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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就需要在整个工业和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非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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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存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企业和政府日渐庞大并最终变成庞然大物，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机器集中管理。人道主义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阻止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广泛实行非集权化。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芒福德所说的“庞大机器”，即整个社会（包括它的人民）成为一架庞大的、由中心统一控制的机器，那么从长远看，法西斯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1）人民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他们失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感到毫无权力、消极被动、茫然无知，寄希望于一位“知道”要做什么的领袖；（2）任何一个能接近这台“庞大机器”的人，只要揿下适当的按钮就能启动它。这台庞大机器就像一辆小汽车，本质上能够自行运转——也就是说，位于汽车方向盘后的那个人只需揿下适当的按钮，把握好方向盘和刹车，并注意其他一些同样简单的细节就行了。在汽车或别的机器中有许多轮盘，在这台庞大机器中有许多不同层级的官僚管理机构；甚至一个智力和能力都很平庸的人，只要登上权力宝座，就能轻易地操纵这台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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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不应下放给各州，因为这些州本身就是庞然大物。应该下放给相对较小的行政区，那里的人们仍然能够互相了解，能对彼此做出判断，因而能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要在工业领域去除中央集权，就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中的较小部门，并将庞大的公司分解成小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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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参与民主生活，还必须用人道主义的管理模式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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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每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形式都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即异化的管理形式。但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风气把人变得多么麻木不仁，不知道这种风气如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最难察觉的地方（比如医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中）。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可以这样来定义：（1）把人当作物来管理；（2）进行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管理，以便使量化和控制变得更简单廉价。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由统计数据支配，官僚们作决策的基础是那些由统计数字得出的死规则，而非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作出回应；他们决定事务依据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惜伤害并不适合这种状况的5%至10%的人。官僚们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总是拿规章制度作挡箭牌。他们的安全感与荣誉感来自于对规章制度的忠诚，而非对人心法则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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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Eichmann）便是这种官僚主义者的极端例子。艾希曼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向死亡并不是因为恨他们，他既不爱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这些犹太人处死，只不过是忠于职守；当他负责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时候，他同样是在尽忠职守。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只有当他违背这些规则的时候才会产生犯罪感。艾希曼曾说（他这样说恰恰不利于为自己辩白），他只在两件事情上有过犯罪感：一次是孩提时逃学，另一次是在空袭中没有去找防空洞掩护因而违背了命令。这并不是说艾希曼和其他许多官僚没有虐待狂倾向，即通过控制其他活物来获得满足感，而是说这种虐待狂式的性格是次要的，官僚主义者身上的首要特质是缺乏与人的共情以及坚持对规则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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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是艾希曼式的人物。首先，许多在官僚体系中供职的人在性格上并不是官僚主义者。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并没有完全被官僚主义的态度侵蚀，其人性的一面也没有被扼杀。但在官僚主义者中间有不少艾希曼式的人物，他们同艾希曼的唯一区别仅在于他们不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如果医院中的官僚拒绝收治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因为根据规定病人必须由医师送来，那么这位官僚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艾希曼。如果社会福利工作者宁愿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饿死也不肯违背某条官僚制度的规定，那么他们同样与艾希曼没什么两样。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管理人员当中，它还存在于医生、护士、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当中，也存在于许多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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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贬低成一个代号，真正的官僚主义者就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残酷的本性驱使才干出这样的暴行，而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平民之间人的情感联结。尽管这些官僚主义者不似虐待狂那般邪恶，但他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在他们身上甚至没有良心与职责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良心就是履行他们的职责，在他们的眼中不存在共情与同情的对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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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的企业或福利部门、医院以及监狱之类的大型组织当中，仍然能够看到板着面孔的旧式官僚。在这些机构中，一名官僚就能对穷人或者其他无权无势的人行使极大的权力。在现代工业中，官僚主义者通常都很友好，很可能一点虐待狂的倾向都没有，即使他们或许也从发号施令中获得一些快乐。但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再次发现官僚主义式的对物的忠诚——在这里是对体制的忠诚。他们对它深信不疑。企业便是他们的家园，而企业的规章制度是神圣的，因为它们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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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新派官僚还是老派官僚，都不能与参与式民主制度共存，因为官僚主义那一套与个人积极参与的精神无法相容。新型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制定计划，为非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管理设计新形式，这种管理以对人和具体情况的回应（response）为导向（“责任”的英文单词responsibility中就包含response这一词根），而不仅仅是照搬规章制度。只要我们重视管理人员身上潜在的自发性和责任心，不迷信节约与高效，非官僚主义式的管理就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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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建立一个存在型社会还必须采取许多其他措施。下面我提出一些建议，不过我并不以原创者自居。恰恰相反，正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建议都曾被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以某种方式提出过，我便更有勇气将它们提出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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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禁止在工业和政治广告中对民众进行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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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进行洗脑是危险的，不仅因为它迫使我们购买我们既不需要也并不真正想买的东西，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选出自己既不需要也并不真正想选的政治代表——假如我们能自主思考的话，是不会选择这些人的；但我们无法自主思考，因为催眠般的宣传方法将我们麻痹。为了对抗这种与日俱增的危险，我们必须禁止使用催眠式的宣传方法，无论是商品宣传还是为政客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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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催眠的方法，会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对条理清晰的批判思维和情感上的独立造成危害。我毫不怀疑，深入的研究将表明，毒瘾造成的危害与洗脑造成的危害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从隐性暗示到半催眠的手段，这些洗脑的方法通过不断重复或者撩拨性欲来扰乱人的理性思考（“我是琳达，带我飞吧！”）。广告——尤其是电视广告——用纯粹暗示性的方法对人们狂轰滥炸，弄得人头昏脑涨。这种对个人理性和现实感的袭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看电视时，在公路上开车时，或是在候选人的政治宣传里，诸如此类。这些暗示方法的一个显著效果是营造了一种似醒非醒、将信将疑、失去现实感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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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蛊惑和毒害大众会使消费者产生类似于吸毒者戒毒时的脱瘾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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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消除贫富国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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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毫无疑问将导致巨大的灾难。贫国已经不再把工业世界的经济剥削当作天赐。尽管苏联仍在以同样的方式剥削它的卫星国，但它利用和加强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把这种反抗当作对付西方的政治武器。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开端，标志着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迫使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高价买进工业产品的经济体系。同样，越南战争也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开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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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不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情况将会怎样呢？要么流行病大爆发，蔓延至白人社会的安全堡垒；要么饥荒使贫穷国家的人民陷于绝望，致使他们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甚至动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的堡垒中制造混乱，其间或许还会在工业国家中获得同情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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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控制住了产生饥饿、饥荒和疾病的条件，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工业国家的帮助必不可少。帮助的方式必须不被富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摆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去的想法。很显然，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方式最有效（尤其在服务领域），是应该由经济专家们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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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真正合格的专家才能从事这项事业，这样的人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还要有仁慈的心灵来激励他们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要想召集到这些专家并听从他们的建议，就必须弱化占有的倾向，发扬团结、关心（而非同情）他人的意识。关心他人指的不仅仅是关心地球上的同胞，还包括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掠夺地球上的原材料、给地球造成污染以及准备发动核战争更能说明我们的自私自利了。我们毫不迟疑地将这个被掠夺殆尽的地球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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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这种内在世界的改革能否实现。但有一点世人必须明白：如果没有这样的变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将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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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有保障的年收入能使当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罪恶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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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人，无论是否工作，都应无条件地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他们将得到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这一权利表达了一个新概念——每一个人，无论是否尽到“社会责任”，都无条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这也是一条古老的准则，基督教是如此要求的，许多“原始”部落也是如此执行的。我们把这样的权利给与我们的宠物，却吝于给与我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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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法则将大大拓宽个人自由的领域。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如父母、丈夫、老板）的人，都不会因害怕挨饿而受到勒索；那些有天分的人如果想要一种不同的生活，只要愿意在一段时期之内作出牺牲，去过相对贫穷的生活，也可以如愿以偿。现代福利国家几乎接受了这个原则——说“几乎”，实际上是指“并非这样”。官僚机构仍然在“管理”、控制、羞辱人民。然而，有保障的收入能让任何人无需提供“证明”，就可以得到一间简单的房子和起码的食物，因而就没有必要成立官僚机构来管理本质上浪费又违背人的尊严的福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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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的年收入将确保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它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以剥削和控制为基础的制度所采纳，尤其是各种形式的独裁制度。免费的医疗服务则是个例外，但也仅仅表面上如此，因为在这里，所谓的免费服务有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只有生病了才能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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