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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种文化不包含这样的价值取向框架。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个人可能宣称自己没有这样一张总体图纸，自以为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不同现象和事件。可是很容易看到，他只不过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当作理所当然，因为这对他不过是常识罢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所有的观念都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信仰参照系。当这些人遭遇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时，便认为它是“疯狂”、“不理智的”或“幼稚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我们尤其可以在儿童那里清楚地看到人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参照系的需求。到了一定年龄，儿童会用他们所能获取的少量资料，巧妙地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价值取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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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靠一张地图来指导行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目标来告诉我们去向何方。动物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们的本能为它们提供了地图以及目标。但我们是不受本能支配的，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想象出许多可供选择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人生目标，它既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焦点，又是我们实际（而非口头上的）价值观的基础。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生目标来凝聚所有精力朝一个方向努力，来超越我们孤独的生存境况，摆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以及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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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结构、性格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三者密不可分。如果宗教体系与盛行的社会性格不符，如果它与社会生活实践相冲突，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我们必须看到隐藏其后的真正的宗教结构，即使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性格中宗教结构所固有的人类精力成为炸药，试图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然而，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格来说，总有一些人是例外。同样，在某种宗教性格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是例外。这些人往往是宗教革命的领袖或是新宗教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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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取向是所有“崇高”宗教的体验内核，但几乎都被这些宗教在发展过程中腐蚀败坏了。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的个人取向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抑或他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实际上一点宗教信仰都没有。除了概念和结构方面，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一种宗教的体验内容。因此，我用加引号的“宗教”来表示这个词语经验的、主观取向上的意义，无论这个人用以表达自己“宗教热忱”的概念结构是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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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信仰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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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书籍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欧洲开始信仰基督教始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而后在公元八世纪，北欧的异教徒在“日耳曼使徒”卜尼法斯（Bonifacius）等人的传道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欧洲真的曾经完全信奉基督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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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欧洲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假象。十二至十六世纪的情况充其量只能说是有限地皈依基督教，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人们皈依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对教会或多或少的屈从，人们的心灵并没有发生变化——即性格结构没有改变。当然，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基督教运动，但这些都是例外。欧洲在这四百年中才开始真正信仰基督教。在处理财产、物价和济贫等问题上，教会努力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出现了许多持部分异教观点的领袖和教派，他们主要受神秘主义的影响，要求重归基督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对财产的谴责。神秘主义在埃克哈特教士那里达到了顶峰，在反专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妇女成为让人瞩目的神秘主义教师和学生，这点绝非偶然。很多基督教思想家都提出要建立世界性宗教或一种简单的、非教条化的基督教，甚至连《圣经》里上帝的概念也都成了问题。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非神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和乌托邦理想承袭了十三世纪的路线。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中世纪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为了说明文艺复兴高峰和晚期的时代精神，我引证阿尔茨（Frederick B. Artz）的一段总结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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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们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劳动是尊严而不是堕落的根源，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职能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及其施行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的义务基础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管理者，这些领导者必须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上帝的神圣意志。总之，中世纪的理想包含这样一个强大信念——即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正如歌德所说：“国家之上是人类。”1915年，在被处决的前夜，卡维尔（Edith Cavell）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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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欧洲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科学知识和个人主义以革命性的方式慢慢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更为有利。只可惜，理性开始退化为操纵他人的智能，个人主义演变为利己主义。短暂的基督教化时期结束了，欧洲又回归到之前的异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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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思想差别有多大，所有基督教派别都有一个共同信仰，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出于对人的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力的英雄，他不使用暴力，不想统治别人，不想占有任何东西。他是存在的英雄、给与的英雄、分享的英雄。这些品质深深打动了罗马的穷苦人以及一些对自己的自私忍无可忍的富人。耶稣呼唤人的心灵，尽管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他最多只能被认为是天真幼稚。对这位爱的英雄的信仰使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或自己成为了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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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英雄就是殉道者，因为与犹太教传统一样，基督教的最高目标就是为上帝和同胞献出生命。这些殉道者与非基督教的英雄，如希腊和日耳曼的英雄截然不同。非基督教英雄的目标是征服、战胜、毁灭和掠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荣誉、权力、名望以及超凡的杀戮技巧。（圣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历史比作一群强盗的历史。）对于非基督教的英雄来说，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获取和保有权力的能力，因此在夺取战斗胜利的时刻，他会含笑而死。荷马的《伊利亚特》是部宏大的诗歌作品，描述的就是这些光荣的征服者和强盗。殉道者的特征是存在、给与和分享，而非基督教英雄的特征是占有、剥削和强制。（还应当注意，非基督教英雄的形成是与父权制战胜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对妇女的统治是最初的征服行为，也是首次运用暴力进行剥削。男人胜利之后，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这些原则就成为男人性格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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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模式是互不相容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发展至今天，其中哪一种模式盛行于欧洲呢？倘若看一看我们自己，看一看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我们的政治领袖，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善和价值的榜样是非基督教的英雄。尽管欧洲和北美洲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历史是征服、傲慢和贪婪的历史。我们的最高价值是：比别人强、成为胜利者、征服他人和剥削他人。这些价值正好与我们的“男性气概”理想相吻合——只有能够战斗和征服的人才算得上是男人，不会使用暴力的人是软弱、“无男子气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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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是征服、剥削、暴力和压迫的历史，这一点无需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这样，也没有一个种族和阶级除外。历史还常常包含种族灭绝（如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甚至一些宗教行动（如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由经济和政治原因驱动？那些奴隶贩子、印度的统治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强迫中国开放口岸进口鸦片的英国人，以及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人，他们在内心里都是基督教徒吗？或者说，只有那些首领才是掠夺成性的异教徒，而大多数群众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也就倍觉轻松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首领比其追随者更贪婪成性，因为他们能得到的更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对征服和成为胜利者的期望不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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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人们是以怎样的狂热投身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数百万人甘愿冒着国家被毁灭的风险，只为了维护“最强国”的形象或者“荣誉”和利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想人们在观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奥林匹克运动会宣称为和平事业而举办。实际上，奥运会比赛广受欢迎，这本身就是西方异教信仰的象征性表现。人们为非基督教英雄而庆祝，尊崇胜利者、最强者和独断者，却忽视了在仿效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当代奥运会中，商业与宣传肮脏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受难剧，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最著名的耶稣受难剧在德国的上阿默高（Oberammergau）上演，这个地方现在却因此成了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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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何不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称其不合时宜呢？原因有多种。比如，为了防止人们因缺乏纪律而威胁社会凝聚力，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坚信耶稣是伟大的仁爱者、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的人，能把这种信仰通过异化的方式变为一种体验，让耶稣代替他们去爱。于是耶稣就成了一个偶像，对他的信仰代替了人们自己爱的行动。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代替我们去爱了，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救赎，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基督‘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效仿”。不言而喻，基督教还是一个廉价的幌子，掩盖着人们的贪欲。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人类天生就有爱的需求。如果我们的行为像狼一样，我们必然会有罪恶感。丝毫没有爱会让人无意识中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会带来痛苦。我们宣称自己信仰爱，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麻木，从而感受不到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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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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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以后的宗教和哲学发展非常复杂，本书无法详加论述。这种发展的特点可概括为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种是体现在各种神学或哲学形式中的基督教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偶像崇拜和非人道的异教传统，它形式多样，随着所谓的“工业主义和控制论时代的宗教”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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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沿袭中世纪晚期的传统，是中世纪结束之后“宗教”精神的第一次繁荣。人的尊严、人类的统一、普遍的政治和宗教统一等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又一次高峰。贝克尔（Carl Becker，1932）指出，启蒙时期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十三世纪神学家的“宗教态度”一脉相承，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我们处处都能发现他们受惠于中世纪的思想遗产，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启蒙哲学催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在方式和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如同伊斯兰教和新教的革命，它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通过传教和宣传不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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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十九、二十世纪的激进人道主义，我后面在说明人道主义如何反抗工业时代的异教时还会谈到。但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来看看这种新的异教，它与人文主义同时发展起来，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威胁着要将我们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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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将母爱的成分革出教门，从而为后来“工业时代的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虽然显得有点儿离题，但我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新的宗教以及新的社会性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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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原则有两种——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父权制），或是以女子为中心建立（母权制）。以女子为中心的原则其核心是慈爱的母亲，关于这一点，巴霍芬（J. J. Bachofen）和摩尔根（L. H. Morgan）首次做出了说明。母爱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亲之所以爱她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给她带来了快乐，而是因为这是她（或另一位妇女）的孩子。因此，孩子不会因为行为良好而赢得母爱，也不会因为恶行而失去母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在希伯来语中，“怜悯”（rachamim）一词的词根是“子宫”（re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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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能否赢得父爱要看孩子的成就和表现。父亲偏爱与其最相似的孩子，并希望由这个孩子继承遗产。一个人可能失去父爱，但通过悔过和再次屈服又可重获父爱。父爱就是公正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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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母亲的原则与男性、父亲的原则不仅仅分别对应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女性气概和男性气概，还尤其对应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对恩惠和公正二者的需求。人类最深层的渴望似乎是两极的合一（慈母和严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恩惠和公正、感情和思维、本性和理智），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两极都不再具有对抗性，并且相辅相成。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融合无法完全达到，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里。一方面，圣母马利亚和教会像慈爱的母亲，代表慈母般的、无条件的、包容一切的爱；另一方面则是严格的、父权制的等级制度，教皇作为其首脑执掌一切，这些都是代表父亲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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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体系中代表母亲的元素相对应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的关系。例如，农夫的耕作和工匠的劳作都不是对自然界敌对性的掠夺和侵略。他们与自然界合作，而不是践踏自然，他们遵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去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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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北欧建立了纯粹由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统治者。这一新社会性格本质上是对父权制权威的屈从。为了获得爱和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劳作。由这样的基督教装点门面，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其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性格结构，尽管人们不把它视为一种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不相容，它让人沦落为经济和人们一手打造的机械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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