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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当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成分互相交流。有一些文化元素容易被其他文化接受,另一些则不容易传播。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易传播的文化成分从一种文化向另外的文化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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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性:文化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世界上任何一种非主流文化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它不会被完全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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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一旦一种文化成分融入了另一种新的文化,它的形式与功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种适应性并不表明旧文化成分的完全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只是为了暂时的适应,本质的东西未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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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同性:一些文化成分比另一些文化成分更易传播,物质文化比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更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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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社会文化的特征及其运作方式。尽管也有一些文化人类学者在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心理学的含义,但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文化本身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这种思路在其分支文化生态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生态学通过分析社会文化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指出:一个社会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会引发社会内部组织结构与功能的转变,从而形成这一社会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通过风俗习惯等文化规范制约着人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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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文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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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仅仅关心社会文化的特征及其运作方式,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并不重视。为了克服文化人类学在看待文化问题上的片面性,Magnusson和Endler(1977)把心理学中的互动论(interactionism)引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这种作用的主体,社会文化特征与外在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必须经由人的行为才有可能。这种人境互动论的观点与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一起成为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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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异同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异同的文化背景及心理含义。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较为关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共性,假定有一个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统一心智”,它是一种跨文化的、天生的中枢活动机制。比如像感知觉、认知与动机等。而跨文化心理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种机制并弄清它的机能。但是后来心理学家认识到很难找到这样的机制,因为即使像感知觉和认知这样客观的心理过程,也必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用客观的方法寻找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差异及文化背景,并分析其根源及影响。比如说,随着日本经济从60年代以来的崛起,中国经济在80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许多西方的跨文化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东方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对比了日本与美国的管理文化模式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竟如此之大。而在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还认为儒家文化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社会现代化所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分析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的人的适应有指导意义,所以使得跨文化心理学在近二十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心理学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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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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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 artifacts)的影响上,如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服饰、习俗、语言等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价值观(values)的影响上,不同文化下人们的价值观有差异,这正是目前许多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文化影响的第三个层次表现在对人们潜在假设(underlying assumptions)的影响上,这种作用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是文化影响的最终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想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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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影响的三个层次相对应,人们对文化的研究也有三个层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属于探索文化影响的第一个层次;跨文化心理学对文化影响的探索属于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层次;而文化心理学的产生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第三个层次认识文化的影响。尽管跨文化心理学对我们理解文化差异与文化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有许多问题并不是它所能解决的,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注意到仅仅重视文化差异,而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不够的。跨文化心理学所假设的统一心智并不是决定人类心理与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人们所经历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些环境基础上产生的独有的特征才是差异的真正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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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主要的领域之外,现在的文化心理学家把主流派的心理学(mainstream psychology)、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和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都看成是文化心理学家族的成员。其中主流派的心理学强调心理的跨文化机制,心理人类学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从档案资料中分析心理问题,而民族心理学则是通过研究单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它反对使用比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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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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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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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过我国台湾学者龙应台写的一篇题为“如果你为四郎哭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几次陪父亲看京剧《四郎探母》为线索,回答了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被许多学者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文化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使个体认识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自己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此而产生归属感。文化也使零散的、疏离的各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作者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用高深的理论去分析文化的问题,但情感的思索和个人经验式的描述,还是让读者体会到了文化的内涵:它是一种使单独个体组成为社会的天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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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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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De Vos和Hippler提出文化心理学这个概念,他们当时主要关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其研究的范畴主要是由文化与人格所决定或影响的人类心理与行为。在这些研究当中,学者们借用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思路,从文化内涵与社会教化等方面分析文化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发现个体的动机兴趣、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等无不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从美国学者Mead对文化与国民性关系的图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如图11-1A:Mead(1953)的观点立足于文化与人格,强调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教养因素。后来,著名的文化心理学者Hsu(1969)对Mead的图解加以简化,并用它来说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如图11-1B,Hsu指出,一个社会固有的文化模式与儿童期的教化经验及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Mead和Hsu等的文化影响模式对文化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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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沿革上讲,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可以被分成以下几个时期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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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70年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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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人们主要关心由文化所决定的人类心理与行为,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当时的文化心理学只是把一般心理学的测量工具与研究程序,运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上面,而致力于追寻那些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的)且天生的中枢加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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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70—8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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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文化心理学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的意义,认为文化心理学源于心理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在文化界定上,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看成是独立于人类心理的客观实在,并且常常把文化客体化和概念化,并试图了解不同文化因素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哪些文化刺激影响或促成了天生处理机制的发展(Berry,1969,1992)。与跨文化心理学的观点不同,这个时期心理人类学者把文化看成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所有具有定型模式的习得行为的总称,这些模式在代与代之间通过模仿而传递。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研究一方面继承和批判了跨文化心理学和心理人类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大大地强调社会文化内容和语言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Price Williams就指出:跨文化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同样重视心理因素与文化母体的联系,而文化心理学正是提供且认同了这两个分支学科聚合的领域。这种聚合一方面迎合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社会心理学对情境的重视也产生了共鸣。另外,在这个时期,文化心理学家对自我的探讨成为人们理解文化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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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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