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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赞许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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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们总是从他人身上获得一些提示。如果一个你所尊重的人或者组织表现出了攻击，将会对很多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最近的研究中，Brad Bushman和他的同事对被一些宗教认可的侵犯性行为的故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我们所料，他们在圣经故事里发现一个带有侵犯性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上帝认可了暴力行为，这样在阅读过这个故事之后，读者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侵犯性行为。有趣的是，这种作用同时发生在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身上（Bushman，Ridge，Das，Key，&Busath，2007）。侵犯性的模仿作用不限于和前文中描述的那样只发生在宗教环境之中，而是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对于孩子们而言更是如此。孩子们以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经常是因为在模仿成人或者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人。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这些人的侵犯行为得到奖励时。举例来说，在大多数运动中，越具有侵犯性的球员往往会得到更高的声誉（和更高的薪水），越有侵犯性的球队获胜率越高。这些运动不需要温文尔雅的球员，如同著名的棒球经纪人利奥·迪罗（Leo Durocher）所说的“好人最终会完蛋”。研究资料证明了他所说的话。在曲棍球员当中，那些最经常因为攻击过度而被停赛的球员，刚好是得分最多的球员（Mc Carthy&Kelley，1978）。运动员经常是儿童与成年人的模仿对象，他们被模仿的除了名誉与声望以外，还包括攻击过度。儿童模仿最多的当然是他们的父母，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小的时候遭受虐待，那么这会导致以后的一系列虐待。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进行虐待的父母在小的时候也受到了父母的虐待（Silver，Dublin，&Lourie，1969；Strauss&Gelles，1980）。许多专家预测，当小时候在身体上受到父母的攻击时，他们就会习得“暴力是管教孩子的正确方式”这一理念。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从家庭资料中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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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少侵犯行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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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是否表现侵犯行为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个体愤怒程度、个体表达愤怒的倾向以及个体是否为了他人才表现侵犯行为，与此有关，减少侵犯行为的方法包括下面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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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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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惩罚能够减少一个人的侵犯冲动。但惩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尤其当涉及侵犯的时候。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对一项侵犯行为进行惩罚，能够减少它发生的频率；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既然惩罚本身往往采用侵犯形式，那么惩罚者实际上是在对他们想要压制的人示范侵犯行为，这将会引发被处罚者模仿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们而言，这种观点尤为正确。就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惩罚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具有暴力倾向。比如Straus等人（1980）系统地研究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影响，发现惩罚能使受惩罚者更具侵犯性，不论是因模仿还是由于受惩罚者愤怒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家庭中，这种侵犯性可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已婚而且曾看到过父母相互攻击的男性，有35%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而从未见过父母有暴力行为的人中只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女性的比例也基本类似，分别是27%和9%。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的人，长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为对待家人，父母可将其暴力倾向传给下一代，Straus等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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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侵犯行为的实验室研究发现，惩罚实际上只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Bower&Hilgard，1981），但这种作用只有在以下两个理想条件下才会成立：一是惩罚是迅速的，它必须在侵犯发生之后马上发挥作用；二是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理想的条件从来不会出现。比如即使在司法实践中，那些暴力犯罪的人被逮捕、控告、审判和判刑的概率并不高。并且考虑到司法部门谨慎的工作态度和累积的案件，迅速做出反应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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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惩罚只能抑制人们明显的侵犯行为，但同时可能导致更多隐蔽性的侵犯行为，而后者的危害性更大。心理学家常常把有侵犯倾向的人们分为两类：控制不足侵犯型和控制过分侵犯型。前者是指那些经常犯小错误的人，这类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后者则是指那些平常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这些人一旦犯罪，就是罪大恶极。利用惩罚减少侵犯行为对前者有用，对后者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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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低挫折与学习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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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侵犯行为与挫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通过降低挫折来减少侵犯行为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他人的挫折制造者。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对自己的侵犯行为加以抑制或控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立场出发，看看自己的行为到底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体验一下他人的痛苦，并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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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当别人遭受挫折时，如果知道对方并非有意，这样的挫折就不会转变为愤怒和侵犯。所以使侵犯减轻的方法之一就是挫折制造者为其行为负责、通过向他人道歉，并且表示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来减少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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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替代性攻击与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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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受挫折或烦扰，但由于对方的权力太大等许多原因而不能加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以其他方式对另一目标表现出侵犯行为，这种现象被称为侵犯转移或替代性侵犯（displacement）。替代性侵犯的基本原则是：目标对象与挫折来源越相似，个体对该目标对象的侵犯性冲动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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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也使用宣泄（catharsis）的方法来减少自己进一步的侵犯行为。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的时候就发现，当病人向他人诉说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望之后，病人的病情会得到好转，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宣泄。弗洛伊德相信如果人们不能随时发泄自己的侵犯冲动，这些冲动就会不断累积起来。而这些累积起来的能量会寻找一个出口，要么以极端暴力的形式爆发，要么以精神疾病的症状出现。后来，其他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原则用在处理侵犯行为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表现出侵犯行为，是因为他们遭受挫折的缘故。所以只要提供场合或机会，让那些遭受挫折的人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出来，他们进一步侵犯的动机就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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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范非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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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表明，如果儿童曾经在相似的情境下目睹过人们表现侵犯行为，他们会更加具有侵犯性。那么如果反过来让孩子们观看非侵犯楷模——让他们接触到那些被激怒时，能自制、理性和以令人佩服的方式表达自己感受的人，孩子们会怎样呢？这个想法已经被多个实验所验证（Baron 1972；Donnerste in 1976；Vidyasagar 1993）。在这些实验中，儿童先观看一些在激怒时表现出非侵犯行为年轻人的行为，当这些儿童后来被安排在另一个他们自身被激怒的情境时，他们表现侵犯行为的频率，比起那些没有接触非侵犯行为楷模的儿童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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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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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h（1980）发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最喜欢用暴力来解决人际问题的人，往往是那些缺乏适当社会技巧的人。因此减少暴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教人们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与批评，如何在冲突时学会协调与妥协，以及如何对别人的需求更敏感地做出反应。Joel Davitz（1952）让儿童四人一组一起玩耍，其中一组教育孩子以建设性的方式对待别人，并且因为这样的行为而奖赏孩子；另一组的孩子则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育，反而会因为侵犯或者竞争行为而得到奖赏。随后实验人员故意使孩子们受挫折。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将放映一部娱乐性影片让他们好好享受。紧接着研究人员就开始放映影片，并给孩子们发放棒棒糖。研究人员在影片放到最精彩的时候，突然中止放映，并把孩子们的棒棒糖收回。最后，孩子们被允许自由玩耍，研究者开始观察孩子们的侵犯性或者建设性行为。结果发现：那些接受了建设性行为训练的小孩，和其他组的小孩相比，表现出更多建设性的活动和更少的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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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媒体与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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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闻媒体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心理学家也开始关注它的影响问题。从事宣传的人常常会夸大媒体的影响，而大部分的人也常常同意这些人的观点，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与媒体影响有关的实验研究被心理学家拿出来作为媒体影响的证据。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谈谈媒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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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视暴力对孩子暴力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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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电视在人们生活中影响的日益扩大，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些媒体中的暴力性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暴力的关系。自70年代以来，随着彩色电影和彩色电视节目的普及，在电影和电视内容中暴力屠杀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形象也越来越逼真。最初人们认为传播媒体暴力能刺激人们表现出更高的侵犯行为，如60年代后期，G.Geibner等人参与了美国卫生署的一项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观看电视暴力与侵犯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只有在某些儿童身上才存在。这份报告马上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批判，大多数批评者认为完成这项研究的委员会对影视暴力影响的评价过于保守。还有人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者接受了来自媒体方面的资助，所以对研究的可靠性提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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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更令人信服的结论，10年后美国卫生署再次请科学界评估电视暴力的影响。经过一系列的研究，Leifer（1972）、Bandura和L.Eron等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许多人希望得到的结论：电视暴力确实能使观看节目的儿童产生更多的侵犯行为，电视暴力与侵犯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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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得到了该领域许多研究者的支持。许多实验和准实验研究发现刚刚看过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在解决社会冲突时表现出更高的暴力倾向（Liebert&Sprafkin 1988；Murray&Kippax 1979）。在一项非常著名的长期研究中，Eron和R.Huesmann（1984，1972）收集了被试在8岁、19岁以及30岁时的一系列资料，结果发现儿童期对暴力片的偏好与他们成人后的暴力行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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