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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的宗教建立在新的社会性格基础上。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包括：对强大的男性权威的恐惧和屈服；培养人们因不服从而产生的罪恶心理；以及让自私自利和互相敌对占上风去消解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尽管工业时代的宗教在其总的原则框架内促进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在这种宗教中，“神圣”的是劳动、财产、利润和权力。基督教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父权制的宗教，因而仍然可以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工业时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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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和“控制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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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性格和隐秘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从资本主义早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服从权威的强迫性囤积型性格形成于十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末期都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主导性格结构，后逐渐与营销型性格（Marketing Character）融合或被其取代。（我在《自我的追寻》一书中对不同性格取向的融合做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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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营销型性格”，因为其基础是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把自身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人类成了“个性市场”上的商品。个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前者待价而沽的是个性，在后者是商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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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技术和人的素质与个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会有变化，但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个性因素。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好卖”还是“不好卖”，看他是否能推销自己的个性，看他的“包装”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开朗”、“健康”、“有冲劲”、“可靠”、“有雄心”，以及家庭背景如何，是哪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否认识“对路”的人物，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哪种个性类型更受欢迎，要看他所处的职业领域。不论是股票经纪人、推销员、秘书、铁路职员、大学教授还是饭店经理，不同的职业要求他们拥有不同的个性，但无论差别有多大，他们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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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仅仅有本事去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成功推销自己的个性”。如果为了谋生，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就够了，那么与他的自尊成正比的是他的能力，即他的使用价值。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是否“畅销”，于是他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说得更确切些：既视自己为销售商，又视自己为待售的商品。一个人关心的不是自身的生活和幸福，而是自己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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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适应性，以便在个性市场的各种条件下都能成为抢手货。这种性格的人不似十九世纪的人那般拥有自我，他没有自己的支点和稳定的属性，因为他不断地改变自我，依循的原则就是：“你想要我怎样，我便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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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销型性格结构的人没有目标，只有不断地运动，并尽可能高效地把事情办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迅速，为什么要把事情办得这么高效，他们无法给出真正的回答，只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如“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既不感兴趣甚至也不好奇：比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走。他们有巨大且不断变化着的自我，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没有一个核心，没有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其成员都变成了没有真正自我的工具，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依靠的是加入大公司或其他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像原始社会成员的身份来自于所属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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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这些“过时的”情感与仅在头脑层面运转、避免一切善恶情感的性格结构格格不入，因为它们阻碍了这些人实现其主要目标——销售和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阻碍了这些身处“庞大机器（megamachine）”中的人按照机器的逻辑运行。这些人除了关心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运行状况，不会问任何问题，若能在体制内得到升迁，就表明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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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无论与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多深的情感联结，于是他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他与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都很淡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他们知道核技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却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似乎毫无畏惧，也许称得上是勇敢和无私，但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无所谓的态度又排除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源于他们情感纽带的消失，哪怕是跟他们“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事实上，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跟谁都不亲近，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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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今天人们虽然乐意购买和消费，但对自己购得的物品却没什么感情。对这一问题的有力解答可以从营销型性格现象中寻找。由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具有建立感情联结的能力，所以他对物品也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在意的是物品给他带来的气派和舒适，而物品本身无关紧要。物品完全是消耗品，朋友与情人亦然，因为并不存在与这些人和物的深厚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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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人格的目标——在既定条件下“正常运转”——使得他们对世界的回应方式大体是头脑层面的。“理解”意义上的理性是智人独有的素质；作为达到实际目标的工具，操作性智能（manipulative intelligence）则为动物和人共有。这种操作性智能如果不通过理性加以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不受控制的操作性智能越高，危险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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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就曾指出，纯粹科学的、异化的智能可能给人们造成悲剧性的后果。他在自传中写道，三十岁以前，他对音乐、诗歌和绘画艺术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后来很多年他对这些东西兴趣全无。他说：“我的头脑好像变成了机器，用来把大量的事实碾碎，从而提取出一些普遍性规律。[……]丧失了这些爱好就等于失去了幸福，并有可能对智力造成伤害，更有可能对道德品质造成损害，因为它削弱了我们本性中的情感方面。”（转引自E. F. Schum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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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所描述的变化过程自他的时代起发展得越来越快，理智与心灵几乎完全分离了。有趣的是，在最具挑战性和革命性的科学领域（如理论物理），顶尖的研究者并没有经历理性的退化，并且深切关注哲学和宗教问题。这样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海森堡和薛定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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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层面的操作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情感生活的衰退。因为不被社会需要，得不到培植，甚至会阻碍社会的最佳运转，感情生活遭到扼杀，或者仅仅停留在幼儿的发展水平。因此，营销型性格的人在感情问题上格外幼稚。他们常常被“感情充沛的人”所吸引，但由于自身的幼稚，他们无法判断这些人究竟是真诚的还是伪装的。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精神和宗教领域那么多骗子能够成功。这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表现出强烈情感的政治家能够吸引营销型性格的人；以及为什么这种性格的人无法辨别哪些人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哪些人是公共关系运作的产物，他们貌似强烈的宗教情感只是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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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一词并不是描述这类人的唯一词汇，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概念将之称为“异化的性格”，因为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工作、他们自身、其他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都是疏离异化的。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营销型性格的人是精神分裂人格。但这个词可能会有些误导，因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若是与其他患者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获得成功，他就会完全摆脱在“正常的”环境里因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产生的不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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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本书的手稿进行最终修订时，我有幸读到了迈克尔·麦科比即将出版的著作《运筹学家：新的企业领袖》的手稿。在这本书里，他对美国经营状况最佳的大公司中的两家进行了调查，深入研究了二百五十名执行官、经理人和工程师的性格结构。书中的许多发现都印证了我所描述的控制论型人格特征，尤其是头脑占主导地位、情感发育不足的现象。考虑到麦科比所描述的这些执行官和经理人都是或将是美国社会的领导人物，他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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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科比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群人中的每一位都进行了三至二十次面谈，他所列出的数据勾勒出这一性格类别的清晰图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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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个突出特点：（1）对理解事物（理性）缺乏浓厚的兴趣；（2）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激励不是自发的，或者工作本质上只是获取经济保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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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麦科比还给出了一个所谓“爱的标度”，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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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调研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爱得深沉，尽管5%的人“内心温暖，关爱他人”。其余所有人都被归结为对他人的兴趣一般，或是遵循习俗地关心他人，或是内心没有爱，或是完全排斥生活——这确实是一幅鲜明的图像，其中情感发育不全与头脑占主导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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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所信奉的“控制论宗教”与这种性格的整体结构相符合。隐藏在不可知论和基督教伪装之后的是彻底的非基督教信仰，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难去描述这种非基督教信仰，因为它只能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推断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对宗教有意识的思索或教会的教条为依据。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特征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具有对世界进行“再创造”的能力，进而取代了传统宗教中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把机器奉为神明，并通过操纵机器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选择何种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完全无能为力的现实状态中想象自己凭借科技而变得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