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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一些干预研究可以看出，上述所谓的其他某个维度可以包括学校氛围、教学模式，或是能够促进信任的人际关系等。研究指出，一旦那些被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所承受的风险有所缓解，那么他们的成绩便会有所提升，这一提升进而能够促成一种良性循环，即取得良好表现——更加从容应对后续出现的身份风险——继续保持良好表现，直至不同群体间的学业差异被不断缩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视为教育质量的一大维度。能够不断地从高质量的教育和教学资源中汲取营养，对于那些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来说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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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需要重申的是，学业欠佳体现的是一种群体间差异，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不同群体间的知识和技能差异，而是由于一些隐晦难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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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负责承办SAT和GRE等考试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曾评估过刻板印象对标准化测试实战成绩的影响。在一次大学预科（AP）微积分测试中，研究人员选取了测试前和测试后两个时间节点，尽可能多地寻访考生并请对方填报自己的种族和性别信息。研究人员的预期是，相比测试结束后才填报自己种族和性别信息的考生，测试前便完成填报的考生将遭遇更大的刻板印象风险，相应地，他们的测试表现受到的影响也更严重。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试前填报性别信息的女生成绩明显低于试后填报的女生。不过ETS研究团队表示，这种差异尚未达到“心理学意义上的显著性”。随后，凯利·丹纳赫和克里斯·克兰德尔两位来自堪萨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对以上实验数据进行了一次复盘，并推翻了ETS的结论。他们的测算指出，基于本次研究的样本规模（总共涉及17 000名考生），如果所有的性别信息都采取试后填报的模式，那么微积分成绩符合大学入学标准的人数将比实际情况增加2837人，这意味着更多的深造机会。本次研究在黑人学生群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这种趋势尚未达到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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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对这些研究发现做出合理解释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在以AP测试为代表的意义重大的标准化测试中，几乎每位考生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无风险的对照组来对测试成绩的基准水平做出准确判定，并将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学生的成绩表现与之进行比照（开展刻板印象风险课题研究的难点并不在于为刻板印象易感人群设置相应的刻板印象风险，而在于采取何种手段消除特定情境中的刻板印象风险——这在真实的测试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做到，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干预学生们对于测试的看法）。在面对如此重要的AP测试时，只要考生属于刻板印象易感群体，那么无论是在试前还是试后填报身份信息，他们在测试过程中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刻板印象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试前填报信息和试后填报信息的比较结果就没有那么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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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格雷格和史蒂夫的研究策略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就“刻板印象风险对学生在真实测试中表现的影响”这一问题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易于理解的例证。同时它也揭示了，标准化测试一直都低估了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学生们的真实能力——这是一个相当隐晦的事实，对此我们也曾做过解释，因为刻板印象风险不光压低了学生们的入学测试成绩，也压低了他们入校以后的学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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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170247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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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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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十章我们之间的距离：身份风险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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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170247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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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隔离者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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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尔·卡辛在她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融合的失败》中分享了她与丈夫（二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搭乘西南航空班机时经历的一件逸事。西南航空的值机政策是“先到先得”，那么当卡辛和丈夫登机时间较晚时，他们就会寄希望于所谓“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机会。具体而言，就是希望这趟班机的乘客中有一名年轻的黑人小伙早早地排在登机队伍的队首，然后这位小伙在登机后一般会选择前排靠近安全通道的舒适座位。卡辛解释道：“如果这位黑人小伙旁边还有空位，那么它们八成会一直这么空着，于是我们通常便可以‘捡个漏’，坐上这两个空位。我对于那些拘泥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而放弃头等舱座位的人们既心怀感激，又感到一丝惊讶。同时我会对这位黑人小伙报以热情的微笑，然后毫不犹豫地在他身旁径直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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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卡辛夫妇为什么能够获得“西南航空头等舱”呢？完全是因为白人乘客怀有一种偏见，比较排斥坐在黑人乘客旁边么？又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否就是本书通篇所论述的核心问题——一种由身份特征引发的困境（类似于前文提到的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束手束脚的窘境）？总之，针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释，会为减少种族冲突和差异的实践提供不同的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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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身份风险解释这一问题，是不需要假设白人乘客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唯一需要假设的是，白人乘客们可能跟泰德一样心怀顾虑，即担心自己在与黑人乘客接触时的某些言行甚至某种思想会产生种族主义倾向，或是让他人产生相关的联想。这种基于身份风险的解释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的。所谓“当事人”，根据情况不同，有时候是指接受测试的女生，有时候是指某些少数族群。而就“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案例来说，当事人则是指不愿在黑人旁边就坐的白人乘客。这种解释暗含了一种假设，即以当今的文明程度来看，大部分白人不大可能怀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有些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不想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才使得白人乘客刻意回避与黑人邻座，甚至还可能造成白人教师刻意回避在少数族裔专门学校授课，或是担任少数族裔学生的导师（下一章将具体涉及）。如果这种身份压力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疏离，那么人们便可能对本书第九章中所述的降低身份风险的“干预策略”完全提不起兴趣，更遑论将其付诸真实情境中的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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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对“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做出了解释，同时还衍生出了另一个“实证问题”，那就是刻板印象风险除了会对个人的能力表现产生影响之外，是否还会成为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间产生冲突的一种常见原因？恰好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位聪明干练的研究生菲利普·戈夫，他长期关注有关刻板印象风险的内容，所以很想对上述“实证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他还鼓动我共同关注这个问题，毕竟群体间的冲突可能会让美国社会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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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今的美国还处于社会分裂的状态么？当我们对导致美国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孤立的一系列传统因素进行探究时，却发现许多因素已经不如往日那么显著了。就拿美国人的种族观念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包容，这种情况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朝着种族多样性的方向发展——从体育界到娱乐圈，从企业高层到美国总统的任职均是如此。媒体镜头下的美国更是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所以我们还能说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吗？当我和菲利普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寻找一些确凿证据时，我们发现在社会群体间和谐相处的表象之下，还是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并不一定都能简单归结为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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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杂志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他最新出版的《通往天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美国人正在形成越来越细分、成员身份越来越高度趋同的小群体，并且这些小群体划分的依据都是一些远远不如“种族”特征明显的其他标准。从宏观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对于生活方式和政治偏好的不同追求。布鲁克斯向读者们描述了一趟从城中心的社区出发，一路途经城市近郊、精英社区、移民聚居区，直至抵达城市远郊以及乡村地区的体验之旅。他将这些相对独立的社区称为一座座“文化孤岛”。社区与社区之间即使近在咫尺，各自的居民相互了解也不多。作者对此的原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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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感知到极其微妙的社会属性差异，并据此塑造自己的生活。在华盛顿特区一带，民主党的律师们倾向于居住在马里兰的郊区，而共和党的律师则选择弗吉尼亚的郊区。如果你建议一位民主党律师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住所搬往弗吉尼亚的大瀑布城（购房成本不变），那么她很可能会一脸愕然，认为你是在鼓动她参与军火和烟草生意。而在曼哈顿，那些定居在商住两用复式空间里的在家办公族也会觉得花同样的价钱去第五大道的公寓里居住简直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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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进一步指出，其实美国人的流动性很强——就是说美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都更乐于离开故土，迁往哪怕远隔千里的地方。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选择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心仪住所，选择属于自己的文化社区。一来二去之间，我们与居住的社区融合得更为紧密，同时也与其他人越来越疏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国家就是由许多相互隔离的个体组成的一个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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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是，有时候这种人际间的隔离现象很难不跟种族问题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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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也在思考，我们美国人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权运动的重要性。民权运动集社会性与法律性于一身，它所倡导的关于构建种族融合社会的理念几乎包罗万象，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这种价值观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明确地落实在法案中。这都要归功于1954年布朗起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以及最高法院对此做出的终结种族教育隔离的决议。不过就在布朗法案过后不到两年，最高法院的另一项决议则对学区的划分做了相对宽松的规定，体现在将采取反教育隔离措施的最终期限表述为“审慎推进”。1974 年，最高法院否决了试图将所有市区都纳入反教育隔离措施范围的议案。鉴于美国城市的主要布局就是少数族裔聚居在市中心而白人居住在郊区，因此这项否决案将导致反对教育隔离的种种决议在实践中变得不可行，这可能也是自1954年的判决生效后，关于“反对跨区就学”的抗议和诉讼仍然持续不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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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佛民权项目”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学校又开始渐渐恢复到隔离状态。在全国185个招生能力超过25 000名学生的学区中，绝大部分的学区在2000年的种族隔离程度比1986年的时候还要强，而且表现通常都很明显。举例来说，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随着反种族歧视的计划逐渐淡出，2000年该市黑人学生所在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比1986年下降了33%。反种族歧视计划的缺位，使得学校开始变得和赞助它们的社区一样封闭。而社区的种族隔离现象也日趋严重，尤其以白人社区为甚。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美国白人聚集区的白人与黑人之比平均为80比7，而美国黑人聚集区的这一比例是33比51。这一比例无论对市郊还是中心城区的社区都同样适用。如果想要通过调整城市人口结构的方式实现各个社区内种族间的均衡状态，那么就必须对85%的黑人人口进行重新安置。换句话说，种族隔离的历史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