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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科学素养加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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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汉的图表让人深感不安。我们原本以为，无知的人有可能会相信各种疯狂的事情，而知识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相。要是所有人都具备科学文化素养，世界就会变得更和谐。卡汉的研究对这种乐观情绪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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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仅出在理性无知，还源于一些更深刻的理由。要使人们在推动公共政策的科技问题，如气候变化、网络中立、干细胞研究和转基因生物上达成共识，光了解事实还不够。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审查这些事实，积极为自己相信或怀疑的立场寻求相关的证据。这不是普通公民有时间或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和公众一起在伪装自己的观点，卡汉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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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风格会带来集体的灾难：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公民观点越是多元化，在科学证据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这些科学证据是保护公民免受伤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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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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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匮乏的人不仅掌握的信息少，也不像消息灵通的人那样乐于思考。可他们又认为自己知识丰富，喜欢固守自己的观点。由于无知和思考不足是大多数人的不良习惯，公众的智慧就达不到理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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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担忧古已有之。1787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警告说，普通美国人对指导这个国家的政策太不了解。他写道：“有必要成立民选的公民机构，通过它传达政策，改善和扩大公众的视野。”这些民选机构包括国会和选举人团，它们负责选民们无法承担的学习和思考工作。这些机构将判断如何更好地代表公众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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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的共和主义理想没能预见美国选民持久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未来的科技会怎样助长民粹主义情绪。例证之一就是本书的研究基础：民意调查正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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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胜利的余晖中，盖洛普又公开做了一些颠覆性创新者通常爱做的事情。他将自己的全新产品打扮成了传统模式的回归，只是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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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英格兰市民大会的设想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日报的大规模销售，全民普遍使用无线电广播，选民抽样调查技术的发明，这些都带来了一种新的途径可迅速判断公众对时事辩论的反应。因此，这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召开市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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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喜欢说唯一有效的投票就是投进票箱的那张票，但没有哪位政客有真正的理念。民意调查数字变成了自圆其说的语言。它们制造出一种必然性（或徒劳感），塑造出那些筹集资金、现身投票站和赢得选举的人。媒体民意调查无处不在，对直接民主点赞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都在鼓励人们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投票。和麦迪逊的时代一样，我们为上流酒会投票，为真人秀参赛者投票，还为法律投票，但缺乏的是关注度和辨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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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者认为无知的选民永远不会“明智”。他们的潜台词是，这样的选民既缺乏知识，又缺乏相应的心智能力。但有证据表明，只要获得机会，再顺势一推，信息匮乏的人就能够学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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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宁和克鲁格的研究对此做了证明。在进行了一轮逻辑测试后，他们带回了几个得分最低的受试者，给他们上了一堂逻辑推理突击强化课。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受试者不光改善了逻辑技能，还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经过辅导，每一位受试者对自己在最初测试里的表现有了更为现实也就是更低的评估。“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一种方法就是让他们获得学习能力，”邓宁和克鲁格写道，“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旦他们获得了意识到自己无知的认知能力，他们也就不再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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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应对理性无知、达克效应和扭曲的心智地图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叫作协商式民调。1996年，得克萨斯州的几家电气公司带着问题联系了时任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的詹姆斯·费什金（James S. Fishkin）。一项新规定要求公用事业公司在进行新建发电厂规划时必须咨询客户的意见。这些企业面临两个大麻烦。第一，是强调环保，还是推进新工厂的建设？第二，是建造化石燃料工厂，还是建造对环境更友好，但造价更昂贵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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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得克萨斯州的电气公司曾就此类事务召开过公众对话会议。他们其实早就知道情况会怎样。到会的有一群环保人士，一群否认气候变化的人，还有一群气愤的客户，会议一到关键时刻这些人就勃然大怒。自由派、当地居民、商会组织、民间环保组织等都会派人参会，只是少了“真正的人民”。有人怀疑，组织有序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本不会替他人讲话。其实他们互相敌对，互相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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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办法是做民意调查。但缺点是，为了满足调查人员的要求，受访者会当场发明出许多“民意”。政治学家乔治·毕晓普（George Bishop）对此做过验证，他询问人们是否支持废除《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Public Affairs Act of 1975）。实际上这部法律根本就不存在。但有30%的人上了当，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毕晓普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更大可能随意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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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能源企业产能的问题复杂枯燥，技术性很强。煤电厂的经营成本跟风力发电机组的成本各自是多少？对电费、环境、经济发展有些什么影响？公众的意见其实都是理性的无知。民调的提问通常很简短，结果往往取决于提问的措辞。很多人只听到诸如“可持续性”和“自由市场”等政治词汇，对讨论的实际议题没有过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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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行的做法是小组讨论。把一小群真正相关的人召集起来，坐在桌子旁坦率地表达担忧和意见。在这样的形式下，电厂方面可以介绍背景情况，小组则做出针对性的讨论。但小组讨论的规模太小，没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且，讨论容易被一两个自以为是的领导者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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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公司看中了费什金1988年介绍的一套替代方案。费什金称之为协商式民调，“设想是找出人们在真正有机会思考时会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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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民调指的是在民意调查之后跟进一轮类似市民会议的大型小组讨论，并对相关事务进行突击式培训。在会议结束后，讨论小组重新回答最初在民调里提出的问题。这种方式的要点在于考察受访者在接触了事实和各方观点之后，意见是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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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州电力公司认同费什金的想法。他们出钱进行了最初的民意调查，并将一部分参与者送到达拉斯酒店集体协商。参与者拿到了利害相关各方撰写的与议题有关的事实清单。每一方都可以提交符合本次讨论的事实和论点。就像开会一样，参与者们在仲裁员主持的小组讨论上碰面，接着在全体会议上向官员及其他各方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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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先的民调中，有52%的人表示愿意为可持续能源支付更高的电费。小组讨论结束后，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4%。愿意为环保措施支付额外费用的人也从43%提高到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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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民调数字是“真实的”，是第一次的，还是会议之后的？其实两者都是真实的，但它们衡量的情形不同。经过协商的观点更为理性。