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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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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长出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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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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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漫无目的地去散步，被一朵美丽的小花吸引。跟丁尼生一样，他坦承动了想要摘下它的念头。与丁尼生不同的是，歌德意识到摘下花儿就意味着杀死它。歌德觉得这朵花如此鲜活，它在对他倾诉、在劝诫他。于是他采取了与丁尼生和芭蕉不同的行动。他把花儿“连根掘起”，又重新种下，这样它的生命就不会毁灭。歌德所处的位置在丁尼生和芭蕉之间，对他而言，在关键时刻，生命的力量战胜了纯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毫无疑问，这篇美好的诗文表现了歌德对待自然研究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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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尼生与花的关系就是占有型模式，不是物质上的据为己有，而是对知识的占有。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存在型模式。这种存在型模式指的是，人们既不占有也不渴望占有任何东西，它是一种充满喜悦的生存方式，让人更富有创造力，达到与世界同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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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是生命的热情守护者，是反对肢解人、反对将人机械化的杰出斗士，他的很多诗作都支持存在而反对占有。他在作品《浮士德》（Faust）中对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冲突作了戏剧化的描述，魔鬼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就是占有的化身。在下面这首小诗中，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生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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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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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无所有，这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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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思想，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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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灵魂里奔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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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每刻大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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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命运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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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由衷地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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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占有的差别本质上并不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它们的差别实际上存在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以占有为导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特点，对金钱、名望和权力的贪恋是生活的绝对主题。在一些异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比如中世纪社会、祖尼族印第安人社会以及尚未被现代“进步”思想影响的非洲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诗人芭蕉”。也许经过几代人的工业化，日本人也将拥有自己的“丁尼生”。并非西方人不能完全理解东方的思想体系，比如禅宗（荣格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现代人无法理解不以财产和贪欲为中心的社会精神。实际上，尽管埃克哈特教士的思想跟芭蕉和禅宗一样艰深晦涩，两者却是共通的，埃克哈特和佛教思想就像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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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用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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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和占有模式的消长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在西方语言当中——名词的使用增多，而动词的使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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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是对一个物体的特定指称。我可以说我有一些物品，比如一张桌子、一幢房子、一本书和一辆车。对一个行为或过程的特定指称方式是动词，比如我是、我爱、我想要、我憎恨，等等。但更常见的是一个行动以一种占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使用的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将占有与名词连用以表达一个行动，这是对语言的谬用，因为过程和行动是不能被占有的，它们只能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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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评论：杜·马雷（Du Marais）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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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在十八世纪就认识到这种混用的恶果。杜·马雷在其去世后发表的《语法的真正原则》（1769）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在‘我有一只表’这个例句中，‘我有’应从本意上去理解；但在‘我有一个主意’这句话中，‘我有’只是对前一种说法的模仿，是一种借用的表达。‘有一个主意’指的是我‘想到’或‘以某种方式想出’；‘我有一个向往’意思是我‘渴望’；‘我有意愿’指的是我‘想要’，诸如此类。”（我要感谢诺姆·乔姆斯基博士，我是从他那儿了解杜·马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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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马雷观察到这种名词对动词的替代现象一个世纪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讨论了同样的问题，但立场更为激进。在针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的“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驳中，他们有一篇关于爱的短小却十分重要的论述，他们在其中引用了鲍威尔的话：“爱情女神十分残忍。像所有神一样，她希望得到一个男人的全部，除非这个男人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否则她不会满足。膜拜爱神就是忍受痛苦；膜拜的顶点就是自我献祭，就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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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鲍威尔让爱情化身为‘女神’，通过把爱着的人或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爱情化身为‘残忍的女神’。他把爱情同人分开来，让爱成了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名词代替动词的关键因素。名词“爱”是对爱这种行为的抽象，是跟人分离的。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变成了女神，成了人投射爱恋的偶像。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人不再体验爱情，他只有完全拜倒在爱情女神脚下才能获得些许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异化成了一个偶像的膜拜者；一旦失去偶像，他便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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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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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雷之后两百年过去了，名词代替动词的用法愈演愈烈，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举个今天的语言当中典型而又稍许夸张的例子。假设一个人去找心理分析医生看病，他会这样开始对话：“医生，我有一个难题；我有失眠症。虽然我有漂亮的房子、可爱的孩子和幸福的婚姻，但我有很多焦虑。”几十年前，病人不会说“我有一个难题”，而会说“我很困扰”；不会说“我有失眠症”，而会说“我睡不着”；不会说“我有幸福的婚姻”，而会说“我结婚了，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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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语言风格表明当今社会已高度异化。通过用“我有一个难题”来替换“我很困扰”，主体的体验被消除了，“我”的体验被替换成了可被占有的“它”。我的情感转化成了我所拥有的东西——一个难题。但“难题”是各种困难的抽象表述。我不可能占有一个难题，因为它不是可以被占有的东西。相反，它能占有我。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难题”，然后被自己创造出的“难题”占有。这种表达方式透露了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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