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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为政府、政客和公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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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人品应毋庸置疑。他们将决定如何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化的新机构，并挑选人员来负责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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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谁是文化各领域的杰出代表，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我相信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对主流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但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将他们挑选出来，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大众选举产生，也不能由政府来指派。不过别的挑选方式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可以先选出三至四名核心成员，再逐步扩大直至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费，这样它就能开展针对不同问题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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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建立一个高效传播有效信息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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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形成有效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必须禁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隐瞒或篡改信息。但即使没有这种不正当隐瞒信息的现象，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普通公民能获得的真实、必要的信息几乎为零。不仅对于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获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界领导也都耳目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各政府机构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虚假信息误导。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具备操作和执行的智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理解表象之下起实际作用的各种力量，也就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别提这些人的自私自利与欺诈，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但仅仅依靠诚实、智慧的官员也不足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灾难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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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几家“很棒的”报纸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如实报道都很有限。那些所谓的优质报刊虽能较好地提供信息，但也产生更大的误导，因为它们没有不偏不倚地报道所有新闻，还使用带倾向性的大标题，且标题往往与报道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有理、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从事的是商品生产，它们把各种事件当作原材料生产出新闻联结体。只有新闻可以售卖，于是新闻媒体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这样所能产生的最好情况也不过是，信息是现成的，只涉及事件的表面，而公民几乎没有机会透过表面去认识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只要新闻销售是一种买卖，就很难阻止报刊杂志寡廉鲜耻地刊印好卖又不得罪广告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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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人们依据真实信息形成意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信息问题。关于具体的解决方法，我仅举一例。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收集和传播全体国民所需的所有信息，尤其要能满足参与式民主中面对面团体讨论的需求，因为充足的信息是这种讨论的基础。这些信息应当包含各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可供选择的基本方法，以便作出政治决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都必须予以公布，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那些进行面对面直接讨论的团体都能知晓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将负责监督这个新的新闻报道机构的工作。当然，在传播这种信息的过程中，广播和电视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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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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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追求知识加以限制会妨碍人类发展，但若将科学思索的一切成果都转化为实际应用，那将是极其危险的。正如很多人都观察到并强调的那样，遗传学、脑外科、精神药物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现，很有可能甚至必然会被误用，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只要工业和军事利益集团能够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将无法避免。必须停止让商业利润和军事权宜来左右科研应用。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任何新的理论发现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许可。毋庸讳言，这个管理委员会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政府和军队。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其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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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上述建议已经很难实现了，但若再加上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那么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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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中的一个致命伤是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哪怕在今天的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在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支撑国防预算的重担。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来生产武器装备，用以使自己和世界走向毁灭，这样的国家是无力承担进行社会实验的费用的。此外，现如今军事官僚机构权力日盛，并继续制造恐怖和屈从，个人主义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在这种氛围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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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有可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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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大公司的巨大权力、普通大众的冷漠无力、几乎所有国家里政治领导人的不称职、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生态危机，更别提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现象——仅此一项就能在全世界造成大规模的饥荒——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真的还有可能得救吗？从商业交易的角度来看，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如果只有2%的胜算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押上他们的身家财产；同样，如果盈利的可能性很小，人们是不会进行大笔风险投资的。但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合理的可能性”必须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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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既不是碰运气的游戏也不是商业交易，因此我们必须以别的领域为例来理解得救的现实可能性——比如以治病良方为例。如果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还有一线生机，一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不会说“我们放弃吧”，或者仅仅采取姑息疗法。相反，他会采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方法来挽救患者的性命。同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我们也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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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赌博或商业的角度而非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当今社会得救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商业社会的思维。当下流行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认为，我们让自己忙于工作和娱乐，让自己不动感情，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有什么问题，或许技术法西斯主义总归是不错的。这种观点非常不明智，而且是一厢情愿。技术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导致灾难。人类如果失去人性就会变得疯狂，长期来看他们将无法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短期看他们将无法阻止自己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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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几个因素能使我们受到鼓舞。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梅萨罗维奇、佩斯特尔和艾利希等人所言非虚。他们曾说：要想西方世界不被彻底毁灭，哪怕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必须形成新的伦理、对大自然的全新态度以及人类的团结与合作。即使不涉及情感和伦理，这种诉诸理性的观点也会改变很多人的想法，将他们动员起来。这一点不容小觑，历史上很多国家一再做出有损自身根本利益甚至违背其求生欲的行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国民受到领导人的蛊惑，并且说服自己，他们面对的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选择。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真相，正常的神经心理学反应就会出现——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防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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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给人以希望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现有社会体系的不满。人们愈发感受到了“世纪之恙”——他们感到抑郁，尽管用尽各种办法去抑制，可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因为孤独而不快乐，即使在人群中也会感到空虚；他们觉得很无力，生活失去意义。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有些人即使感受没有那么明晰，但当他人表达出来时，也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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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在世界历史中，空虚的享乐生活曾经仅限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这部分人能基本保持理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思考以及采取行动。今天，空虚的消费生活属于整个中产阶级，他们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个人责任感。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快乐和它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享受这种好处的人开始发现它的不足。他们逐渐发现，拥有很多财富并不能带来幸福。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考验，这一点可以从事实经验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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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于那些没有享受过中产阶级奢靡生活的人，往日的幻想才丝毫未受影响，比如西方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通大众。事实上，中产阶级希望“通过消费获得快乐”，这种希望在还没有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国家最是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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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不可能战胜贪婪和嫉妒，他们提供的有力论据之一就是贪婪和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这样的观点经不起推敲。贪婪和嫉妒之所以盛行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强度，而是由于身处狼群之中很难不去做一只狼，公众压力很难抵抗。除非改变社会氛围，否则价值观接受与否以及能否从自私转变到利他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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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我们再次回到这样的前提——存在倾向是人性中的巨大潜质。只有少数人完全受占有模式支配，同样，完全由存在模式支配的人也只有少数。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社会结构。在一个以存在为导向的社会里，占有倾向会受到遏制，而存在倾向则得到扶植；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整体导向是占有型的，所以情况刚好相反。但新的生存模式一直都在，只不过被压制了。如果扫罗（Saul）在信仰基督教之前身上没有一点保罗（Paul）的影子，他是不可能受洗成为保罗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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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有到存在的改变实际上是天平向另一端倾斜，因为在社会变革中，新事物受到鼓励，旧事物被放弃。此外，这并不是新人类与旧人类天差地别的问题，而是方向改变的问题。朝新方向迈进一步，紧跟着就会有第二步，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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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另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与大部分民众（包括他们的领袖）的异化程度有关。在前面对“营销型性格”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去人们贪婪地占有和囤积财富，现在已转变为仅仅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进行交换，而自我空空如也。相较而言，异化的营销型性格要比囤积型性格更容易改变，因为囤积型性格的人疯狂地执着于占有财富，尤其是他们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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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独立的人，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对失去财产和丧失经济独立的恐惧和抗拒。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唯一没有独立性的庞大阶级，也是马克思眼中异化程度最严重的阶级。今天，大部分人口都具有依赖性，几乎所有工作者都是被雇佣的（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普查报告，年龄超过16岁的总人口中只有7.82%是自主营业，即“独立的人”）。至少在美国，蓝领阶层还保留着传统中产阶级的囤积型性格，因此他们对于变革相对保守，不像今天异化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那样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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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导致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后果：虽然社会主义试图解放所有阶级，即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它对“工人阶级”（即体力劳动者）具有最直接的号召力。然而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工人阶级愈发只占人口中的少数。为了获得权力，社会民主党派必须赢得更多中产阶级成员的选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党派就必须放弃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计划，转而进行更多的自由派改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实现人道主义改革的杠杆，就必然把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置于对立面，使他们觉得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会被工人阶级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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