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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几乎没有人能通过艺术作品认出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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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比较的基准，我还测试了《蒙娜丽莎》《星夜》和《格尔尼卡》这三幅画。大多数人能够把它们跟达·芬奇、梵·高和毕加索联系起来。不过，发人深省的是，有近1/5的人未能说出《蒙娜丽莎》的作者。《蒙娜丽莎》的形象一定很熟悉，但知道是谁画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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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常常对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所获得的关注和大把钞票表示悲叹，据说，他们在普通公众和亿万富翁那里都大受欢迎，但在具备品鉴力的观众心中就没什么地位了。实际上，如果说认知度是人气的先决条件，那么，昆斯和赫斯特并不怎么受欢迎。只有1/5的人能认出昆斯是《气球狗》（Balloon Dog）的作者，只有1/10的人能把赫斯特跟《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作品内容是一只虎鲨悬停在甲醛当中）联系起来。近3/4的人毫无头绪，选择了“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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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的严肃性毋庸置疑，而只有11%的人知道琼斯是经典作品《国旗》（Flag）的作者。在这些人之外，其他艺术家的辨识度更是一路下跌。卡拉·沃克（Kara Walker）和装置艺术《黑人的形象绘制在我前往南方的路上》）、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无名影片截图》（Untitled Film Stills）系列中广为流传的一幅照片、克里斯托弗·乌尔（Christopher Wool）和《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还有爱德华·鲁斯查（Ed Ruscha）和《火中加油站》（Burning Gas Station），几乎没人能对得上号。这些著名艺术家识别度的差异，已经不具有统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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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现象是，某些错误选项的选中率比正确答案的还要高。有更多的人乐于认为《国旗》出自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而非琼斯之手；是安妮·莱柏维兹（Annie Leibovitz）、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或者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拍摄了舍曼的照片（那可是幅自拍啊）；是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创作了鲁斯查的《火中加油站》。这显然是视觉领域的“丘氏漂移”。在大众心目中，当代艺术全都可以安插到几个鼎鼎大名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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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结论：公众的智慧不适用于当代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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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提到发音在商业环境中的重要性。在文化聚会上，同一个问题带来了一套等级制度。要是有人把安德烈·吉德（André Gide）的姓发成了“杰德”（Jide）或者“盖德”（Guide），那么，不管他的评论多么理性，也没几个人会认真对待了——Gide的发音是“Zheed”，只有大约11%的美国人知道。就像一位博主所说，吉德是个“口令之名”，“高高在上者用它来判断不如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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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化名人的名字有很多都是大多数公众无法准确发音的。哪怕是英文名字也有麻烦。有3/4的人不知道约翰·凯恩斯的“Keynes”发音是［ke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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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名字的错误发音太普遍了，以至于出现了半官方的“美国式”发音，在名人的母语里虽然不完全正确，却成了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的标记（见图11-6）。广为接受的美国式发音包括“理查德·佛格纳”（原文按美国式发音写成Richard VOG-ner，正确发音应为“瓦格纳”）、“米歇尔·福寇”（Michel Foo-COE，正确发音应为“福柯”）、“伊恩·兰德”（Ine Rand，正确发音应为“艾茵”）、“马塞尔·普柔斯特”（Marcel Proost，正确发音应为“普鲁斯特”）、“瓦恩·米劳”（Wahn Me-ROW，正确写法是“Joan Miro”，发音为“胡安·米罗”）、“尤汗·沃尔夫冈·冯·哥图”（YO-han Wolfgang von Gertuh，正确发音应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W. E. B.杜伯海斯”（W. E. B. Duh-BOYZ，正发发音应为“W. E. B.杜波依斯”）、“保罗·克莱”（Paul Clay，正确发音应为“保罗·克利”）和“莱昂哈德·奥耶勒”（Leonhard OY-ler，正确发音应为“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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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这些文化名人的名字你可能发错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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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些名字的发音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如同能恰当拼读商务词汇与高收入有显著相关性一样。正确的发音还跟使用苹果操作系统有关联，但跟年龄和性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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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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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文化素养方面“作弊”也很容易。以电影和电视节目为例。如今，电视剧很容易连续观看，下载电影也十分便利，“剧透”这个概念，以及体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到底意味着什么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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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调查的人里，大多数都知道《惊魂记》里的连环杀手是诺曼·贝茨，他打扮成自己亡母的样子；《人猿星球》其实就是地球；达斯·维达（Darth Vader）是卢克·天行者的父亲；在整部《第六感》当中，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角色都是个死人。几乎40%的人知道《搏击俱乐部》里布拉德·皮特扮演的角色是爱德华·诺顿这个不可靠叙述者的多重人格投射。大约35%的人知道《公民凯恩》的玫瑰花蕾是雪橇。30%的人知道《哭泣游戏》的女主角是个变性人。超过20%的人知道《普通嫌疑犯》里的凯文·斯派西就是凯撒·索泽；第1版《13号星期五》的剧情与《惊魂记》颠倒了，杀手不是杰森而是他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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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没有人知道《记忆碎片》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证据是只有13%的人支持影迷们广泛接受的解释：失忆的伦纳德已经干掉了杀死他妻子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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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有多少人知道上述电影的剧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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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表面上看似不高，却说明了美国人有多么擅长假装具有文化素养。按票房数字进行粗略的估计，大约只有10%的美国人看过《帝国反击战》，2%的人看过《哭泣游戏》，1.2%的人看过《搏击俱乐部》。这是影院观影的比率。有人看的是视频和电视，能够相应提高观影比率，但也有粉丝会反复观看，观影比率又会稍有下调。不管怎么说，我调查中给出正确答案的绝大多数人，必然没有看过电影。可剧透就在那儿，就在我们呼吸的文化空气里。它们在软性饮料纪念款杯子上，电视节目的戏仿里，在网上评论区里，以及其他二手、三手，甚至第N手资料来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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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媒体的碎片中拼凑出对或高雅或低俗的文化的理解，这种能力兴许是一种有价值的技术，也是一种我们都在逐渐掌握的技能。小说家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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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几周，我妻子就会提到读书俱乐部正在阅读的最新图书，不管那是什么书，也不管我是否读过，我都能对它发表一番意见。我的依据是什么呢？嗯……完全来自……什么呢？通常，这些书，我连书评都没读过，可我却能自由自在地像谢丽尔·史翠德（Cheryl Strayed）那样滔滔不绝，又或者像埃德维奇·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那样克制地煽煽情。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尘埃，都是我从以太网收集来的——现实点说，我是从各种社交媒体上收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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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兰格·诺尔斯（Solange Knowles）对Jay-Z发动电梯袭击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看TMZ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视频，因为它太长了——但我浏览了足够多的微博，得知是诺尔斯删除了自己Instagram上姐姐碧昂丝的照片。这一季《权力的游戏》和灵床旁的强奸戏是怎么回事？我不看这部剧，但我已经浏览了Vulture.com的剧情简述，我本打算说这太亵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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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知道这么多，其实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事儿变得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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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假装出来的文化素养是否足够好呢？深入认识我们文化重视的一整套观念、图书、画作和电影，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