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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你有能力做好一些事,那么这个信念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这就取决于第二个因素:你认为你能不能控制这个结果。例如,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合格的司机(高自我效能),但是感觉醉酒的司机开车会有危险(对结果的低控制感)。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有能力的学生或工人,但是害怕由于自己的年龄、性别或外表而受到歧视,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前景是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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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分不清自我效能和自尊之间的差异。如果你相信你有能力做一些事,这就是自我效能。如果你由衷地喜欢你自己,这就是自尊。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经常会鼓励你说:“你是特别的!”(目的是建立自尊感),而不会说“我知道你能行!”(目的是建立自我效能感)。一项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的反馈(“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会比自尊的反馈(“你真的很棒!”)引起更好的表现。跟孩子说他们很棒,会使他们恐于再次尝试——可能他们在下一次不会表现得太好。而那些能够激励他们继续努力的赞扬则会让他们在下一次付出更大的努力(Mueller &Dweck,1988)。如果你想要鼓励某人,那就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他们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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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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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控制感和自我效能,个体的健康也和我们看问题时的归因方式有关。让我们来看看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成绩不好的两个大学生的情况。学生甲会对自己说:我想是教授故意出了很难的题目考我们,目的想激励我们好好学习,我应该更认真地学习,争取下次考试能考好。学生乙则对自己说:我可能没法在大学混下去了,我担心我的智商不够上大学,现在我终于知道这是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你认为在下一次考试中,哪一个学生会有较好的成绩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当然会说是第一个学生,因为他对失败原因做了一些让自己觉得欣慰的解释,这样会使他更能控制自己。相反的,第二个学生则可能会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Abramson,Seligman和Teasdale(1978)以及Overmier(2002)给习得性无助的定义是:个体将负性事件的起因归于稳定的、内在的与全面性的因素时所带来的悲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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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son等认为,人们在解释负性事件时的归因方式有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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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稳定型归因(stable attribution):认为事件起因于某些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的因素(例如智力),而非随时间改变的因素(例如你在一项任务上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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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内在型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认为事件起因于自己(例如你自己的能力或努力),而非外在的因素(例如考试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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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整体型归因(global attribution):认为事件起因于某些广泛适用于许多情境的因素(例如你的智力会影响你在许多方面的表现),而非某些只适用于特定情境的因素(例如,你的音乐才能虽然影响你在音乐课的表现,却不影响你在其他科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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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习得性无助理论,对负性事件作稳定、内在的和整体型的归因会导致绝望、沮丧、降低努力程度以及学习困难。在前面的例子中,学生乙相信考试成绩差的原因是稳定的(因为他不够聪明),且认为是自己的因素造成的(应该责怪自己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好),同时认为会对其大学生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不够聪明会影响到其他许多科目,不仅仅是数学)。这样的解释会导致习得性无助的产生,从而会造成情绪低落、努力减少以及对新事物学习困难。相反,学生甲则相信,自己的成绩不好是不稳定的因素造成的(下次教授会出比较简单的考题,自己下次也可以更努力),而是出于外在(教授有意出难题)、特殊的因素(她数学不好不会影响他其他的科目,比如英语成绩)。人们对负性事件采取比较乐观的解释,就不太会造成情绪低落,并且在多方面的任务上会有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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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探讨了习得性无助的影响。例如Tim Wilson和Patricia Linville(1982,1985)对大一的学生进行研究。他们假设许多大一新生的学习成绩差是因为归因方式不当造成的。因为对新学校以及环境的适应困难,所以大学生活对每位新生而言都会是艰苦的经历。可问题是许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适应问题有多普遍,因而归因于自身不可改变的一些缺陷,正是这样的归因模式导致了习得性无助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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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和Linville用这样的方法对抗悲观主义,他们告诉大学新生,大学生活初期的困难以及不适应是暂时的。在杜克大学,有一些关心自己成绩的大一学生,参加一个调查大学生活体验的研究。在实验组背景中,主试让学生们观看一盘录影带。录影带的内容是对四个高年级学生进行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们谈到自己也曾在大一时成绩很差或者中等,但后来成绩就有显著的提高。之后,主试还会让学生阅读一份在大一表现差而后来进步的人的统计资料。研究者提出的假设是,这些简单的信息能够避免学生产生习得性无助,让学生更努力,去除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学生们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与同时参与实验但没有看到录影带和统计资料的另一组学生相比(控制组),实验组的这些学生在下一年的进步比较明显,中途退学的人也较少。加拿大、比利时等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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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三、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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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与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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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中,应对(coping)是指个体在处理来自身体内外部、超过自身资源的生活事件时,所做出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而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人们在面对应激事件时的反应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应激事件与健康之间,应对方式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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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Folkman和Lazarus就编制了可以测量人们应对方式的量表(Ways of Coping,简称WOC),把人们的应对方式分为8种类型:面对(confrontive)、远离(distancing)、自我控制(self controlling)、寻求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接受责任(accepting responsibility)、逃避(escape avoidance)、有计划解决(planful problem solving)以及积极回应(positive reappraisal)。这8种应对方式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关注应对和情绪应对、前者指直接解决事件或改变情境的应付活动,后者指解决自身情绪反应的应付活动。Folkman和Lazarus等人是从情境特异性来看待应对方式的,在他们看来,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的应对方式,和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上述观点不同,Carver等人则从应对方式的稳定性出发,认为个体存在着稳定的应对方式。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编制应付风格问卷包括积极应付、计划、否认、情绪专注与宣泄等14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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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学者也很关心应对方式的测量问题,梁宝勇、施承孙等人都编制过应对方式的测量问卷,其中施承孙等人编制的问卷共有50个项目,这些题目从4个方面衡量人们的应对方式,这四个因素被命名为:针对问题的积极应对(16个题目)、否认与心理解脱(12个题目)、情感求助与宣泄(12个题目)以及回避问题和转移注意(10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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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与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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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应激事件时的应对方式不同。Walter Cannon在研究动物行为的时候发现,动物在面对压力情境的时候经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叫做“接受挑战”——在压力面前与压力源做斗争;另一种方式叫做“逃跑反应”——在压力面前采取逃避的行为。很多年以来,这两种方式被用来衡量哺乳动物在压力面前的反应。Shelley Taylor等(2000)通过研究老鼠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发现雄性老鼠和雌性老鼠在面对压力事件时的反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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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发现,接受挑战或者逃跑反应这两种方式对雄性来说也许是合适的,而对雌性动物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雌性需要照顾孩子,而采取接受挑战或者逃避的方式,对怀孕或者即将生产的动物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力量,即使要逃跑也是很困难的。所以Taylor认为,在雌性动物中发展出了一种对待压力的不同应对方式——“趋向和表现友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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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人类身上,Taylor指出:妇女们不采取争斗或逃跑的应对方式,因为她们肩负着抚养孩子的责任。在面对压力时,她们需要做好保护自己以及保护孩子的准备。通过趋向和表现友好的方式,她们能够创建一个社会关系网,从而使自己和孩子远离危险,这对母亲和孩子都大有益处。表现友好包括与其他种类的成员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群体能够互相交换资源。就像在人际关系里看到的那样,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关系,更容易与他人合作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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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趋向和表现友好的反应”也可能会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就像接受挑战或者逃跑反应只在男性中存在一样。Ennis、Taylor等人发现:女性在压力下会分泌更多的激素,激素能使人镇定并且促进与他人的联系。然而也有人反对这种生物学的解释,Collins和Miller(1994)就认为,女性倾向于寻求社会支持,可能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社会化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有证据表明,在压力情境下,女性由于求助他人以及讨论她们的问题而比男性得到更多的酬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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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与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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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人格也会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三个:一是有关悲观人格与乐观人格的研究;第二个是A型人格与B型人格的研究;第三个是压力易感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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