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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体决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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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团体讨论中，信息性和规范性的社会影响会作用于成员的判断，但是对决策团体本身来说，它还有自己所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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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规则（unanimity rule）：在决策最终完成之前所有的团体成员必须同意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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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取胜规则（majority rule）：某个方案被50%以上的团体成员认可时选择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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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取胜规则（plurality rule）：在没有一种意见占优势时选择支持人数较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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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这些决策规则的时候，它可能是正式且明确的，也可能是非正式且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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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体决策中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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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free riding）是在团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投机行为，基本含义是在一个共同利益团体中，其成员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由于团体中的利益共享，某些成员即使不付出也能获得收益，于是产生了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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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eda等（2011）在团体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前提下对团体决策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者（为团体决策做出贡献的人）和搭便车者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共存于团体之中。此外，研究还证明，相对于精英决策（the best member rule），在民主决策（the majority/plurality rule）下，个体获得的平均收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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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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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组织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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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决策制定过程从表面看都是相同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人们在制订决策时遵循同样的基本步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还是存在广泛的差异，组织行为学家格林伯格认为，这些差异体现在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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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首先要明确决策的问题是什么？假设你管理着一个大的建筑项目，你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供应商在必需材料的交货上要晚几个月。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想：“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会努力找到另一位供应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来自美国，这可能就是你采取的做法。但如果你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你很可能把这种情况视为命运的安排，允许项目被拖延。换言之，对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管理者，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需要决策的一个问题，泰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管理者则会认为不存在问题。因此，必须注意到，决策制定开始于确定问题的存在，这是最基本的一步，但不是所有人都把同样的情况理解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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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明确谁来决策？决策制定的文化背景也会存在差别。例如，在注重个性的美国，个人决策是很平常的。而在日本等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在没有首先得到同事认同的情况下就制定决策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文化还决定了人们期望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程度。例如，在瑞典，让所有层级的员工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是一种传统。实际上，瑞典人可能完全忽略组织层级，不管决策制定者的级别有多高，都会联系制定决策所需的所有人。然而，在期待精英决策的印度，管理者就某一决策咨询下属会被以为是软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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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时间观念。决策制定的另一种文化差异与制定决策所需的时间有关。例如，在美国，好的决策制定者的一个标志是他很果断，愿意承担重要决策的责任，且毫不拖延。而在其他一些文化中，抓紧时间是不重要的。如在埃及，问题越重要，希望决策制定者做出决策所花的时间就越长。在整个中东，迅速做出决策被视为过于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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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例子所揭示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制定和执行决策的方式上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了解这些差异是为全球经营活动提出合适策略的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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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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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体极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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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决策本身就是复杂而有趣的事情，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团体极化现象。团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指通过团体讨论使得成员的决策倾向更趋极端的现象。早在60年代初，决策心理学家就开始注意到团体讨论对成员最终决策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当时还在MIT读管理研究生的James Stoner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在团体决策中，团体是否真的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趋向保守，他在研究中用到了下述例子：假定你是一个管理咨询专家，有一天某个加拿大公司的经理E先生向你咨询。由于他的公司非常兴旺，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所以E先生想扩大生产规模，再建一个分公司。他有两种选择：一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内（加拿大），这里社会稳定、易于管理，但缺点是投资回报率一般；另一种选择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外某个国家，那里原料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所以投资回报率高，但缺陷是从历史上来看，那个国家的社会不太稳定，一些少数党派一直想要控制国家政权和外国投资。你要选择的是在这个国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为多大时，你建议E先生在该国建分公司。发生政变的概率变化范围从0.1—1.0（数字小代表社会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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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1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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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2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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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3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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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4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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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5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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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r通过对几十名学习管理学的学生的研究，他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即经过团体讨论之后的结果比个人的结果更为冒险，后来的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通过团体讨论使得结果更为冒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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