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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心理学家对爱情的研究对促进人类的幸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人们对这些研究的态度却褒贬不一。1975年，伯奇德（Ellen Berscheid）和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了一笔8.4万美元的研究基金，用以研究浪漫的爱情。该基金引起了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普罗科迈尔（William Proxmire）的抗议，他在参议院极力反对这项研究获得基金资助，他讽刺说这项研究是在欺骗美国纳税人。他发布的新闻公告中声明：“我反对它不仅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坠入爱河是一门科学；也不仅因为我确信即使他们花上8.4万美元或者840亿美元也无法得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结论；我反对它还因为我根本就不想知道答案。……我相信其他2亿美国人都想为生命中有些事情留下一点神秘的色彩，而恰恰我们最不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一对男女会坠入爱河……”他奉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赶紧远离关于爱情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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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论坛报》组织了一次读者投票，结果普罗科迈尔赢得了88%的支持，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不过，这项研究计划也得到了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的支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莱斯顿（James Reston）认为，爱情永远都是神秘的，如果“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为我们从浪漫的爱情—结婚—爱情幻灭—离婚—孩子被遗弃这一模式解脱出来提供一个好建议的话，那么这将成为联邦资金继杰弗逊的路易斯安那交易之后所做出的最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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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这场争论最终以伯奇德和哈特菲尔德推动创立的爱情科学大获全胜结束。为何如此小小的一个研究爱情的建议唤起了如此强烈的负性情绪？一般人认为爱情太重要、太琐碎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对其展开研究；另一些人则认为爱情是司空见惯的，它神圣且高深莫测。尽管有这些争论的存在，心理学家依然开展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鲁宾等人编制的爱情量表对我们理解爱情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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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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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特点是一个好社会应该具备的？自有人类以来，这个问题便存在着。罗马人用美德——比如庄重（gravitas）和诚实（veritas）来刻画整个社会。在他们看来，富裕只意味着有足够的食品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只有社会本身被描绘成和谐（concordia）与平安（pax）才能被看成是一个好的社会，积极的社会关系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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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equity）：社会内的公平交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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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good fortune）：重要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会发生在个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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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justice）：存在合理的法律和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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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patience）：有度过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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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providence）：对未来命运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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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safety）：拥有健康和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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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有六种重要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师生和朋友。孔子的理论没有像罗马人一样详细列举出社会的美德，而只是对好社会进行了宽泛讨论。尽管如此，人们依然仍能够找出他强调的重点——重视社会秩序并强调对社会角色的期望。孔子认为除了朋友关系之外，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师生都存在上下之分。朋友关系中如果出现年长者最后也会变为长幼关系。在每种关系中，只有当上级对下级表现出仁慈和关爱时，下级才有听命于上级的义务。儒家的责任观并没有规定弱者对强者谦卑的默从，而是呼吁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始于家庭关系并最终延伸到国家与公民之间。儒家对礼的提倡可以看作是教导人们要尊重他人，日常行为中所培养的恭敬和顺从不是因为对规则和空洞习俗的盲从，而是出于对他人感受的顾忌。所以儒家关于好社会的观点：如尊敬家长、爱他人、做正确而不是对自己有益的事、践行互惠主义等都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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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三、积极心理学与人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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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课题，所有人都有权享受生活，享受自由，以及追求幸福。告诉我们的孩子、朋友和我们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和所走过的路感到满意。幸福被哲学家们称为没有理由的理由，也是不需要理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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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幸福的含义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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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幸福与快乐等同起来，比如将幸福与吃巧克力和接受爱抚时的快感相提并论。两千年前的哲学家们就非常仔细地思考幸福的意义，并最终肯定幸福的含义要远远超出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阿瑞斯提普斯（BC 435—366）提出的享乐主义原则追求将快乐最大化而让痛苦最小化，并将最直接的感觉满足作为幸福的最终追求。伊壁鸠鲁（BC 342—270）进一步阐释了享乐主义的内涵，认为我们最根本的道德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快乐体验最大化。尽管早期的基督教哲学家谴责享乐主义，认为享乐主义与人类“弃恶”的追求不相符，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比如托马斯·摩尔（1478—1535）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人快乐，只要这种快乐中“人为”的方式不要太多。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哲学家休谟将享乐主义原则作为“功利主义”的基础，而功利主义被引入到心理学中，作为心理分析以及其他除了极端的行为主义以外所有心理学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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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享乐主义立场不同的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论”，它强调人们要对自己的内在自我保持真诚，真正的幸福是认同自己的美德、并培养他们，与道德和谐共存。亚里士多德认为享乐主义者所倡导的感官快乐是庸俗的。与此相似的观点同样也是许多当代心理学理论的基础。比如罗杰斯的“功能完善人”概念、马斯洛自我实现概念，Ryff和Singer心理幸福感概念，Decision和Ryan自我决定理论。幸福论所强调的是人们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将这些能力应用到伟大的目标上——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他人或者人类的幸福。在当代社会，对于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同样被人认为是获得满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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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幸福可以超越快乐成为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指标。彼得森等人用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最终都发现凡是以幸福作为最终目标的人，都比那些单纯追求快乐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无论是在成年人的哪个年龄阶段，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美国人、加拿大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结果都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说享乐主义就与生活满意感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说在同等条件下享乐主义比幸福论对于长期幸福的贡献要小一些。所以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底线就是至少要有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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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大学心理学家Lee Anne Harker和Dacher Keltner（2001）分析了位于奥克兰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1958年和1960年纪念照中的114张照片。这些照片中只有3个年轻女性没有笑，其他人都面带笑容，尽管笑得不一样。研究者以照片上的人眼睛周围肌肉收缩的程度作为指标，评价被试表达出来的幸福，对这些纪念照上的笑容采用10点计分，平均分是3.8。Harker选择照片上的女性参与一项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在毕业纪念照中的笑容能够预测以后的幸福。那些在年轻时表现出积极情绪的女性，很有可能在她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这种积极情绪，在中年的时候会有更好的婚姻。至少人们可以说，如果你仔细看看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快乐，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谁会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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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研究则分析了修女们写的自传文章中的与情绪相关的内容。早在1930年，一所修道院的女院长要求每一名修女写一篇关于她们童年、所在学校、宗教体验以及为何加入修道院的自传回忆。这些回忆仅有几百字，就和我们平时所写的个人陈述一样。修女们所写的简短回忆在被人读过之后很快就被搁置一旁，尘封了几十年。修道院的虔诚信徒们将自己奉献给一项科学研究，帮助研究者破解老年痴呆症的谜。修女们将自己的生活、回忆记录和大脑向研究者开放，修女们在死后接受尸检，以诊断她们是不是患有老年痴呆症。为什么选择修女做这个研究呢？是因为修女是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稳定的：收入、饮食、教育、卫生保健情况、生活习惯以及很多方面，因此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可以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条件下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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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大学Deborah Danner、David Snowdon和Wallace Friesen（2001）三人阅读了180名在1917年前出生的修女的文章，并且对于这些文章的情绪内容进行打分。打分的依据很简单，就是分别记录出现过积极情绪词汇和消极情绪词汇的句子的个数。例如修女1写道：“我出生于1909年，9月26日，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我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我过去一年的候选期是在修道院度过的，在修道院学习化学和拉丁语。享受着上帝的仁慈，我想要竭尽我的所能为教会服务，传播主的旨意，追寻献身。”修女1的大部分是描述性的，而且从情绪上来看是中性的。修女2的描述则不同，她写道：“承蒙上帝的恩赐，主让我的人生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顺利……过去的一年我作为候选人在圣母院学校学习。这段日子是非常快乐的。现在我热切的期盼着穿上姐妹们的短祭袍，并享受与圣爱同在的生活。”她的描述充满了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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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约有40%的修女死去了。研究者分析了60多年前写的这些文章中所带有的情绪化内容是否与寿命有关联。结果发现积极情绪与寿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而负性情绪内容则没有。那些快乐的修女（前25%的修女）比那些不快乐的修女（后25%的修女）要多活10年！甚至，这比一个人是否吸烟会产生的大约7年左右的寿命差异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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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与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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