”们在操场上蜷作一团，面对镜头的时候会刻意将领子竖起来遮住脸，他们在课堂上噤若寒蝉，一整天下来都没太说过话。与此同时，“蓝眼睛”们却一个个气定神闲、笑容可掬，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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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埃利奥特老师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反转，她把毛领子戴在了“蓝眼睛”们的脖子上，然后将前一天对待“棕眼睛”们的套路，原样照搬在“蓝眼睛”们身上。“蓝眼睛”们顿时化作泄了气的皮球，他们将“棕眼睛”们前一天的各种颓废沮丧又重演了一遍。而“棕眼睛”们则恢复了往日里勤奋好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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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部有关埃利奥特实验的纪录片中的许多片段都是反映学生学习能力变化的内容。比如说有些场景展示的是埃利奥特老师在算数和拼写课上进行分组教学时的情况，那些被贴上负面标签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表现得一塌糊涂。他们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且从不主动发言，他们把老师的讲课当作耳旁风，反应各种迟钝，回答问题也是错漏百出。不过当第二天他们被摘掉毛领子的时候，他们又恢复了朝气蓬勃的样子，对知识的掌握也熟练了很多。如此看来，学生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地位对于他们的学习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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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老师在实验期间对学生们进行了刻意的打压，是为了对“歧视”这一概念加以诠释。但对于我之前走访的那些大学来说，他们根本不想表达歧视，更无意“劣化”黑人学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一直都为了让黑人学生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而操碎了心，更是被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搞得一头雾水。不过根据我对于黑人学生学业问题的多年研究，加之一路上与无数学生进行的深入交流，我领悟到两点：首先，美国的许多高等学府在管理模式上保留了社会大环境和自身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可能导致黑人学生备受打压的因素，而这些重大因素却并不像传统方法论中的“偏见”“种族主义”或是“自身缺陷”等原因那么容易理解；其次，上述负面因素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业表现，也就是说，它们可能就是导致学业不佳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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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冷眼对待：负面标签效应的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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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期间，有一位名叫史蒂文·斯宾塞的研究生（现为滑铁卢大学著名教授）曾与我一起共事。史蒂文出身于密歇根的农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热情洋溢的小伙子，工作起来非常投入。他喜欢探讨心理学话题，他的思维敏捷而且观点犀利。我们曾经一起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即人应当如何保持自洽感，并在面对外界干扰时不为所动？对此，我们总结道：对自洽感的追求是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它有助于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和理念，重新解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还能促进个人成长。我们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经归纳梳理后形成了一套“自我肯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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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理论以及另外一个干系不大但同样有趣的理论（即“酒精致瘾过程中的药理和心理学机制”）都是我在华盛顿大学工作时的研究重点。它们是如此充满魅力，直教人乐此不疲。我和史蒂文以及另外一位研究生罗伯特·约瑟夫（现为得克萨斯大学著名教授）一道，在这两项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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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供职于密歇根大学时，出于种种原因，我开始沉迷于对少数族群学业问题的研究工作。我时时刻刻都把这个话题挂在嘴边，终于有一天如愿以偿地将史蒂文也拉上了这条“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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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科学本身是严肃、一板一眼的，但科学探索的过程却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探索之路上的分岔口通常是没有指示牌的，研究者需要独立思考下一步该何去何从。这时候，你就必须倚重“直觉”和“猜想”这两位帮手。对于究竟谁才是导致“低迷表现”的幕后黑手，我最强烈的预感就是所谓的“负面标签”效应，也即涉事群体在学校环境中所遭遇的“劣化作用”。当然，低迷表现也可能是由族群内部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不过我个人更加偏向于“负面标签”效应，我得承认我比较不愿意将问题归因为族群之间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生理性差异，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人道。然而，黑人、拉丁裔、美国原住民以及数学专业中的女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学业问题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会不会真的与这些群体的某些生理因素有关呢？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我同样可以推测这些群体一直都受到负面标签的影响，这些负面标签形式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们都直指某一群体在特定领域的欠佳表现。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不过也仅仅只是推测，所以我们要开始对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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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我和史蒂文首先需要准备一个跟埃利奥特老师的教室类似的环境，然后我们要对比同一测试组在被贴上针对其学术能力的负面标签时，以及在将这一标签移除后的两种情况下，分别的学习表现——这就类似于对比“蓝眼睛”们在戴上毛领子、坐在教室后排时的表现与相反情况下的表现有何差异。如果测试组在被贴上负面标签时表现不佳，但在移除标签后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负面标签”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因素足以对学业表现造成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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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在自家后院，即学校教室里就可以开展这样一种自然实验，具体来说就是对比女性学生在以数学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和以人文思维为基础的课程中的不同体验。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数学课上，尤其是在大学的高等数学课堂上经常会感受到她们的能力遭到质疑；不管她们有多用功，还是会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被看轻，因此不得不反复证明自己；有时甚至她们的职业态度都会被拿来挑刺——用社会学家南希·休伊特和伊莱恩·西摩的话来说，她们受到了“冷眼对待”。然而在英语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方面，即使是高阶课程中，女性也很少感受到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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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史蒂文暂时还没把精力放在探究原因上，这个后文会再多次提及。目前我和史蒂文关心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开展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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