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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组织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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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决策制定过程从表面看都是相同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人们在制订决策时遵循同样的基本步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还是存在广泛的差异，组织行为学家格林伯格认为，这些差异体现在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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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首先要明确决策的问题是什么？假设你管理着一个大的建筑项目，你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供应商在必需材料的交货上要晚几个月。你会怎么办？你可能会想：“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会努力找到另一位供应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来自美国，这可能就是你采取的做法。但如果你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你很可能把这种情况视为命运的安排，允许项目被拖延。换言之，对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管理者，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需要决策的一个问题，泰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的管理者则会认为不存在问题。因此，必须注意到，决策制定开始于确定问题的存在，这是最基本的一步，但不是所有人都把同样的情况理解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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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明确谁来决策？决策制定的文化背景也会存在差别。例如，在注重个性的美国，个人决策是很平常的。而在日本等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在没有首先得到同事认同的情况下就制定决策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文化还决定了人们期望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程度。例如，在瑞典，让所有层级的员工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是一种传统。实际上，瑞典人可能完全忽略组织层级，不管决策制定者的级别有多高，都会联系制定决策所需的所有人。然而，在期待精英决策的印度，管理者就某一决策咨询下属会被以为是软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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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时间观念。决策制定的另一种文化差异与制定决策所需的时间有关。例如，在美国，好的决策制定者的一个标志是他很果断，愿意承担重要决策的责任，且毫不拖延。而在其他一些文化中，抓紧时间是不重要的。如在埃及，问题越重要，希望决策制定者做出决策所花的时间就越长。在整个中东，迅速做出决策被视为过于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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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例子所揭示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制定和执行决策的方式上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了解这些差异是为全球经营活动提出合适策略的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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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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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体极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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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决策本身就是复杂而有趣的事情，在团体决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团体极化现象。团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指通过团体讨论使得成员的决策倾向更趋极端的现象。早在60年代初，决策心理学家就开始注意到团体讨论对成员最终决策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当时还在MIT读管理研究生的James Stoner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在团体决策中，团体是否真的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趋向保守，他在研究中用到了下述例子：假定你是一个管理咨询专家，有一天某个加拿大公司的经理E先生向你咨询。由于他的公司非常兴旺，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所以E先生想扩大生产规模，再建一个分公司。他有两种选择：一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内（加拿大），这里社会稳定、易于管理，但缺点是投资回报率一般；另一种选择是把分公司建在国外某个国家，那里原料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所以投资回报率高，但缺陷是从历史上来看，那个国家的社会不太稳定，一些少数党派一直想要控制国家政权和外国投资。你要选择的是在这个国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为多大时，你建议E先生在该国建分公司。发生政变的概率变化范围从0.1—1.0（数字小代表社会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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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1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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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2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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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3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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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4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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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0.5 发生政变的该概率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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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r通过对几十名学习管理学的学生的研究，他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即经过团体讨论之后的结果比个人的结果更为冒险，后来的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通过团体讨论使得结果更为冒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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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许多心理学家发现团体决策中有时候也出现与风险转移相反的保守情况（Fraser，gouge &Billig，1971；Knox &Safford，1976）。为了更好地解释团体决策中的这些现象，Moscovici（1969）、Myers（1976）把这两种情况都叫做团体极化：当个体最初的意见保守时，通过团体讨论的结果将更加保守；而当成员最初的意见倾向于冒险时，团体讨论将使结果更加冒险，如图9-6所示。研究者还发现，与解决一般问题相比，人们在解决重要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团体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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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概率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也逐渐使用一些新的方法来研究团体决策中的极化现象。Snograss（1988）、Martell（1993）、侯玉波（1994）等人先后把信号侦察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的原理和指标用于研究这一问题，进一步证明了团体极化现象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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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体极化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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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团体在决策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多数心理学家支持社会比较理论和说服性辩论（persuasive arguments）的观点。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在极化产生过程中规范性影响的作用，而说服性辩论的观点则把重点放在了信息性影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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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思路，在团体讨论过程中，成员比较关心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团体其他成员相比到底如何（Goethals，1979），人们在决策开始时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在社会要求的方向上比别人的更好。所谓更好要看团体或任务的性质而定，比如在一个强调自由的团体里，更好意味着更开放，而在一个强调保守的团体里，更好意味着更保守。但在决策过程中，通过与他人观点的社会比较，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与社会要求相一致，因为人们希望他人能对自己做积极的评价（社会规范性的影响），所以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以与他人或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最终也造成了团体的决策趋于极端。Vorauer和Ratner指出，在人际交往的开始阶段，每个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都以为其他人可能对此并没有兴趣，所以会选择拘谨的沉默。Miller和Mc Farland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让人们阅读一篇很难理解的文章，并告诉人们在读文章遇到任何困难时都可以寻求帮助，结果确实发现没有一个被试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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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比较观点不同，说服性辩论的思路则认为人们在团体中的极化现象并非希望自己或他人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而是认为人们期望获得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这里，论点对决策选择更为重要（信息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从他人那儿获得论点和信息，如果多数人支持这些论点，个体也会倾向于支持它，并且更多支持而不是反对的论点会出现，从而使得这种观点变得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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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团体极化的基础是什么，其影响力非常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Mc Cauley和Segal对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组织所作的研究表明，恐怖主义是那些有相同的不满情绪的人聚到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结果使个体表现出了在远离群体时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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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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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体思维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