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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最小化群体效应：我们的歧视行为为何如此容易被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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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夏，我开始担任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的主任教授。此后不久，一位享誉全球的社会心理学家亨利· 泰弗尔在迈克尔·毕利希、M. G.邦迪和克劳德·弗拉芒等同伴的协助下，招募了64位年纪在十四五岁的男孩进行实验。实验是在布里斯托大学新建成的一所实验室里进行的，男孩们被分成8组，并被告知即将开展一项视觉测试。随后将会有一幅由40个小点组成的画面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而他们的任务则是对画面中小点的数量进行估计。填报完估计值后，孩子们会收到相应的反馈，告知他们的估计值与实际相比是“高估”还是“低估”了，并将他们编为“高估组”和“低估组”。不过这种反馈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对于“高估”和“低估”的判断是随机做出的，而非真的基于孩子们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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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孩子们被分别带入单独的小隔间里完成一项“分配点数”的任务。研究人员会交给他们一张分配表，上面列着为其他两个孩子分配点数（每一个点数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钱）的各种可能方案，而他们则需从中挑选一个最终方案。其中，每种可能的方案都经过刻意设计以确保不会出现两个孩子配点相同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决策者们会不会对同属一组的孩子有所偏袒呢（即使“高估组”和“低估组”这样的组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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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无法淡定的是，实验结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两个分配对象都是与自己同组的小伙伴时，小决策者们会按照分配表中尽可能平均的方式进行分配；然而如果两个分配对象中只有一个与自己同组时，那么小决策者们便会明显偏向同组的小伙伴，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身份差别而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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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研究是选取另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向他们出示克利和康定斯基（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欧洲的画家，他们的画风和技巧颇为相似）的画作各一幅，并按照孩子们对画作的偏好进行自然分组。随后仍然是“分配点数”的任务，不过这次分配表上的方案由具体的分配方法变成了总体策略的选择：一种是始终在两位对象间进行平均分配；一种是让两位对象的总体收益最大化；还有一种则是始终让与自己同组的小伙伴的收益高过他人，即使这种做法会比在更加均衡的方案下“自己人”获得的绝对收益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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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孩子们再次选择了歧视性的方案。在面临“确保两位分配对象的总体收益最大化”和“确保本组成员的收益高于对方”两种选择时，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即使这样做会牺牲掉一部分绝对收益也在所不惜。这群来自牛津郡的小男孩们是如此地争强好胜，他们可以为了团队优势而牺牲个人收益，即使他们所力挺的团队只是随机建立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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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那种“牛津郡小男生的行为只是个案”的怀疑，我必须强调的是，自上述实验结论发表后35年以来，类似的实验已经重复开展了上千次，覆盖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几百号不同的样本。结果发现实验涉及的所有国家和群体样本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最小群体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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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如此容易产生歧视行为呢？泰弗尔和他的学生约翰·特纳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自尊。我们青睐自己所在的群体实际上就是青睐自己，即使这种群体是极其微小而又不具实际意义的，譬如同处于估计点数的“低估组”。而对于那些更加重要的群体——比如我们所就读的高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我们对自己高中给予好评实际上就是认可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爱我们的群体其实也就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这一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团体和机构等——我们的社区、城市、同辈、收入水平，等等，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我们很自然会更加偏爱自己群体内的成员，这便是出于自尊的需要而引致的对群体的偏爱。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一种刻意的行为，但它就是这么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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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弗尔和他的同事们开展的这个实验得出了许多难以被轻易察觉的深刻结论。我们对自尊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再怎么微不足道的群体身份也会让我们引起足够的关注。我们也无须任何其他理由便可以对一个毫无瓜葛的人表现出歧视，只需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结论几乎对全世界每个人都普遍适用，除了在某些集体主义社会中，这种现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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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人类的歧视行为还真是容易被挑动啊。无论是成为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没有什么门槛，只需要普通人类维护个体自尊的能力便已足够。这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一种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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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引发群体歧视的最低条件的过程中，泰弗尔同时也指出了产生群体意识的最低条件。为了对某一特定身份产生感知，并进而被这一身份主导我们的行为，与之相关的条件作用无须太过激烈，甚至不需要有明显的逻辑，只需要产生“最低限度”的风险即可。比如说将当事人归入一个类似于“高估组”这样的“最小化”群体，便足以产生明确的激发身份意识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会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当事人所有身份中最为凸显的那一个。总之，在身份风险面前，人们都是感性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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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社会身份认同的可塑性：从纽约到巴黎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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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收听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一档名为《生活在美国》的节目，其中播出了一段对艾拉·格拉斯的采访，而其中的一些要点恰恰与我们正在研究的学术观点有着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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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身份（例如种族、性别、政治立场等）的构建过程中，来自地域性的条件作用和来自本人的内在特质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前者的重要性还要超过后者的话，那么这种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安定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以及相应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各种变化，而其变化之丰富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之前所做的逻辑推论已经说明这一点，而我们的实验也佐证了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女性和黑人学生们在刻板印象风险引起的身份条件作用下会发挥失常，而当这些条件作用被移除后，他们便恢复了正常。他们的身份在不同情境下对于他们的影响截然不同，这种现象至今仍令我感到忧虑。难以想象的是，只需要对相关的情境进行一定的调整便可以影响到某种社会身份在我们具备的所有身份中的重要程度。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我们所推测出的那种充满着“可塑性”的社会身份呢？只需要一个现实的案例便会让我们的这一思路受到极大的鼓舞。说起来，我们在解惑之道上经常不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为案例消得人憔悴了”。而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艾拉·格拉斯的访谈出现在了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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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聚焦在了一个中心话题上，即“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钟爱巴黎”？格拉斯的兴趣点之一落在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移民问题——非洲裔美国人的作家和艺术家群体长期以来表现出中意移居巴黎的传统，包括著名文学家詹姆斯·鲍德温、女明星约瑟芬·贝克、小说家理查德·赖特以及数不胜数的爵士音乐家等。这是一个传奇般的群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至今还有一些专门寻访他们足迹的旅行线路。格拉斯在节目中采访了一个旅居巴黎多年的美国黑人女子并询问，现在旅居海外的行为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受到非洲裔美国人的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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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黑人女子则以一段自己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作为开场白。她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当地政府实施的低收入人群住房项目的受益者。她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不过一直独来独往，和同龄人交集不多。后来她考进了一所名校，希望能够开启一段理想的校园生活，不过在那里她仍然遇到了环境融合的问题，那些她想要结交的中产阶级的黑人女生们将她视为“扶贫对象”，而她也觉得对方都是“小资女”，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而白人女生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据她的描述，白人女生们基本上不太跟她来往，同时那一时期美国的大环境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种族问题。所谓社会，就是过往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投影。目前我们的社会仍然构建于种族特征的基础之上，因而必然会产生各种身份条件作用，尤其是对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接受住房项目帮扶的黑人女生来说，这种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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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飞去了巴黎，本来只是去放松一下心情，但却发现那里既优美又舒适。于是她定居了下来，找到了工作，并开始认真学习当地语言，打算将自己的未来都托付于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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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接着询问她在巴黎时对于种族问题的感受。她的兴致突然提高了很多，声音中洋溢着幸福感。她说自己在巴黎仍然是黑人身份，不过这对于她的社会交往来说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作为一名黑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在巴黎和在美国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她描述了巴黎人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良好感情，以及与爵士音乐家和黑人文学家的浪漫史。她说在踏上巴黎的第一时间便被当作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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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很快补充道，法国人的歧视行为其实也不少。她举例说，法国人对于来自北非（也即之前法属殖民地）的移民就不太感冒，那些人外表看起来跟她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她在讲法语的时候会带点美国口音，所以勉强能够区分得开。她说，法国人跟北非移民的关系有点类似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法国社会对于少数群体的包容度还不如美国那般开明，因此无论她的法语讲得多好，她也不可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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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她还是表示有时在乘坐地铁时发现自己会在潜意识里感谢这个国家对她的接纳，巴黎让她有了归属感，而无论如何她都不大可能返回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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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过，所有的身份都是地域性的，根植于当地的各种条件作用之上。而当这位黑人女子移居巴黎时，她的身份条件作用和以前不同了，因此她内心中对于自己黑人身份的常态化重视也就随之改变。在巴黎，她的黑人身份对她的日常生活来说不再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了，而且偶尔还能让别人产生好感。更重要的是，她终于摘下了“扶贫对象”的标签，以及与“小资女”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很显然，她在巴黎已经不需要因为自己的黑人或者寒门出身而承受额外负担。那些曾经的条件作用、曾经无比敏感的身份特质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就像格拉斯所说的那样，那些在美国生活时期最为核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身份冲突随着她移居巴黎而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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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巴黎实现了布罗亚德在美国依靠冒充白人而达成的状态。通过鱼目混珠，以改变身份的方式留在美国；而通过移民的话则可以保持原本的种族身份，但却要远渡异国他乡。这些策略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身份条件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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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位非洲裔美国女士去了巴黎以后就可以将以前的身份彻底抹去。事实上身份的烙印一直都在，比如她偏爱汉堡以及烧烤，喜欢棒球运动，会在微笑和打招呼的时候流露出美式风情等，她也很喜欢与同样来自美国的移民交往。不过所有这些由她的非洲裔美国人身份所引发的内在特质对她新的生活的影响力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明显，并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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