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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看见别人受到伤害，我也能够镇定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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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紧急情况常常使我有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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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看，你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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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性关怀：男=19.04女=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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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困扰：男=9.46女=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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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打“*”的题目反向计分，即被试评价为0分，实际计分时应为4-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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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宗教信仰。Hansen（1995）和Penner（2002）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时花的时间更多，诸如课外辅导员、救济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等。1984年的盖洛普调查表明，被称为有“精神信仰”的美国人当中，有46%的人称自己正在为穷人、病人和老人们做一些事情，这个比例远高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的比例（22%）。随后1989年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慈善志愿者和社会服务志愿者把宗教评估为“非常重要”的比率达到50%。另一个盖洛普调查还发现，那些较少去教堂的人中，只有37%的人把“对穷人的责任”评估为至少是“相当重要”，而那些每周都去教堂的人中，则有76%的人把“对穷人的责任”评估为至少是“相当重要”。1987年的盖洛普调查报告显示，自述从不去教堂的美国人会捐出他们收入的1.1%给慈善事业，而每周去教堂的人捐款的数额是这些人的2.5倍。随后的1990和1992年的盖洛普调查，以及2001年的独立调查也都证明了信仰和慈善行为的相关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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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别影响。所有的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和行为都有不同的规范，男孩和女孩在成长中学习这些规范。在西方文化中，男性性别角色包括骑士风度和英雄主义；女性则被期望承担养育和关怀的责任以及珍惜亲近、长期的关系。数据显示，因为冒险救助陌生人而得到卡内基英雄基金会奖章的七千人中，91%是男人。相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更倾向于对她们的朋友提供社会支持以及从事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工作。（Eagly&Koenig，2006；Mc Guire，1994；Monin，Clark，&Lemay，2008）。Flanagan（1988）的跨文化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一个对7个国家青少年的调查中，女孩比男孩更多报告在其社区从事志愿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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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助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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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助人行为也受求助者特点的影响。Slochower（1980）发现人们对慈善事业捐款的行为就与接受捐款的人有关，如果募捐者是一个非残疾人的话，大学生不大会捐款。影响助人行为的求助者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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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受他人喜爱。人们经常会帮助自己喜欢的人，而人们对他人的喜欢与否一开始便会受到像外貌与相似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长相漂亮的人更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在Benson（1976）等人的一项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把一份填好的入学申请表放在机场的公用电话厅里，申请表上面已经贴好了邮票，只等寄出。研究同时操纵了外貌特征这一变量：有时申请表上贴上很漂亮的照片，有时则贴上不漂亮的照片。结果证明，照片上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漂亮，人们更可能帮他或她寄出申请表。除了外貌的因素，求助者与助人者的相似性对助人行为的发生也很重要。Emswiller（1972）在一项研究中以嬉皮士为被试，研究他们的助人行为。研究中他把助手打扮成“嬉皮士”或“正直的人”，结果发现：77%的嬉皮士帮助了同类，而只有32%的嬉皮士帮助“正直的人”。来自同一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的态度等都能促进了助人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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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值得他人帮助。一个人是否会得到帮助也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值得帮助。比如在路上人们大多会去帮助一个因生病而晕倒的人，而不太会去帮助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Weiner（1980）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同学是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教师讲得不清楚而借笔记，他们较为乐意把笔记借给同学；但如果是由于可控性的原因，如从不好好记笔记，则他不大乐意将笔记借给该同学。假如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人们便不会去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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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别的影响。性别因素也影响助人行为的出现。Eagly（1986）等人发现在危险出现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倾向，但可惜的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与男性的这种偏好不同，女性助人者的助人行为则不受求助者性别的影响，并且在特定情境下女性也会有较高的助人倾向。比如Shumaker（1991）指出，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同情等社会与情绪支持时，女性的助人倾向比男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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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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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亲社会行为比现在更为普遍，世界将会更美好。当面对紧急事件时，我们怎样避免像纽约那位被歹徒袭击，却无人伸出援手的女士一样的惨剧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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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增加每天的善行，诸如照看一位年老的邻居或志愿为地区学校的孩子们上课？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我们对亲社会行为原因的讨论之中。例如：我们了解了哪几个潜在助人者的人格因素是很重要的，则发扬那些因素可以增加这些人乐于助人的可能性。但是受某些环境的约束，诸如处于城市环境或目击紧急事件时有许多旁观者在场，即使慈善、利他的人也不一定就表现出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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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他主义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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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树立利他主义榜样。如果人们看见其他人的帮助行为或读到他人帮助的故事，是否会更有可能做出帮助行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游客不要拿走黄石森林国家公园中的树木化石，一些游客被告知，“以前的游客都把树木化石拿走了。”另一些游客则被告知，为了保护公园“以前的游客从不拿树木化石”。结果后者几乎没有人拿走树木化石。电视上的积极榜样也会助长帮助行为，就像攻击的榜样会助长侵犯行为一样。事实上，亲社会的电视榜样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反社会榜样的作用。Hearold（1986）统计并综合了108项观看亲社会性电视节目和观看中性电视节目或不看电视节目的比较研究。她发现，平均来说，“如果观看亲社会性节目而不是看中性节目的话，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会从50%上升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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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做出具体的帮助行为来学习。Staub（2005）的研究显示，不道德的行为能滋生不道德的态度，而帮助行为能促进进一步的帮助行为。儿童和成人都可在做中来学习。在对12岁左右的孩子的一系列研究中，Staub和他的学生发现，如果儿童先被引导制作一个玩具送给医院的其他孩子或者送给一位艺术老师的话，孩子们都变得很愿意帮助他人。孩子们随后在教更小的孩子玩拼图时也更愿意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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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ub指出，当孩子们以帮助行为行事的时候，他们发展了帮助他人的价值观、信念和技能。帮助行为也有助于满足孩子们形成积极自我概念的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说，如果把“服务学习”和志愿者计划编入学校的课程，就可能提高日后的公民参与、社会责任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Andersen，1998；Putnam，2000）。态度紧随行为。助人行动有利于树立“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人”的自我知觉，而这种自我知觉又反过来促进了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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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他主义的内在动机。要警惕“过度辩护效应”（over justification effect）。过度辩护效应指的是，当对一种行为给予超过适度的反馈时，个体可能会将行为归因为奖励这一外部反馈而非内部动机。因而奖励人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削弱其内在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一原理积极地表述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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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son及其助手（1978，1979）验证了“过度辩护效应”。在几个实验中，他们发现，堪萨斯大学的学生在没有报酬也没有潜在社会压力的条件下，如果答应帮助别人的话，会产生最强的无私感。当有报酬或者社会压力存在时，他们实施帮助行为之后产生的无私感较弱。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引导学生将帮助行为归因为顺从（“我想我们的确别无选择”）或同情（“这个人真的需要帮助”）。随后，当请求学生们拿出时间参与当地的一个服务机构时，认为自己先前的帮助行为仅仅是顺从的学生中，有25%的人报名；而认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学生中，有60%的人报名。这是为什么呢？当人们疑惑“我为什么帮助？”的时候，如果情境能让他们这样回答：“因为有人需要帮助，而我又是个有爱心、乐于奉献和乐于帮助的人。”那结果是最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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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旁观者干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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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随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逐渐为人所知，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使这些发现失去了应有的效果（Gergen，1982）。了解了抑制利他主义的因素就会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有证据显示，通过普及旁观者效应的知识，就可以有效抑制旁观者效应的发生。几年前在某大学，一名学生挺身而出，防止了另一名学生的自杀。就像紧急事件常常发生的那样，情况非常混乱，一开始，旁观者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他们应该做什么。带头干预的学生说，她想起了几天前在心理学导论课上听过的关于旁观者干预的一次讲座，认识到如果她不采取行动，没人会行动（Savitsk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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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真的被他们在心理学课程中学得的知识所驱策。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实验得到回答了。Beaman（1978）的研究中，随机指派两部分学生去听关于旁观者介入研究的讲座或者一个无关主题的讲座。两周以后，所有学生参加一个他们以为完全不相关的社会研究，在此期间，他们遇到一名学生倒在地板上。他是否需要帮助？他有没有摔倒弄伤自己？或者他仅仅是一个因通宵熬夜而睡着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模糊情况中，被试会观察自己的同伴会如何反应。当一名实验者的同谋（假扮成另一个被试）故意表现得毫不关心，一般情况下，被试也会自然假设没有异常状况。实验结果显示，如果被试没有听过关于旁观者介入研究的讲座，他们中只有25%的人停下来帮助那个学生。然而，如果被试听过关于旁观者介入研究的讲座，43%的人会停下来帮助那个学生。因此，知道如何在无意中被他人影响，可以通过其本身来克服这种社会影响。我们只能希望通过了解其他亲社会行为的障碍，会使它们同样容易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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