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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arus的研究证明了对应激性事件的主观理解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人们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诠释引发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从而使人生病。以普通感冒来说,当人们受到感冒病毒传染后,只有20%到60%的人会发病,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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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生活压力是否是发病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Cohen等人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加一项研究。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实验者先要求被试写出一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且对自己有影响的负性事件。紧接着研究人员给被试注射感冒病毒或生理盐水,然后将他们隔离数天。结果发现那些有较多生活压力的人更容易患病毒性感冒(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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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负性事件少的人中,只有27%发病;而那些经历负性事件多的人,发病率将近50%。感冒发病的比率与负性事件的数量呈正相关。这种负性应激所产生的影响,即使在去除其他可能会导致病变的因素,例如年龄、体重、性别之后也存在。Cohen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都显示,当一个人承受越大的压力时,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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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Cohen的研究属于相关研究设计,这就需要谨慎解释。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测量被试所经验到的压力大小,再计算它和被试患感冒几率的相关。不过被试抵抗力降低的因素或许并非压力本身,也许是另一个与压力相关的变量。然而如果要将被试随机分到一个会让他承受长期压力的情境当中,这样的实验设计又不被允许。更何况,谁会愿意为了了解自己会不会患各种疾病,而长期接受研究者的折磨呢?于是,有的研究者选择造成轻微压力的实验任务,例如连续心算六分钟或即兴演讲,并在实验的前后分别测量被试的免疫反应。结果发现,即使是上述这种相当轻微的压力源都可能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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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还发现,与欧裔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更大(Obrist,1981),Clark等人(1999)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人们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有关。Blascovich用实验证实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存在:在实验中高压力条件下,一名欧裔美国人主试告诉非裔被试,他们将接受新的智力测试。告诉被试这一智力测试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编制的,并且是全国范围有效的;而在低压力条件下,一个非裔美国人主试告知被试,他们所作的测试是由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编制的,这套测验不存在文化差异,这里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测验成绩一样好。结果发现,高压力条件下的非裔美国人,在测验过程中血压较高,且测验成绩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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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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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会对人们的健康带来负性影响。然而这个发现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会让人觉得某个情境是有压力的呢?心理学研究发现,知觉到的控制感和自我效能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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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到的控制感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影响和控制周围环境的感觉,至于后果是好是坏,则取决于自己所采取的方式。对慢性病患者的研究表明,知觉到的控制感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Taylor等人(1984)访问了患有乳腺癌的妇女,发现有许多患者相信,如果癌症再度发作,她们能控制病情。Taylor发现,这些相信癌症能够控制的女性,其心理调适能力要比那些认为癌症是无法控制的人强得多(Folkman &Moskowitz,2000)。其他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信念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比如Helgeson(2003)就发现,那些对未来有很高控制感的人要比低控制感的人更不易患心脏病。由于上述探讨知觉控制感与慢性病关系的研究采用的是相关性研究,不是揭示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所以这些研究并不能证明,患者对病情的控制程度会使病情好转,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逐渐变得健康后使人觉得更能控制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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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知觉控制度是否影响病情,研究者将人们随机分到高控制度和低控制度两组中,再分别进行实验,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项研究中,Langer和Rodin(1976)以一家养老院的老人为被试,研究控制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研究开始的时候,研究者把老人院的老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的老人,院长给他们的指导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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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能花一些时间去想一想,你们能够决定的事情有哪些。比如说,你们可以负起照顾自己的责任,并设法使这里成为生活的乐园。你们可以决定自己房间的摆设,你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另外,如果你们对这里有什么不满意,你们就应该发挥影响力去改变。这里有许多事情是你们能够决定的,你们也必须时时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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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接着告诉他们,下个星期会有两个晚上播放电影,而老人们应该决定是在哪两个晚上播放。最后,院长送给每个老人一盆花作为礼物,并告诉他们有责任去照顾这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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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制组的老人,院长的讲话内容相反,他告诉这些老人说,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我希望你们能生活得很快乐,但并没说到任何有关提高知觉控制感的话。他告诉这些老人说,下星期会有两部电影播放,时间已经定好,可以前往观看。他同样送给这些老人相同的花,但却说护士会帮他们照顾这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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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er和Rodin相信增强这些人对生活的自主性,对他们有极大益处。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通过让老人决定何时放电影和让他们照顾一盆花,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控制感。对这些生活受到限制而觉得无助的老人来说,一个小小的激励对他们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老人比起控制组的老人,活得更快乐更积极。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控制感能够改善老人的健康状况,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死亡率也有所下降。在院长讲话18个月之后,实验组的老人中有15%死亡,相比之下控制组的死亡率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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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z(1976)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增加老人的知觉控制感。他让一群大学生在两个月内每周访问一次一个养老院的老人。在实验组里,由老人自己决定何时被访问以及访问持续多长时间;而在控制组中,则由学生们来决定何时进行访问以及时间有多长。从表面上看,这两组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异,但两个月后,实验组的老人比控制组的老人报告说自己更健康快乐,从客观上讲,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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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束几个月之后,Schulz又到那家养老院,了解对老人进行的这种干预的长期效果,包括死亡率等。在Langer和Rodin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控制感的提高减少了老人的死亡率,据此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些能够控制访谈的老人会更健康,而且会有较低的死亡率。但在Schulz的研究中,干预产生了非预期的效果:当研究结束以后,实验组的老人的情况比控制组的要差,与控制组的老人相比,实验组的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意志似乎都瓦解了,也比较容易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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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的控制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呢?实际上是这两项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在Langer和Rodin的研究中,老人会有一种持久的知觉控制感,实验组的老人在研究结束后,仍继续自行决定何时参加活动,继续照顾花,并且仍然觉得自己能改变生活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在Schulz的研究中,研究结束后大学生的访问也跟着结束,这使老人对学生来访的控制权突然消失了。这项研究结果对那些志愿性访问养老院、监狱与精神病院的研究计划来说,有重大的参考意义:这样的访问只有短暂性的效果,并且在计划结束后说不定还会有负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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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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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否在我的掌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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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陈述句描述了你自己所持的信念,请在5点量表上对每个陈述句加以评定,其中1表示很反对,5表示很赞成,3表示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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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好像总是无视我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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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自己的健康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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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很难与人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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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通常能够安排自己感兴趣的外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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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所居住的环境使我不能随心所欲地与家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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