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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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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刻感受着来自社会与团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团体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接受团体的影响对个体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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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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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是指人们在有他人旁观的情况下工作表现比自己单独进行时更好的现象。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Triplett（1898），Triplett注意到在有竞争时人们骑车的速度比单独骑的时候快，因此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探讨儿童在有他人存在时是否会工作得更快。结果证明了他的预期，儿童在拉钓鱼线的实验中，当有他人存在时拉得更卖力。Triplett对社会促进的这个证明也是最早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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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心理学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Allport（1924）让被试完成一些任务，如简单的乘法、圈字母等，他发现即使这些作业只需要被试独自完成，当房间有五个人时，个人的工作效率也比仅有一个人在房间时高。社会促进作用不仅发生在人类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动物身上，当有同类在场时，蚂蚁能挖掘出更多沙子，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发情中的老鼠会表现出更多的性活动（Bayer，1929；Chen，1937；Larsson，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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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社会促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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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jonc（1965）用简单在场（mere presence）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他人的出现会使人们的唤起增强，而这种生理唤起会进一步强化人们的优势反应。在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的，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在复杂任务中，唤起增强的是错误反应。也就是说，他人的出现对完成简单工作起促进作用，而对完成复杂工作起阻碍作用，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统称社会促进。Bond（1983）和Guerin（1993，1999）对300多个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证明了Zajonc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人类行为中的社会促进现象。随后的研究也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这个规律：无论优势反应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起都会促进优势反应。Hunt和Hillery（1973）发现：他人在场时，学生们学习走简单迷宫所需的时间会变少，而学习走复杂迷宫所需的时间会增加（和蟑螂是一样的！）。Michael等人（1982）发现：在一个学生社团里面，优秀的撞球选手（在隐蔽观察条件下击中71%的选手）在有四位观察者来观看他们表现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会更好（80%的击中率）；而差劲的选手（先前平均击中率为36%）在被密切观察的条件下表现更差（25%的击中率）。由于运动员们所表现的都是熟练掌握的技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观众的支持性反应常常能够激励他们表现出最佳状态。在对加拿大、美国、英国举行的总计8万项大学体育赛事或专业体育赛事的研究显示：主场队会赢60%的比赛（棒球和橄榄球会少一些，篮球和足球会多一些）。这种主场优势有可能是来自于运动员对主场环境的熟悉、较少的旅途劳顿，源于对领土控制的优越感，或者是源于观众狂热的喝彩而激起的更高的团队认同感（Zillmann &Paulu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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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促进的另一种解释是Cottrell（1972）提出的评价恐惧理论（the evaluation apprehension）。该理论从害怕被他人评价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促进现象。Cottrell认为，在有他人存在的环境中，人们由于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引发了唤起，并进而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在一项研究中，Cottrell设置了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让被试单独从事一项工作；第二种情境是在被试完成工作时实验助手出现，并与被试做同样的工作；第三种情境是一个双盲实验，被试和助手做同样的工作，但他们均不知道实验的目的，实验者告诉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知觉实验。结果第二种情境表现出了社会促进作用，他人存在和评价恐惧两者均能对此加以解释。然而双盲这一组没有发现社会促进作用出现，被试的反应与第一组没有差异。由于双盲组中的他人只是生理上的出现，没有对被试的绩效进行评价，所以这一结果支持评价恐惧理论，而与他人存在的解释相矛盾。因此，按照评价恐惧理论的观点，如果他人只是出现了，而没有对工作表现加以注意，他们的出现不会产生社会促进的效果。其他一些实验也证实了Cottrell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受在场的人评价，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提高得最明显。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被试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长跑者，这些长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是面对他们的，那么与她背对着他们相比，长跑者跑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而这些长跑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受到这位女士的关注和评价（Worringham &Messick，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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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促进的第三种解释与分心冲突有关。由于社会促进作用不仅在人类中存在，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此类现象发生，而我们相信动物是用不着“担心”评价的。为了解释这一点，Baron（1986）和Sanders（1983）提出了分心冲突理论（distraction conflict Theory）。按照这一理论，当一个人在从事一项工作时，他人或新奇刺激的出现会使他分心，这种分心使得个体在注意任务还是注意新奇刺激之间产生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使得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从而唤起增强，导致社会促进效果。这种唤醒不仅来自于他人在场，有时其他非人的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产生这种效应（Sanders，1981）。该理论解释了噪音、闪光等刺激对作业成绩的促进或损害作用（Pessin，1993；Sander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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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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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是指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加以评价，而是被看作一个总体时所引发的个体努力水平下降的现象。心理学家Ringelman（1880）最早发现了社会懈怠现象，他发现当人们一起拉绳子的时候，平均拉力要比一个人单独拉时的平均拉力小。在研究中他让参加实验的工人用力拉绳子并测拉力，实验包括三种情境：工人独自拉、3人一组和8人一组。按照社会促进的观点，人们会认为这些工人在团体情境中会更卖力。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工人独自拉时，人均拉力63千克；三人一起拉时人均53千克；八个人一起拉时人均只有31千克，不到单独时拉力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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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nē和他的同事（1979）为社会懈怠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他让大学生以欢呼或鼓掌的方式尽可能地制造噪声，每个人分别在独自、2人、4人和6人一组的情况下做。结果如图8-5所示，每个人所制造的噪声随团体人数的增加而下降。社会懈怠现象不仅发生在上述情境中，也发生在人们完成认知任务的时候（Petty，1977；Weldon，1988）。那些单独鼓过掌也和他人一起鼓过掌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出现了懈怠，他们认为在两种情况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样的。即使所有人都承认发生了懈怠，也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制造了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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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Sweeney（1973）对社会懈怠的现象很感兴趣，他在得克萨斯大学所做的一项实验中发现，当学生们知道自己被单独评价时（以发电量为指标），他们踩自行车练习器要更加卖力；而在团体条件下，人们常常会受到搭便车的诱惑。有趣的是，社会懈怠和性别也有关系，女性发生社会懈怠的现象比男性要少。Kugihara（1999）研究发现，大约20%的日本男性和60%的日本女性不会发生社会懈怠。Gabrenya，Wang和Latané（1985）发现社会懈怠的性别差异在很多文化中都存在。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中，女性的社会懈怠都要少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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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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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懈怠是普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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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通常被认为是更善于团结合作，更具有责任心。那么集体主义文化中存在社会懈怠吗？Karau等人（1993）收集了78个有关社会懈怠的研究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懈怠普遍存在于各种任务和各类人群中。虽然文化对社会懈怠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社会懈怠的确存在于各种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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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mith（1976）对苏联集体农场进行了调查研究。集体农场里的农民需要耕作大量的公有土地，而自己只拥有很小块的私有土地，与私有土地相比，他们对这些公有土地并没有直接的、特别强烈的责任感。虽然这些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其产出却占全苏维埃农场产出的27%。在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总面积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Spivak，1979）。Gabrenya（1985）等人在亚洲的日本、泰国、中国台湾、印度和马来西亚进行了制造噪声的实验。结果发现社会懈怠现象在这些集体主义文化地区同样非常显著。Church（1986）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政府允许农民完成公粮上交后即可出售富余的粮食之后，中国的粮食产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是前26年的年增长率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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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都存在社会懈怠现象，那么是否存在差异呢？研究者们在亚洲进行的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表现出的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人主义文化下强烈（Karau &Williams，1993；Kugihara，1999）。美国人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懈怠，而中国人更多地表现出相反的模式。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懈怠不是特别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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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懈怠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Kerr与Bruun（1981）、Harkins（1989）等人认为，在团体中，由于个体认识到自己并不会成为评价的焦点，而自己的努力也会埋没在人群中（lost in the crowd），所以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降低，从而不大去努力，致使作业水平下降。从这一点来看，社会懈怠现象的产生与责任分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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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这两个概念中，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团体情境有时候对个体作业水平起促进作用，而有时候却引发社会懈怠，为什么呢？Latanē认为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产生于不同的情境之中，如图8-6所示，在社会促进情境中（图A），个体是他人影响的唯一目标，所有的社会影响均指向该个体，当在场的他人增加时，社会影响也增加；社会懈怠现象则发生在团体成员完成团体外他人指定的作业时，每一个个体仅仅是外人影响的目标之一，外人的社会影响会分散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图B），随着团体规模增加，每一个人感受到的压力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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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懈怠现象对团体的工作表现有害，所以人们一直在探讨如何消除这种现象。Latanē认为，个体可能相信团体当中其他人并不像自己那样卖力，而且个体也可能会觉得在团体活动中自己的贡献会被忽略，产生责任扩散。因此，如果想要克服社会懈怠现象，最好的方式是让被试感受到更多的参与及责任，比如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提高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懈怠的程度。Davis等人（1992）研究发现，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除此之外，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Karau &Williams，1993）。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Harkins &Petty，1982；Kerr，1983；Kerr &Bruun，1983）。另一种策略则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有些橄榄球教练通过录像和对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在一个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大学游泳队的队内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并且单独报出每个人所用的时间，那么整体游泳的速度会有所提高（Williams，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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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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