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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本书第四章中介绍的有关“最小群体”的研究。实际上每个群体都会存在一些内部交际的偏好,程度或多或少,影响力或大或小。因此,如果某人想要和其他圈层的成员搭上线,从而让自己挤进更加有利的人际网络,简言之就是低阶圈层的人如果尝试向高阶圈层跃迁的话,那么圈层内部的交际偏好便会成为一道门槛。也就是说,高阶圈层内部成员的情感好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能够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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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和菲利普更加坚定地认为, 群体偏见并不是影响群体社交偏好的唯一原因。对于“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割裂问题,我们不由得猜想,身份风险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会不会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还要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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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往往也很顺畅。从我办公室的窗口放眼望去,成群结队的学生们来来往往,经常能看到不同种族的学生们结伴而行,有说有笑。可能这种融洽的氛围跟谈话的主题有关,毕竟还有很多话题(比如学校篮球队的发展前景等)不会让白人学生们担心自己会被视为种族主义者。不过,另一些话题便没有这么安全了,比如说讨论警务人员在管制城镇里的黑人大学生时应当发挥的作用,抑或某个大学同学在给黑人小学生做家教时遭遇的失败经历等。这些可能就会成为身份风险的导火索,从而给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带来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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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回避污名化:远距离交流的起因并非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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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应该如何验证这一猜想,又该如何验证身份风险对于不同族群间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呢?我们需要为此设计一套评估方法。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名白人,正在牙医诊所里等待就诊。此时进来两位黑人病友坐到了你的旁边,随后你们便展开了交流。这种交谈的开头一般都是同病相怜般地相互倾诉一下牙痛之苦,然后再谈论一些政治话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向了种族形象定性问题。这是你的两位黑人病友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俩都坚信自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在此时,你被喊到号了,但当你走进就诊室后,却发现医生还没有处理完上一位病人的病情。于是你再度返回候诊室,这时你原来的座位已经被其他人占用了,不过另外还有两个空座,其中一个还是挨着刚才的两位黑人病友,而他们仍然在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的话题;另一个座位则离他们较远,从而可以让你避开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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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白人,如果你重新加入刚才的讨论,那么刻板印象风险就离你不远了。在这种敏感话题的讨论中,你很难确保自己的某些表达不会触发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如果此类身份风险对你的社交偏好产生了影响,那么结果就是你会选择那个远离讨论现场的座位以规避风险。不过如果身份风险对你的偏好几乎不产生影响,那么你可能还是会重新坐回两位黑人病友旁边,然后继续跟他们胡侃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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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实际上会选择哪一个座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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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情境对“身份风险(而非偏见歧视)能否影响到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交际偏好”这一问题做出验证。也就是说,从当事人对座位的选择行为来说明问题。为了将这种情境搬进实验环境,我和菲利普讨论过很多种方式,也演练过很多次。最终我们确定了以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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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斯坦福大学里招募了一些白人男生,将他们分别带入实验环境,一次一人,并向每位参与者解释说这次实验是社会沟通研究的一部分,他将会和另外两名还在楼下填写调查问卷的同学进行一次交谈。我们会给每位白人学生拍一张拍立得相片,然后将它和另外两个谈话对象的照片拼在一起,以便让白人学生提前熟悉一下另外两位谈话对象。于是每位参与者可以通过照片得知他将会和两位黑人学生对话。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其中一半参与者,他们的谈话主题是“爱情与恋爱关系”; 而另一半参与者则会被告知他们将要讨论的是“种族形象定性”这一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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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组白人学生便划分完毕。其中一组的成员会预期自己将要与两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情感话题。而根据我们的前期调研,男生们在与来自其他群体的同学谈论情感话题时一般都比较收放自如。讨论这种话题不大可能让自己被他人视为带有种族偏见,因此几乎没有风险。而另一组成员面临的则是与两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种族形象定性话题。前期调研显示,这一话题可能会让当事人遭遇与前述“牙医诊所”情境中类似的刻板印象风险,从而引发不适。那么,这种风险是否严重到足以影响到这些参与者们的群体偏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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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评估这种风险。在白人学生们各自明确了谈话主题后,研究人员会表示他会到楼下把另外两个谈话对象接上来以便开始讨论。临走前,他会指着角落里杂乱堆放的三张椅子对白人学生说道:“麻烦帮忙把这三张椅子摆好以便等会儿讨论,摆好后你就选一个座位先坐下来吧。”于是参与者便转身去摆椅子了,等他忙活好以后,整个实验也便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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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次研究真正的关注点在于白人学生将会如何摆放这几张椅子,尤其是他们会如何安排自己的座位与其他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之间的距离。参与者与每位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我们评估社交偏好的指标。按照我们的设想,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的座位离得越远(正如在牙医诊所案例中挑选较远的座位一样),相关话题给白人学生带来的不适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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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预估,与两位黑人学生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的话题所引发的身份风险,将导致白人学生尽量避免与黑人学生的交流。因此,与搭乘西南航空班机的白人乘客会刻意避开黑人乘客的行为类似,白人学生在预期将要讨论种族话题时,很可能会将自己与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安排得比讨论无风险的情感话题时更远一些。而实验的结果确实如此。预期将要讨论情感话题的白人学生会把三张椅子都摆得比较紧密,不过预期要讨论种族话题的白人学生则会把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靠得很近,而自己的座位则离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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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不过,与陌生人交谈时上手就直奔种族形象定性这种敏感话题,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有些违和感,也许这才是造成白人学生们将座位远离其他谈话对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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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又招募了另外两组白人男生。同样是安排一组讨论情感话题,另一组讨论种族话题。不过这次两组参与者们通过照片看到的是他们的谈话对象也是两位白人,而非黑人。那么与白人同学一起探讨种族问题总该不会引发多少身份风险了吧。而实验结果也很明显:两组白人男生无论预期自己将讨论哪个话题,都会把三个座位安排得比较紧凑。这就说明了种族话题并不是白人学生试图与黑人学生保持距离的唯一原因。不过,我们怎样才能确定白人学生是出于对坐实“种族主义者”这一刻板印象的担忧才会远离黑人学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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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白人学生在摆放座椅之前的内心活动进行评估。这次我们沿用了我和约书亚此前采取过的实验方法,也即让白人学生们完成一次填词测试。总共80道填词题目,其中有10道题既可以填成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相关的词语,又可以填成完全不相干的词语。比如“种者”既可以填成“种植业者”,又可以填成“种族主义者”。这种测试与罗夏墨迹测验类似,可以评估个人的潜意识状态,而测试的结果也非常有趣——白人学生在预期将与白人学生交谈,或是将与黑人学生讨论情感话题的时候,他们填出的与刻板印象相关词语的数量跟他们摆放座椅的距离没有直接关联;但当白人学生预期将会与黑人学生讨论种族话题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座位摆放得离黑人学生越远,他们在填词测试中填出的刻板印象相关词语的数量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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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说明,在预期将与不同的族群成员谈论种族敏感话题时,白人的潜意识便会被“白人是种族主义者”这种刻板印象所占据。他们越是在意这种刻板印象,便越会努力让自己和黑人学生们保持距离。对于刻板印象的顾虑会驱使他们越躲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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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然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回顾一下“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案例,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身份风险还是守旧的偏见呢?这一疑问同样适用于我们眼下所讨论的问题。造成白人学生们在讨论种族话题之前要与黑人学生保持距离的原因究竟是我们所推测的身份风险,还是源自某种偏见呢?可能白人学生对黑人学生抱有的成见越深,他就会与黑人学生保持越远的距离,这既是一种表达偏见的方式,也是在尽量避免自己所持的偏见被轻易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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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又进行了另一次实验。这次实验的内容与第一版的实验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在实验正式开始的24小时前,我们会对所有白人学生的种族偏见程度进行评估。我们利用“现代种族主义调查问卷”评估意识层面,同时用内隐态度测试(IAT)评估潜意识层面。其中IAT 评估的就是当事人对某一特定群体(本案例中即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潜意识或者说内隐态度。这一测试的原理是:我们识别弱关联(比如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充其量就是“同一时代的公众人物”)的速度要比识别强关联(比如老牌的喜剧演员劳莱与哈代,这两位是密切合作的搭档,因此关联性很强)的速度缓慢很多。根据这一原理,如果我们的意识将黑人与负面因素(比如黑人与犯罪)关联起来的速度比将黑人与正面因素(比如黑人与成功)关联起来的速度要快,同时对于白人的判断则正好相反的话,那么便说明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黑人更多地与负面因素相关联(IAT测试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和马扎林·贝纳基开发的一项有趣的测试)。由于IAT测试的结果取决于当事人对于电脑屏幕中快速闪现的互动项目做出反应的速度,因此很难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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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偏见评估后,我们的正式实验还是得出了与此前一致的结果。当预期的讨论话题是“种族形象定性”时,白人学生摆放座椅的距离会视谈话对象而定——谈话对象也是白人的话,椅子就摆近一些;如果是黑人,那就把椅子摆远一些(这一轮实验中我们只给白人学生安排了一位谈话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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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对黑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白人学生并不会比没有偏见的人把座位摆得更远——这一结论是建立在“现代种族主义调查问卷”和IAT的双重评估基础上的。偏见并不影响社交距离,这可是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发现。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斯坦福大学里的精英学子们即使对黑人持有偏见,程度也不会太高。不过的确有些白人学生被评估为比一般人抱有的偏见更加深刻,而在摆放座椅的环节中却并未体现出这种差异,这一点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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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座位距离的决定因素与首次开展的实验一致,即白人学生对于坐实白人种族主义者刻板印象的忧虑程度。在两次实验中,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填词测试对当事人的忧虑程度进行评估。当白人学生预期自己将要和一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种族话题时,他会特别担心自己的言论坐实相关的刻板印象,这种担心越是强烈,他会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得离黑人学生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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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远距离对话”的原因并不是种族偏见,而单纯只是由于白人学生担心自己被视作种族主义者。同时这很可能也是导致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如坐针毡的原因,也是一些白人乘客愿意将“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机会让给谢丽尔·卡辛的原因,还是一些白人教师不愿意给学习成绩不佳的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辅导的原因。毕竟谁会想要自讨苦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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