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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力易感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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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生活中的压力相似，有些人可能生病，而有些人却能够抵御生病，为什么呢？这可能和个体的压力易感性有关。根据个体的压力易感性可以把个体分为疾病倾向型和自我治疗型。疾病倾向型的人往往对压力非常敏感，常常以强烈的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行为模式来对压力做出反应；自我治疗型的人却可以很好地对压力进行控制，他们保持健康的行为，避免生病，对生活充满热情，情绪稳定，关心他人。可以从行为倾向、期望和信念以及个人特征三个方面对这两类人做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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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行为倾向讲：疾病倾向人格的人经常卷入人际冲突，追求完美主义，内向并且做事拖拉；而自我治疗人格的人则避免人际冲突，也不追求完美，外向并且能够按时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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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期望与信念上讲：疾病倾向人格的人经常从负面来解释压力事件，这些人外控倾向较高，不太相信公正的存在，自我效能感低，悲观逃避，关注消极的目标；而自我治疗人格的人经常从正面来解释压力事件，内控倾向高，相信公正的存在，自我效能高，乐观追求，关注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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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个人特征上讲：疾病倾向人格的人经常神经过敏，不能适应环境，自尊心低，依赖别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而自我治疗人格的人则没有神经过敏的症状，能够很好地调适自己，自信心强，做事独立，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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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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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避免生活的烦恼，也没有人总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正如做饭的调味品一样，酸甜苦辣一样也少不了。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如何对待就很重要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下列的措施在保证健康方面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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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锻炼，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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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or，Terbin和Costa（1998）等人开出的第一个方子就是：加强营养，睡眠充足和经常锻炼。良好的体质一方面是锻炼的结果，但同时拥有良好的身体会促进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从而能够感到更有能力应对压力。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需要强烈的动机、持之以恒以及管理自己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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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积极的情绪和控制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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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man和Moskowitz（2000）认为应对压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针对情绪的应对，增强积极情感，用乐观的心态面对问题是较好的情绪应对；二是针对问题的应对，积极了解问题本身，获得对情境的控制。在第一个层面上，增加积极情绪有很多途径，如笑、寻找积极的体验、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从事喜欢的工作、追求体验爱情、或在宗教中寻找寄托等等。在第二个层面上，针对问题的应对包括：拥有积极的信念、从事建设性行为、为达到长期目标而放弃短期的快乐以及对将来抱有积极的希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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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敞开心胸，倾吐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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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伤性的生活事件发生时，我们采取什么方法最好呢？是把它尽量埋在心底，闭口不谈，还是敞开心扉，找人谈谈这些问题呢？虽然一般的常识告诉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假说一直到现在才被人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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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Pennebaker和他的同事用很多有趣的实验来证实这一假说的价值。例如，他和Beale在1986年的一项研究中，请一些大学生连续四天晚上花15分钟的时间，将他们自己发生过的创伤事件写下来。为了便于比较，还设定了一个控制组，控制组的学生则是花同样的时间写一件小事。学生们所写的创伤性事件包括一些很悲惨的事情，比如被强奸、家人去世等。研究结果发现：就短期效果来看，写这些创伤性事件会使人难过——被试报告了较多的负面情绪，并且血压也升高了；但是就长期效果而言，这样做却是有好处的——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这些人较少去健康咨询中心，并且也较少生病。Pennebaker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他们发现，大一新生如果愿意将他们刚上大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写下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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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的研究中，James Pennebaker和Robin O’Heeron（1984）访问了一些自杀者或交通事故遇难者的配偶，他们发现那些独自承担悲痛的人，比起那些坦然表达出来的人，有更多的健康问题。Pennebaker（1990）还调查了700名女大学生，他发现大约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在儿童期有创伤性的性经历，与那些经历了与性侵犯无关的创伤的女生（例如父母死亡或离婚）相比，经历性创伤的女性报告了更多的头痛、胃病和其他健康问题，尤其当她们对自己的秘密缄口不言时，症状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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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心扉向他人倾诉能够促进健康的原因是什么呢？Pennebaker认为可能和两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一个能写出负性社会事件的人，常常会构建一个有意义并且完整的故事来解释这些事件。Pennebaker通过对数百份被试写下的负性事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健康状况改善最多的人，是那些在开始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描述得很不连贯、无序，而后来在解释这些事件的时候却十分清晰连贯的人。一旦解释了这些事件，人们对这些事情就不再多想了。另外，这些人抑制有关这些负性事件的想法也较少，因为刻意压抑这些事件的想法，可能会让人们更贯注于这些想法，因为越试图不去想那些事情，实际上会让我们想得更多。将创伤性事件写下来，或者向他人倾诉，可能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事件，然后轻装前进。正如一个参与者的话：“尽管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我写了什么，但我终于能够处理它，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它。再想到它的时候也不会再受伤害。”可见，即使只是“与日记对话”，甚至只是写下自己未来的梦想和人生的目标，倾诉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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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寻求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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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指我们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来自周围他人情感上的关心和支持，这种支持与人们所拥有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有关，由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应激资源有助于人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紧张事件。心理学家早就发现，紧张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免疫功能的影响与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当个体面对紧张刺激的时候，自主神经系统被激活，引起血压和心跳等的变化，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对抗炎症为例，较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产生更多的白细胞以清除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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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应对压力有相当大的帮助。例如，Norris和Kaniasty（1996）在一项飓风危害的研究中就发现，应对飓风时表现最好的人，常常是那些感觉自己获得最多社会支持的人，比如有他人来和自己聊天并帮助解决问题。Uchino等人（1996）指出：有依靠的人能够较好地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也能保持健康。Berkman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证实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与人格健康有积极的作用，老年人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就越好。Mery等人从生理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免疫功能和应激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支持在压力、应激源及应激行为之间起着缓冲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减轻压力和应激而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Elizabeth还证明社会支持对抑郁症有影响：来自病友的社会支持可以解释37%的抑郁变异，而社会与经济压力只能解释其中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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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支持的重要性。Bond（1991）、British（1993）、Cross和Vick（2001）等人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强调互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患有与应激事件相关的疾病的概率，要比生活在强调独立的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的概率低，这是因为在集体文化下，人们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个人主义文化强调“凡事自己做”，这需要以健康为代价。在一项针对美国人的大样本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生活在1967—1969年的美国人，研究最终发现：社会支持少的男性在随后的十二年中，死亡的概率是具有较高社会支持的男性的2到3倍；具有较少社会支持的女性在随后的十二年里，死亡的概率是具有较高社会支持的女性的1.5到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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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支持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呢？根据Cohen和Wills（1985）等人提出的“缓冲假设”（Buffering hypothesis），人们只有在处于压力环境时才需要社会帮助，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只有当遇到的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刚刚失恋，或者家里出了比较严重的事情的时候，社会支持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帮助人们渡过难关。首先，它可以帮助人们把困难看得不是那么严重。例如，你发现你要在同一天参加心理学和数学两门考试，如果你在这些课上有一些朋友，他们同情你并且愿意帮助你，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其次，即使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社会支持同样可以帮助你应付。比如说你在期中考试中回答问题不理想，感觉心情不好。如果有亲密的朋友在你身边帮助你，给你提建议如何在下次考试中发挥好，那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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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行为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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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服中的信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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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个体健康行为的塑造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仔细考虑一下公益广告的表现形式，就会发现同样的信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而不同的表达的结果并不相同。一般来讲，在促进健康行为的说服中，人们使用的策略有两种：一是强调从事某种健康行为的好处，例如强调如果用安全套，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和防止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另一个是强调如果不这样做的坏处，例如强调如果不用安全套，就可能得艾滋病。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同的信息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们都传播了同样的信息——应该使用安全套。然而，实际结果表明，通过获利或损失来表达的信息具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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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Rorhman和Salovey等人（1993）给女性被试呈现一段宣传预防皮肤癌的广告信息，一部分被试接收到的是以获利方式表达的信息，强调关心皮肤癌可能带来的好处，例如强调如果发现早，这些癌症大多都能够治愈。另一些被试则接收到以损失方式表达的信息，强调不关心皮肤癌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后果，比如除非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否则这些癌症大多无法治愈。结果发现，强调损失的信息对检查行为（做皮肤癌检查的意愿）最为有效；而强调获利的信息对预防行为（索取防晒霜试用品的比例）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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