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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了一学年的辅导后，研究人员会让学生们接受一次得克萨斯州学业技能评估（TAAS）。评估结果显示，接受过“智力可提升性”辅导的男女学生们在阅读部分取得的成绩明显优于另一组接受“防止药物滥用”辅导的学生。不过，“智力可提升性”的辅导所产生的最大的效果体现在女生在TAAS数学测试部分的成绩上——而通常来说，女生在进行这一部分的测试时所受到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是最严重的。评估结果显示，在接受“防止药物滥用”辅导的一组中，女生的TAAS数学测试成绩明显低于男生——不同性别间数学成绩的差异再度重演。但是，在接受“智力可提升性”辅导的一组中，女生的数学测试成绩和男生不相上下——在数学成绩方面屡见不鲜的性别差异竟然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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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身份安全感”：春风化雨的独特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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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我肯定”还是能力“成长思维论”等类似理念都可以帮助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K-12学生们重构自己的思想观念，从而有效削弱情境线索所释放的风险——正如我当初在俄亥俄州的求学经历一样。有些人——包括我的妻子多萝西·斯蒂尔博士在内，可能会问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实现上述效果呢？比如，能不能通过观察一些特别善于和受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相处的教师的言谈举止获得一些启发呢？会不会这类教师的某些做法能够营造出“身份安全感”，从而有助于改善学习成绩呢？最后，我的妻子说动了许多人帮助她开展一项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参与者包括：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代文化心理学的奠基人黑兹尔·马库斯，此前提到过的保罗·戴维斯，从埃默里大学前来斯坦福大学访问的学者、德高望重的教育社会学家阿曼达·刘易斯，顶级的研究管理者弗朗西斯·格林，以及我本人。这项研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的一所小学进行的。这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某些能力方面受到了负面刻板印象的影响，而从种族分布上来看，拉丁裔占 33%，非洲裔32%，白人17%，亚裔12%，其他族裔6%。同时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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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内容很简单：我们对教师们在课堂上的行为以及他们所营造的课堂文化细节进行尽可能细致的观察和评估，并继续跟进哪些行为和细节可以增强学生们的身份安全感，从而在学年末的标准化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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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安排了若干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在未被刻意引导去关注身份安全感的情况下，对里士满地区13所小学三到五年级的84个班级中的代课教师进行了观察。在一年的研究周期里，观察员会对每位老师进行共计三次观察，并根据多种指标开展评价，比如“与学生相处的融洽程度”“围绕学生制定的教学措施”“对学习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基础能力的强调程度”“教学技能”以及“教师的管控力” 等19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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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渐渐归纳出一整套有助于提升身份安全感和提高期末考试成绩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氛围细节。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一整套教学方案对五年级学生的效果比对三年级学生的更加明显。不过不管对于哪个年级，其中的一些核心要义都是相通的，比如与学生积极相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善于将种族多样性作为一种课堂资源加以挖掘和利用而非死板地执行一视同仁。通过上传下达的方式传授学生基础能力的办法在这些学校里的效果并不理想。用多萝西的话来说，能够有效增强身份安全感的措施应当“尽量消除那些可能将针对学生的刻板印象风险具象化的情境线索，旨在令课堂上的每个人——无论种族或性别如何，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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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策略集合：降低风险与获取知识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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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降低身份风险或者它所造成的影响，能够有效帮助那些在能力方面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学生们改善学业表现。这一结论无论对K-12学校的学生还是高校的大学生都同样适用。这种改善非常可观、可靠而又可持续，同时这种干预手段本身的成本和操作难度也都不高，所有手段背后一以贯之的原则就是：塑造一种能够缓解身份风险的观念，从而在校园环境中提升当事人对于刻板印象的抗性。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独立方案，但是通过此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整套相关策略的集合，包括：通过严管加厚爱的方式增强信任感、培养对于归属感的积极信念、通过组织跨群组的沟通交流让学生明白不能将他们在校园生活中的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份、对于关键知识和能力的教学方式要让学生易于吸收理解、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手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策略集合可能会不断扩充，不过即使在眼下，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已经可以为那些一直苦于在许多领域和场合下被身份风险所影响的当事人提供一些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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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学校有时候会招收一些非常具有学术潜力但是教育背景却不如他人的学生，对于这些在知识技能方面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降低身份风险又能否起到改善作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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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仅仅降低身份风险并不足以缩短学习知识技能方面的实质差距。要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还是需要继续强化他们的知识技能，他们需要得到更好的指导和关键的学习材料，以及足够的时间。不过这并不能否认降低身份风险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在能力方面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来说，降低身份风险是与传授知识技能同样重要的。它不一定是充分条件，但却一定是必要条件。这即是说，如果不将身份风险控制在足够低的水平，那么无论教学量有多大、教学质量有多高，当事人的精力还是会被优先分配到应付身份风险上，因此学业方面的差距仍然难以扭转。换句话说，无论是提供指导机会还是降低身份风险都不能独立对学业表现起到改善作用，尤其是对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学生来说，必须两者兼备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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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系列的干预研究揭示了一些深刻的道理。尽管群体性的学业问题可能植根于一些难以改变的背景因素中，比如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家庭支持力度的不足、能够获取关键性技能和文化资源的社交机会偏少、社会化的性别分工观念根深蒂固等，但是如果能够对造成学业问题的一些直接因素进行修复，那么还是可以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改善效果的。举个更直观的例子，心脏病的发病也是源于一些难以扭转的背景因素——家族遗传史、长期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吸烟、生活压力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药物或手术等手段大幅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这些手段并不能对抗致病的背景因素，但是它们可以对发病的直接原因——冠状动脉阻塞进行干预。我在俄亥俄州求学早期时所遭遇的各种挫折也是来源于各种各样根深蒂固的因素——我的种族和社会背景、没有达到临界数量的少数族裔同学等，你不可能改变这些因素，至少改变起来难度很大，所以看起来似乎我已经无路可退了，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位导师，而且是一位白人导师的出现，帮助我建立起了信任关系，从而改变了一切。虽然可能引发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但至少问题本身被成功压制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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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期待，本章里介绍的各项研究工作还提供了两种能够降低身份风险的策略。第一种是，在充分认识到身份风险可能来源于某些容易引致身份情境作用的情境线索后，那么我们便可以尽量消除那些真实的情境变量或是对这些变量起到提示作用的情境线索。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特定情境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性的细节予以高度关注，从而避免它们对某些群体产生不利影响。举例来说，对于我之前走访的那家硅谷创业公司来说，如果可以为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四十岁以上的员工着想，那么在播放背景音乐的时候就不要总是选择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偏爱的“独立摇滚”以及嘻哈乐。而为了照顾少数族裔大学生，在设置大学核心课程（也即对学生具有基础性价值的课程）时可以考虑加入一些有关美国社会种族融合进程的深度回顾与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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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策略，各种干预研究显示，只要针对身份相关的情境线索以及条件作用进行改变的措施能够帮助到既定情境下的当事人建立起身份安全感，那么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有益的，至少从学术的角度上来看的确如此。各种相关的研究也展示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充分发挥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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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两套剧本：被低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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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干预研究都对降低刻板印象风险或对该风险的主观臆想是否能够改善真实的学习成绩进行了验证。而随着类似研究的不断累积，格雷格·沃尔顿和史蒂夫·斯宾塞发现，可以通过这些研究验证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刻板印象风险是否确实是导致相关当事人学业欠佳的重要原因④；二是用于评估学术潜力的传统手段（例如SAT）是否会（至少在某些场合下）低估被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学生的潜力。指出这两个问题后，本书中介绍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试图解开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问题之谜，不正是这场漫长的研究之旅的初衷么？在格雷格和史蒂夫看来，在“身份风险对入学前的学术潜力评估测试以及入学后的真实学业表现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套不同的“剧本”，而所有对前文提及的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归结在两套“剧本”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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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剧本”中的基本事件是一致的：假设你是一位黑人高中生，正在申请高校。你参加了SAT考试，成绩虽然没有预期的理想，倒也还算凑合，加上你还具备了其他的一些优点，因此最终还是被一所不错的大学录取了。然而进入大学后，你的成绩还是不够理想，没有达到SAT分数对你大学学习表现的预期水平，具体而言就是你的大学成绩低于和你入校时SAT分数相同的其他同学，换句话说你的大学成绩欠佳。以上就是两套“剧本”的相同之处，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对于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两套“剧本”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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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本一”中，无论是你入学前的评估测试还是入学后的学习成绩都没有受到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入学前评估测试的分数（或等级）能够真实反映不同种族身份的候选人的学术潜力，而个人或群体在测试分数上的差异则被认为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在潜在的学术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差异。同时，如果某个群体在大学中出现成绩欠佳的情况，那么也会被归因为该群体成员“缺乏学习积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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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剧本二”中，无论你的入学前评估还是入学后成绩都受到了刻板印象风险的抑制。所以入学前的测试成绩低估了你的学术潜力，倒不一定是由于测试内容方面存在某种不公，也可能是由于在测试过程中遭受了刻板印象风险引起的压力干扰。在这套“剧本”中，当你进入大学后，校园环境中日益严峻的身份风险会导致你的学业表现进一步下滑。虽然入学测试分数已经低估了你的学术潜力，但你在大学的实际成绩却连这种低估了的预期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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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套“剧本”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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