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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如今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机构所需的成本以及医治或处理身体疾病——特别是心理压力导致的疾病、犯罪和毒瘾的成本（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抗压制和无聊的不同形式），如果为每一个有意愿的人提供有保障的年收入，其成本很有可能比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还要少。对于那些认为“人基本上生来就很懒惰”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是不可行以及危险的。然而，这样的陈词滥调并无事实基础，只不过是一种口号，用以辩解为何不能对那些无助的人放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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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必须挣脱父权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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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挣脱父权统治是社会变得人性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大约六千年前，女人由男人统治的现象开始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那时农业生产的过剩使得雇佣和剥削工人、组织军队以及建立强大的城邦成为可能。(3)从那以后，“联合起来的男性”征服了女性。这些男人不仅征服了中东和欧洲社会，还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是建立在男人的经济权力和他们缔造的军队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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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间的斗争跟阶级斗争一样古老，但形式更为复杂，因为男人不仅需要女人像牲口一样劳作，还需要她们充当母亲、情人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慰藉。性别战争的形式有时是公开、野蛮的，而更多时候是隐蔽的。女人屈服于强力，但她们用自己的武器进行还击，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对男人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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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半受另一半压迫，这已经给两性带来了巨大危害并且仍在持续——男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女人则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即使对于那些有意识地反对男人至上的人，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逃脱不了这样的诅咒——男人有优越感，而女人有自卑感。（弗洛伊德坚信男人的优越性。他荒唐地认为，女人之所以感到软弱无力，正如她们遗憾地声称的那样，是由于她们缺少阴茎；而男人缺乏安全感，据他们所说，是因为普遍“担心被阉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两性冲突的症状表现，而不是两性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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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证据表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一部分人对其他软弱无力的人的统治非常相似。我们以一百年前美国南方的黑人与当时乃至今日妇女的状况为例。当时人们把黑人和妇女比作儿童，认为他们感情脆弱、幼稚无知、缺少现实感，因而不可委以决策权；还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但很迷人。[弗洛伊德还补充道，女人不如男人有良心（超我），却比男人更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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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势群体行使权力是当今父权制的本质，也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制的本质。日益壮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威胁着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力原则——也就是说，妇女可以通过解放运动明确地表示，她们不愿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比如对殖民地人民的控制权。如果妇女解放运动明确其作为“反权力代表”的角色和职责，妇女将在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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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运动已促成了基本的社会变化。也许今后的历史学家会写道，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就是妇女解放的兴起和男性霸权的衰落。然而，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来自男性的阻力不可估量。男人与女人的整个关系（包括性关系）都是建立在男人自称的优越性之上的，面对那些拒绝承认“男人更强”这种鬼话的女人，男人们已经开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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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年轻一代的反权威转向。这种反权威主义在六十年代后期达到高潮，而后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许多曾经反对“当权者”的年轻人如今已基本上成为“安分守己”的人。但是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传统崇拜已不复存在，几乎可以肯定，以往那种对权威的“敬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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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权威的解放运动可与摆脱罪恶感的性解放相提并论——性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罪恶。无论人们对性解放各个方面的相对价值持多么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性不再使人们感到害怕，它不再能被利用来使人产生罪恶感，因而不能再拿来迫使人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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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为政府、政客和公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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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人品应毋庸置疑。他们将决定如何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化的新机构，并挑选人员来负责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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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谁是文化各领域的杰出代表，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我相信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对主流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但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将他们挑选出来，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大众选举产生，也不能由政府来指派。不过别的挑选方式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可以先选出三至四名核心成员，再逐步扩大直至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费，这样它就能开展针对不同问题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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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建立一个高效传播有效信息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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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形成有效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必须禁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隐瞒或篡改信息。但即使没有这种不正当隐瞒信息的现象，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普通公民能获得的真实、必要的信息几乎为零。不仅对于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获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界领导也都耳目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各政府机构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虚假信息误导。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具备操作和执行的智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理解表象之下起实际作用的各种力量，也就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别提这些人的自私自利与欺诈，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但仅仅依靠诚实、智慧的官员也不足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灾难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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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几家“很棒的”报纸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如实报道都很有限。那些所谓的优质报刊虽能较好地提供信息，但也产生更大的误导，因为它们没有不偏不倚地报道所有新闻，还使用带倾向性的大标题，且标题往往与报道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有理、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从事的是商品生产，它们把各种事件当作原材料生产出新闻联结体。只有新闻可以售卖，于是新闻媒体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这样所能产生的最好情况也不过是，信息是现成的，只涉及事件的表面，而公民几乎没有机会透过表面去认识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只要新闻销售是一种买卖，就很难阻止报刊杂志寡廉鲜耻地刊印好卖又不得罪广告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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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人们依据真实信息形成意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信息问题。关于具体的解决方法，我仅举一例。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收集和传播全体国民所需的所有信息，尤其要能满足参与式民主中面对面团体讨论的需求，因为充足的信息是这种讨论的基础。这些信息应当包含各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可供选择的基本方法，以便作出政治决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都必须予以公布，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那些进行面对面直接讨论的团体都能知晓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将负责监督这个新的新闻报道机构的工作。当然，在传播这种信息的过程中，广播和电视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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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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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追求知识加以限制会妨碍人类发展，但若将科学思索的一切成果都转化为实际应用，那将是极其危险的。正如很多人都观察到并强调的那样，遗传学、脑外科、精神药物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现，很有可能甚至必然会被误用，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只要工业和军事利益集团能够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将无法避免。必须停止让商业利润和军事权宜来左右科研应用。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任何新的理论发现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许可。毋庸讳言，这个管理委员会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政府和军队。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其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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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上述建议已经很难实现了，但若再加上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那么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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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中的一个致命伤是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哪怕在今天的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在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支撑国防预算的重担。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来生产武器装备，用以使自己和世界走向毁灭，这样的国家是无力承担进行社会实验的费用的。此外，现如今军事官僚机构权力日盛，并继续制造恐怖和屈从，个人主义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在这种氛围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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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有可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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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大公司的巨大权力、普通大众的冷漠无力、几乎所有国家里政治领导人的不称职、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生态危机，更别提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现象——仅此一项就能在全世界造成大规模的饥荒——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真的还有可能得救吗？从商业交易的角度来看，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如果只有2%的胜算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押上他们的身家财产；同样，如果盈利的可能性很小，人们是不会进行大笔风险投资的。但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合理的可能性”必须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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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既不是碰运气的游戏也不是商业交易，因此我们必须以别的领域为例来理解得救的现实可能性——比如以治病良方为例。如果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还有一线生机，一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不会说“我们放弃吧”，或者仅仅采取姑息疗法。相反，他会采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方法来挽救患者的性命。同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我们也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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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赌博或商业的角度而非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当今社会得救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商业社会的思维。当下流行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认为，我们让自己忙于工作和娱乐，让自己不动感情，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有什么问题，或许技术法西斯主义总归是不错的。这种观点非常不明智，而且是一厢情愿。技术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导致灾难。人类如果失去人性就会变得疯狂，长期来看他们将无法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短期看他们将无法阻止自己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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