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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分类也一样，一旦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运动员、社会学学生、数学教授——我们就有可能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造成“外群体同质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的出现——即认为类别之外的他人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和“我们的”群体。因为人们一般都喜欢那些觉得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这种分类最终导致内群体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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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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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schema）的概念是由Tayloy和Crocker提出来的，它是指一套有组织、有结构的认知现象，它包括对所认知物体的知识，有关该物体各种认知之间的关系及一些特殊的事例。图式包含了我们对许多人物、事件以及特定事件的知识。比如人们对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嬉皮士的图式就是：他们是白人大学生、穿牛仔裤、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等。心理学家根据不同的包含内容把图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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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图式（person schemas）：指我们对某一特殊个体的认知结构，比如我们对毛泽东就有一个个人图式，这个图式的内容包括：有勇气、自信、百折不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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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图式（selfschema）：指人们对自己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它与自我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你可能认为自己聪明，有同情心，以及乐于助人，这些都是你自我图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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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图式（stereotype）：是指我们对某个特殊团体的认知结构，有时候也叫团体刻板印象。团体图式使得我们将某些特质归于一个特殊团体的成员所共有。比如我们常常根据刻板印象认为山东人勤劳、诚实；认为美国人乐观、爱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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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图式（role schema）：指人们对特殊角色者（如教授）所具有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比如人们常常认为教授知识渊博、满头银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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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script）：指人们对事件或事件的系列顺序的图式，尤其是指一段时间内一系列有标准过程的行为。比如我们到餐厅就餐的事件就符合一个剧本，什么时候点菜，什么时候结账，就是一个剧本。如果这个剧本的顺序发生颠倒，你一到餐厅还没有点菜，服务员就要让你结账，你还会在这个地方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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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时间与精力，人们常常用图式化的方式去处理大量的信息。图式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快速而经济地处理大量信息，它的具体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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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帮助我们解释新获得的信息，从而做出有效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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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提供某些事实，填补原来知识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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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能使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期结构化，以便将来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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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能够以多种方式加以解释的信息时，图式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减少了模糊性。Harold Kelley（1950）开展了一项研究，在研究过程中，Kelley告诉来自不同系别的选修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他们当天的课程将由一位客座教师讲授。为了制造关于这位客座教师的图式，Kelley对学生们说，经济学系很想知道不同班级对老师的反应差别有多大？参加研究的学生在老师到来之前收到一份老师的介绍，内容包括老师的年龄、背景、教学经验及其人格特点。其中一个版本中写道：“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勤奋、严格、实际且果断的人。”另一种版本中，除了将“一个很热心的人”改成“一个很冷酷的人”之外，其余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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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座教师进行了一场20分钟的课堂演讲之后，Kelley让学生们对这位老师的印象进行等级评定。评定的内容包括：他很幽默吗？他和蔼可亲吗？很善解人意吗？等等。由于老师和学生仅仅接触了很短的时间，Kelley假设这些学生们会运用自我介绍中所提供的图式去填充这些空白。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看到介绍说他是一位热心的教师的被试，比那些看到他是冷酷教师的被试，在评价上高出许多。图式对我们的所识、所思和所记都有强烈的影响。尽管通常来说图示非常有用，但是图式化的处理也有不足之处，它使人们觉得不需要去详细分析与解释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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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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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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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决定外交政策时，常常使用“历史的教训”来说明一些问题。他们所使用的“教训”经常是从他们思想启蒙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类推而来，例如肯尼迪30年代末期（他正读大学）对英国在慕尼黑与希特勒妥协而铸下大错这件事印象深刻。1938年，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同希特勒在慕尼黑开会，讨论希特勒扩张的问题，他们与希特勒达成妥协，出卖了捷克利益。英国首相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伦敦，宣布他“确保了一代人的和平”。然而几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及比利时，一点也不满足在慕尼黑时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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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教训”是指，对独裁者必须加以对抗及制止，否则他们会继续不断地侵略。1960年，肯尼迪便将“慕尼黑图式”运用到东南亚的内战上，并下结论说美国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必须用军事加以压制，否则其他的骨牌也会倒下，但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越战后，“越南图式”变得盛行起来，它指美国若卷入遥远的第三世界的内战，可能产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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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图式”影响了克林顿，因为他当时也处在思想的启蒙时代，在英国读书。当90年代波黑战争开始的时候，对欧洲防务负有重大责任的美国却迟迟不动，因为怕重蹈越战的覆辙。直到后来确认没有太大危险的时候才出兵巴尔干半岛。这些都说明我们在处理事件的时候，图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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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Gilovich（1981）用实验证明了图式能左右一个人对当前外交政策的偏好。他让两组被试处理两个假想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均描述一个小的民主国家遭到霸权主义的邻国的威胁。唯一不同的是在一组中提到类似慕尼黑事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象征（丘吉尔、有盖卡车）；另一组则提及与越战有关的事物（当时的国务卿鲁斯克，直升机，小艇），其他条件都一样。结果听到与二战有关事件暗示的被试比较支持小国对抗邻国的行动，而得到与越战有关暗示的人则不支持对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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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比如在认知过程中刚刚获得的信息与认知者原有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的易获得性以及认知者的期望、动机、情绪和情境等都会对社会认知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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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认知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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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人的认知资源有限，同时也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情境的复杂性，所以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采取一些法则，这些法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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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利法则（availability heuristic）：是指根据一件事进入脑海的容易程度来做出判断。比如医生在诊断病情时会使用便利法则，不同疾病进入其脑海的容易程度，会影响他们的诊断。Markus（1977）认为人们也会运用便利法则来对自己做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可能会与我们所能回忆起来的自己过去行为的例子的容易程度有关。为了检验这种想法，他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在其中一种情境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写出六次自己表现出有主见的事情；在另一个情境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写出十二次有主见的行为。然后让所有被试评价自己的主见程度。结果发现人们真的会运用便利法则（忆起相关例子的容易程度）来推测自己的主见程度：只被要求回忆起六个行为例子的被试，都认为自己相对来说是有主见的，因为要想到六个这种例子很容易。而被要求回忆起十二个例子的被试，则认为自己相对来讲没有主见，因为要想到这么多的例子并不容易。此外，Lichtenstein等（1978）研究发现，不同的媒体图像会使得某些死亡方式更容易被回忆，进而导致公众错误地认为谋杀比自杀发生得更多，溺水比火灾导致了更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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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象征性法则（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人们根据事物与某典型事物的相似程度来加以归类。比如在人们的印象中，东北人比较高大，南方人相对矮小，如果给你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子比较高大，他符合了一般人对北方人的印象，我们就很可能认为他是北方人而不是南方人。相关的研究证明成年人的推理认知受到象征性法则的影响，在Franca（1991）针对儿童推理能力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儿童的推理认知能力也受到象征性法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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