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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菲利普认为，上述数据已经回答了我此前提出的背景问题。人际隔离以及其他方面的人际差异仍然是当今美国生活的一大特点。这些差异体现在种族隔离制度上、展现在媒体镜头下，也出现在总统大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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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有人会对此表示不屑：“那又怎样呢？”为什么要对这种隔离的变化趋势如此担忧呢？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不同身份群体间的隔离是无害的，为什么不可以听之任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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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格伦·劳瑞在他新出版的著作《解构种族不平等问题》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指出，个体对于群体隔离现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人类属性的假定。有一种假设认为人类拥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可以自由做出选择，而社会对于每个人所提供的机遇也是大致平等的。基于这种假设，可以推出群体间的隔离现象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因为个体的生活状态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选择、决定和天赋等因素，所以何必担心群体间的隔离呢？群体隔离可能会给那些崇尚四海为家的人们带来点不便，但它难以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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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也渐渐流传开来，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颇有市场——人类虽然具备自主选择权，但同时也受限于各种社会地位。人们的生活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网等各种参数的集合，出生在肯塔基阿巴拉契亚东部山脉的穷人孩子和芝加哥北郊富人家庭的孩子在获取社会机会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地位不同，能够获取的资源以及由技能、知识、发展机遇、人生转机等各种因素组成的“社会资本”也会大不相同。简言之，群体隔离影响个体地位。当人们因社会阶层、种族或信仰不同而各自抱团或相互隔离时，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和社会资本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正如劳瑞所指出的，“机会总是游走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节点”。这种论调得到了大量真实案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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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对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数百位职场人士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工作机会的。结果显示，56%的就业渠道都来自朋友推荐，而通过招聘广告和直接申请的方式获得职位的分别只有19%和20%。近期，又有一位社会学家南希·迪托马索对这种调查做了进一步扩展。她走访了新泽西、俄亥俄以及田纳西州的246位25到55岁的工作者，询问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经历中，有没有哪项工作是熟人介绍的，有没有人在他们的求职过程中帮他们做了内部推荐，以及他们与自己的雇主是否本来就有交情？结果发现，平均来看，单个工作中约有60%到9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从上述三种情况所代表的一种或多种“社会资本”中受益；总体来看，这种通过“社会资本”得利的情况覆盖了全体受访者的98%。然而大多数的受访者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优势。书中原文写道：“许多受访者声称并没有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打工人通过自己父亲的关系进入工会，后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但他却表示，‘这是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呢？当然是啊，我这就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谁都没有帮过我，一点儿也没有。’”在总结自己的成功时，我们总会对自己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念念不忘，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资源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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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社会资源的网络与网络之间并不均等。相比较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群体，富裕阶层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往往能享受到更良好的教育、理想的工作以及优质的医疗服务等资源。正如之前提过的，出生在肯塔基阿巴拉契亚东部山脉的穷人孩子和芝加哥北郊富人家庭的孩子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再想想看阿纳托勒·布罗亚德在将自己的身份从黑人转变为白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境遇。造成这些当事人社会地位差异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该网络所能提供的发展机遇、核心知识与技能、关键位置上的人脉等社会资本之间的大相径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看似平常的社交偏好却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偏好决定了谁能够接触到更优质的关系网，而谁又会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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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格伦·劳瑞的这套逻辑，可以推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们的日常社交偏好推动了美国社会形成以种族身份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地位——根据种族划分的居住格局、教育资源、朋友圈等。而相比直接的种族歧视来说，这种社交偏好可能会是导致种族不平等的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种族歧视已经消失了，而是在强调社交偏好会将黑人群体排斥在对他们有利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地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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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瑞还列举了一些有关社交偏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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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年满25到34岁的已婚人士中，约有70%的亚裔女性和39%的西班牙裔女性的配偶是白人新教徒，而只有2%的黑人女性的另一半是白人……白人与少数族裔共同参与的教堂集会简直稀奇得足以登上报纸头条。在贫民窟里居住的黑人青少年们受到了严重的文化隔离。学者们发现这群人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他们在语言模式上仍能保持高度的相似性，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低收入的白人群体其实就跟他们毗邻而居，然而这两大群体在说话方式上却大相径庭。膝下无子的白人夫妇哪怕不远万里前往哥伦比亚乃至中国去领养孩子，也对隔壁社区的黑人孤儿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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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上述例证的进一步补充，让我们重温一下本书第二章中那次关于跨种族的朋友数量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密歇根大学内，受访黑人学生所拥有的与自己关系最好的6位朋友中，平均只有2/3位是白人。而在白人学生的好友清单中出现黑人的概率则更低。显然，美国高等学府内的社交网络也是带有明显种族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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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本书第四章中介绍的有关“最小群体”的研究。实际上每个群体都会存在一些内部交际的偏好，程度或多或少，影响力或大或小。因此，如果某人想要和其他圈层的成员搭上线，从而让自己挤进更加有利的人际网络，简言之就是低阶圈层的人如果尝试向高阶圈层跃迁的话，那么圈层内部的交际偏好便会成为一道门槛。也就是说，高阶圈层内部成员的情感好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能够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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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和菲利普更加坚定地认为， 群体偏见并不是影响群体社交偏好的唯一原因。对于“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割裂问题，我们不由得猜想，身份风险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会不会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还要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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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往往也很顺畅。从我办公室的窗口放眼望去，成群结队的学生们来来往往，经常能看到不同种族的学生们结伴而行，有说有笑。可能这种融洽的氛围跟谈话的主题有关，毕竟还有很多话题（比如学校篮球队的发展前景等）不会让白人学生们担心自己会被视为种族主义者。不过，另一些话题便没有这么安全了，比如说讨论警务人员在管制城镇里的黑人大学生时应当发挥的作用，抑或某个大学同学在给黑人小学生做家教时遭遇的失败经历等。这些可能就会成为身份风险的导火索，从而给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带来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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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回避污名化：远距离交流的起因并非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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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应该如何验证这一猜想，又该如何验证身份风险对于不同族群间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呢？我们需要为此设计一套评估方法。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名白人，正在牙医诊所里等待就诊。此时进来两位黑人病友坐到了你的旁边，随后你们便展开了交流。这种交谈的开头一般都是同病相怜般地相互倾诉一下牙痛之苦，然后再谈论一些政治话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向了种族形象定性问题。这是你的两位黑人病友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俩都坚信自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在此时，你被喊到号了，但当你走进就诊室后，却发现医生还没有处理完上一位病人的病情。于是你再度返回候诊室，这时你原来的座位已经被其他人占用了，不过另外还有两个空座，其中一个还是挨着刚才的两位黑人病友，而他们仍然在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的话题；另一个座位则离他们较远，从而可以让你避开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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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白人，如果你重新加入刚才的讨论，那么刻板印象风险就离你不远了。在这种敏感话题的讨论中，你很难确保自己的某些表达不会触发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如果此类身份风险对你的社交偏好产生了影响，那么结果就是你会选择那个远离讨论现场的座位以规避风险。不过如果身份风险对你的偏好几乎不产生影响，那么你可能还是会重新坐回两位黑人病友旁边，然后继续跟他们胡侃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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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实际上会选择哪一个座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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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情境对“身份风险（而非偏见歧视）能否影响到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交际偏好”这一问题做出验证。也就是说，从当事人对座位的选择行为来说明问题。为了将这种情境搬进实验环境，我和菲利普讨论过很多种方式，也演练过很多次。最终我们确定了以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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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斯坦福大学里招募了一些白人男生，将他们分别带入实验环境，一次一人，并向每位参与者解释说这次实验是社会沟通研究的一部分，他将会和另外两名还在楼下填写调查问卷的同学进行一次交谈。我们会给每位白人学生拍一张拍立得相片，然后将它和另外两个谈话对象的照片拼在一起，以便让白人学生提前熟悉一下另外两位谈话对象。于是每位参与者可以通过照片得知他将会和两位黑人学生对话。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其中一半参与者，他们的谈话主题是“爱情与恋爱关系”； 而另一半参与者则会被告知他们将要讨论的是“种族形象定性”这一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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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组白人学生便划分完毕。其中一组的成员会预期自己将要与两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情感话题。而根据我们的前期调研，男生们在与来自其他群体的同学谈论情感话题时一般都比较收放自如。讨论这种话题不大可能让自己被他人视为带有种族偏见，因此几乎没有风险。而另一组成员面临的则是与两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种族形象定性话题。前期调研显示，这一话题可能会让当事人遭遇与前述“牙医诊所”情境中类似的刻板印象风险，从而引发不适。那么，这种风险是否严重到足以影响到这些参与者们的群体偏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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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评估这种风险。在白人学生们各自明确了谈话主题后，研究人员会表示他会到楼下把另外两个谈话对象接上来以便开始讨论。临走前，他会指着角落里杂乱堆放的三张椅子对白人学生说道：“麻烦帮忙把这三张椅子摆好以便等会儿讨论，摆好后你就选一个座位先坐下来吧。”于是参与者便转身去摆椅子了，等他忙活好以后，整个实验也便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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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次研究真正的关注点在于白人学生将会如何摆放这几张椅子，尤其是他们会如何安排自己的座位与其他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之间的距离。参与者与每位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我们评估社交偏好的指标。按照我们的设想，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的座位离得越远（正如在牙医诊所案例中挑选较远的座位一样），相关话题给白人学生带来的不适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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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预估，与两位黑人学生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的话题所引发的身份风险，将导致白人学生尽量避免与黑人学生的交流。因此，与搭乘西南航空班机的白人乘客会刻意避开黑人乘客的行为类似，白人学生在预期将要讨论种族话题时，很可能会将自己与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安排得比讨论无风险的情感话题时更远一些。而实验的结果确实如此。预期将要讨论情感话题的白人学生会把三张椅子都摆得比较紧密，不过预期要讨论种族话题的白人学生则会把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靠得很近，而自己的座位则离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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