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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一成效的原因何在呢?很显然,围炉夜话活动可以向黑人学生们释放一些信息,从而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在校经历进行更加准确和可信的解读。在基于种族身份划分的校园朋友圈里,私人话题的讨论一般只会出现在白人与白人或者黑人与黑人之间,因此黑人学生不大可能了解到其实白人学生们也跟他们有着类似的各种困惑。这种信息闭塞,加之他们普遍从种族角度出发对各种情境线索所持的警惕态度,很容易令他们将种族因素视为导致自己目前处境的决定因素——如此一来他们在种族方面的警惕感就愈发严重。而我们组织的夜谈活动则对这种不利情况进行了纠正。夜谈活动所释放的信息是,大学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学业成绩低于预期、尝试与助教或同学沟通却没有得到回应、与某些同学的关系不够友好、时常陷入个人财务危机等,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而非某些种族的“专利”。这一事实会让黑人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它会帮助黑人学生们摒弃以种族身份为核心的思考方式,并提升对于高校环境的信任感。当参与过夜谈活动的黑人学生们不再需要为了保持警觉而耗费大量精力时,他们便可以将更多的智力资源投入学术工作中,于是他们学业成绩的提高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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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学者约书亚·阿伦森、嘉莉·弗里德和凯瑟琳·古德也开展了一项精妙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如何通过对思想观念的改造来帮助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改善学业成绩。他们试图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和黑人学生们传递有关智力增长的理念,并藉此降低刻板印象风险。他们的这一想法乃是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启发。卡罗尔·德韦克和学生们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了解个人的基本素养将如何影响当事人在学习、工作和体育运动中遭遇挑战时的应对能力。这项研究特别关注到了两大理论:一是“成长思维论”,即应对挑战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和增长的;另一个是“固化思维论”,即个人的能力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对个人活动产生制约,且无法取得实质性的增长——这其实就是许多人对于智力所抱有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宿命论态度。以下是卡罗尔对自己六年级时班级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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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好像是在根据我们的智商给我们划分为三六九等。包括我们的座位顺序都是按照智商排列的。如果智商不够高的话,连洗黑板擦、举旗子、给校长递条子之类的活儿都没资格参与。不光智商不高的同学们感觉很糟,连高智商的同学也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再来一次智商测试的话他们就地位难保。这样一种氛围可根本培养不出……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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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种针对你所在群体智力水平的刻板印象出现时,它意味着你作为其中的一员,其实就跟卡罗尔六年级时班上那些智商不高的同学没有区别——你们都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却又无法改善的能力。这种思想观念会让每一次挫折都被解读为你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也不该来这儿。于是,当你面临各种学术挑战时,你会害怕自己的表现验证了刻板印象对你所做的“能力有限”的判断,这确实令人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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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背景,约书亚、嘉莉和凯瑟琳所关心的是,能不能通过向当事人传递一种“智力可以被提升”的观念降低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在这种观念下,学业上的挫折将会被视作一种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非超出当事人能力范围的不可能任务,因此当事人害怕坐实刻板印象的心情有望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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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方案开展研究:他们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和黑人学生们给一所假想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帕洛阿尔托市的少数族裔小学里的学生们写信,主要内容是宣传“人类智力的可提升性”这一理念。在此之前,这些大学生们都会获得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学习的本质、大脑在学习和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在锤炼智力技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代表人物案例等。同时,书写信件的过程其实也是让这些大学生们进一步消化这一理念的过程。对于没有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白人学生来说,写信活动并没有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成绩起到什么作用。不过对于一直以来在能力方面饱受刻板印象影响的黑人学生来说,这种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使得他们在下一个学期的学业考评中提升了三分之一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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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刻板印象风险中的人们来说,有时候你可以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帮助他们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准确和充满信心的解读。正如上述有趣的研究所揭示的一样,如果在真实的校园环境中有效地实施了这一做法,那么当事人学业成绩便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而这很可能会成为那些学生们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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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风险一视同仁:刻板印象对儿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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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研究仍然局限在一流大学中的优秀学生范围内。那么减轻身份风险效应能否对K-12学校中受到负面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起到改善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恰好也找到了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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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基本问题:学龄儿童的心智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感知刻板印象风险?他们能够理解自己之所以会受到负面刻板印象的针对,是源于自己的女生身份或者黑人身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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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已经为这个问题准备好了一些证明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心理学家娜里妮·安贝迪曾经在波士顿地区开展了一项关于刻板印象风险影响年轻亚裔女性数学成绩的研究。这次研究中最年轻的实验组成员只有5到7岁。娜里妮对所有的实验对象开展了与其年龄相符的数学测试。其中有一部分实验对象还会在测试前接受一次性别意识的强化,具体方法是向这部分实验对象出示一幅画有一个抱着洋娃娃的、与实验对象年龄相仿的女孩的图片,并让实验对象为这幅图片着色。随后的实验证明,在5到7岁年龄组中,测试之前为这幅女孩画像上过色的实验对象们的成绩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同龄小伙伴们(她们在测试前也参加了涂色活动,但出示给她们的图片有的画的是风景,有的画的是一个用筷子吃饭的亚裔儿童)。所以结论很明显了。即使是5到7岁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在为一幅女孩画像涂色的过程中遭受到情境线索的影响,从而使得自己的数学测试成绩出现大幅滑落。看起来,这些小姑娘们对于针对女性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简直就是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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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位意大利学者芭芭拉·穆扎蒂和弗兰卡·阿格诺利发现了另一种同样不起眼的情境线索(在课堂上随口提及男性在高等数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便足以令一群10岁左右的小女孩的数学成绩受到不利影响。最后,学者约翰内斯·凯勒和同事们的研究发现,刻板印象风险对德国六年级女生的数学表现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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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证据显示,少年儿童们的心智已经发展到了足以感知刻板印象风险的水平,至少在五六岁大的时候便可以了。与其对成人产生的影响一致,刻板印象风险会在相关领域内对目标儿童的表现产生不利影响。刻板印象风险的这一能力意味着它是一种终身有效且效力持续累积的风险。举例来说,它会使得女生们在还没开始对数学作深入了解之前便早早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至于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力,或者说它所造成的压力能够大到何种程度,则取决于既定情境中能够令当事人对刻板印象产生警觉的情境线索的分布密度。这一原理对成人和儿童都是适用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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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种更强力的方法来对身份风险在K-12学生的测试成绩出现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验证——我们曾在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中采用的所谓“干预研究”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真实的校园环境中,对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进行某种方式的干预,以期能够降低相应的身份风险。如果这种干预手段进展顺利,且已重复实施多次,但却毫无所获,那么就说明身份风险并不是既定情境下导致学习成绩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反过来,如果可以通过干预的手段缩小成绩差距,那么便可以证明身份风险就是既定情境下导致成绩差异的关键因素,并且还一并找到了能够缩小成绩差距的方法。事实上,前文中提到过的许多学者——包括杰弗里·科恩、约书亚·阿伦森、凯瑟琳·古德和卡罗尔·德韦克等,以及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位胡里奥·加西亚,他们在K-12领域内将上述策略付诸实践。在我看来这是科研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开拓之举,一次充分彰显科学的优雅与厚重的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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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自我肯定:如何提升对负面刻板印象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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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科恩和胡里奥·加西亚两人曾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他们相识的那年正好也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第一年。前文已经对杰夫有所提及,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胡里奥。胡里奥是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家在墨西哥还拥有一片牛油果园。胡里奥对自己所拥有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双重身份非常满意,同时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对于有关人类本性的研究非常痴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杰夫和胡里奥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也发展得风生水起。后来他俩再次聚首打算大干一场,几经探讨后,决定开展一项针对K-12学生的干预研究。这一设想让他们感到既激动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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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的这一设想是建立在“自我肯定”的理论基础上的。前文曾提到过,“自我肯定”理论是我和较早届别的研究生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的一套理论。它假设人们有一项基本动机,即对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持肯定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自己“品学兼优”。而当这种认知因某种事件、某条外界评价,或是自身某些有失水准的表现而受到挑战时,人们还是会努力为自己的完美人设打圆场。如果亡羊补牢失败或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那么人们便会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或相关的事件进行合理化的辩解,以便继续维护“品学兼优”的自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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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通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展示“自我肯定”的作用机制。比如你可以向某人指出,他在某个重要事项上的表现与他的人设不符——如此便制造出一次对当事人自身形象的挑战,接着你便可以主动给他提供一个转圜的余地。他冷静下来后,便会立刻对自身形象进行合理化修复——比如他可能会重构一个更加宏大和高贵的人设。如此一来,此前的那些对其个人形象的有力挑战便显得格局太小且难以验证,而他也就没必要再去斤斤计较了。在上述案例中,当事人进行自我“转圜”的过程便被称作“自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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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杰夫和胡里奥的理论,身份风险实际上就类似于一种对个人形象的挑战,对于学生们来说,就是在挑战他们“品学兼优”的自我人设。而课堂上的一些情境线索——身为不受重视的少数族裔群体中的一员、在参加班级的重要活动时总是受到刻板印象的干扰、被小团体盛行的社交圈边缘化等情况——都会对当事人的自我人格产生挑战。这就是对身份风险在真实课堂环境中发挥效用的理论推导,而这一效用将会对当事人对自身能力以及归属感的认知产生持续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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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杰夫和胡里奥的设想是:对于那些在能力方面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一套“自我肯定”的理念,那么能否减轻他们在课堂上的身份风险呢?如果身份风险降低了,能否进而改善他们的学习表现呢?杰夫和胡里奥对于这一设想充满热情,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如果再得到实践的进一步验证,那么它将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可能成为应对少数族裔群体学业问题的一种用途广、成本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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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方案真的有效么?这种短期的干预真的可以对少数族裔群体学业欠佳这种根深蒂固的问题起到作用吗?这可真是对传统理论的一大挑战啊。正如我此前强调的,造成少数族裔群体学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经济状况的落后和家庭缺位,到无法给予足够支持的亚文化等。与此同时,大量致力于缩小学业差距的教育改革都无疾而终,或是即使取得了些微进展却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种简单的“自我肯定”便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么?其实连杰夫和胡里奥自己心里都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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